王莹与郁达夫、王映霞的交往

    1927年冬，王莹来到上海，次年秋，经友人介绍，加入了中国济难会，并住进机关，与另外两位女青年一起照看门户，收发文件，传递书稿。当时，太阳社的阿英、郁达夫等人，正在为济难会编印文艺性刊物《白华》，主要撰稿人有楼适夷、杜国庠、孟超、杨邨人等。郁达夫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些青年作家经常出入于济难会机关，王莹常常与他们谈天说地，受到很多教益。她后来走上左翼戏剧电影之路，并写下大量文笔优美、感情真挚的散文、小品，与得到最初的思想和艺术滋养是有着密切联系的。由于她年龄小，只有十四五岁，便自称“太阳社的小妹妹”。一个枫红桔绿的深秋傍晚，王莹和友人拜访了郁达夫。当时，郁达夫和妻子王映霞住在赫德路(现常德路)嘉禾里1443号。在自己的偶像和长者面前，王莹竟有些局促不安，不知该说些什么，寒喧之后，即起身告辞。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王莹随上海救亡演剧二队，一路演戏宣传，来到武汉。这时，郁达夫在三厅担任设计委员，王莹同郁达夫、王映霞见面机会就多了起来。1938年4月中旬的一天，在欢迎反战作家鹿地亘夫妇的茶话会上，王莹和王映霞相见了。此后，王映霞常从武昌渡江到汉口来到王莹住处，“找她谈话，散步，喝茶”。谈兴浓处，警报、炸弹、流亡中的烦恼和困苦，统统丢到九霄云外。郁达夫经常要上前线，从前线返回汉口，总有机会和王莹相见，在一家名为“美的”咖啡馆开放冷气的客厅里，谈文艺，谈战事，谈前线，谈祖国的未来，爱国、卫国是中心话题，忧虑处愁肠百结，自信中豪气干云，增进了彼此友情。

    1939年9月下旬，王莹带领三名女队员抵达新加坡，为募捐演出活动进行准备。比她早一年来到新加坡的郁达夫，正在主持《星洲日报》副刊《繁星》。他得知王莹的住处后，就同王映霞一起去看望。并于10月2日在《星洲日报》上发表了《再见王莹》一文。郁达夫觉得王莹又老成了许多，“不敢再以从前对一位娇羞的小姑娘那样的态度对她了”，赞誉王莹“在这一个大时代里，已经找出了她自己的所应走的路，而且她已经尽了她国民一分子所应尽的责”。王映霞同王莹的相见，更加情深意长。武汉分手后，王映霞一直关注、挂念她的行踪，王莹抵新后，王映霞刚从马六甲回到新加坡，连坐五个小时的汽车的劳累，疲倦，竟一扫而光，匆匆又赶到王莹住处，两人终于相见。离乱中故友重见，紧握着手，满屋子人静静地看着她们，谁也找不出第一句话应该从哪里说起。王映霞10月4日在《星洲日报》上发表了《我与王莹》一文，她说:“我会见过不少有名的夫人，有名的小姐，红明星、女文人、女战士，却从来没有感觉到有谁是完备得有像王莹那样的才智和丰神”。由衷的崇敬和赞美溢于言表。

    王莹抵新不久，积极参与当地的抗日宣传活动，3月初，她辅导并亲自参加华侨中学的演出，演出了《反纳粹》、《放下你的鞭子》等。郁达夫观看之后，在1940年3月10日《晨星》上发表文章《看王女士等的演剧》，赞扬王女士的演出“确已达到了话剧所能达到的最高度”。1940年5月之后王莹、金山向新加坡华民政务司提出组织演出，募捐全部用于救济英国难民，得到了批准。5月17日、18日，在新加坡大钟楼维多利亚戏院，王莹、金山等演出了话剧《塞上风光》，报纸发表了多篇剧评加以赞扬，郁达夫在18日的《星洲日报》上发表了《<塞上风光>之演出》，称颂“王莹女士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在剧坛上，是可以树起一帜的了”。此后，王莹、金山组建了“新中国剧团”，在新加坡、马来亚各地巡回演出，前后达半年之久，义演27次，大小80余场，筹款全部由南侨总会汇回祖国支援抗战。由于日本特务的破坏，加上英国殖民当局的阻挠，剧团被迫解散，金山、王莹先后返回了祖国。不久，日寇侵占了新加坡，郁达夫最终被害，王莹与郁达夫一别竟成永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