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的代际差异

    我拿不准洪晃是否21世纪中国期刊出版人新世代的代表，称她为其中之一员，总不会差驰太多的，尽管我一时也难以确定中国在加入WTO后是否真的涌现了一个期刊职业出版人新世代。这个新世代除了裹挟境外资本，多年浸淫国际媒体运作规则外到底还有其他哪方面的特征？观察新世纪期刊现象稍一深入，则不难看到他们或深或浅，或隐或显的身影。如许困惑，应该说是解析21世纪中国期刊历史发展的难题之一。

    十年前，海南出版社出版了洪晃写的《我的非正常生活》，书名肩题为“出版人洪晃传略”。

    作为出版人的传略，作为出版人洪晃的传略，到底该如何评价，我说不好，说不准甚至不想去说去评价。我在给学期刊出版实务的学子或友朋开列参考书时，总不忘推荐此书。我曾在北京印刷学院给编辑出版学专业的本科生多年开设期刊策划导论课程，1997级一选课学生在课程结束时跟我说过一句话：对于初学期刊的学子而言，做得不好的期刊比做得很好的期刊更有价值。道得此语，可见悟性，该学生后来留校成为我的同事。

    洪晃女士作为出版人曾出版《I look 世界都市》《乐》和《Seventeen 青春一族》等杂志。她同事王勇记下了她们一起编辑《I look 世界都市》的一个细节：

    对于已经制定出来的编辑流程是要坚决执行的，对于胆敢违反规定的编辑洪晃总要当众与她理论一番，这样几次，编辑部的规矩就神圣起来，即使有些不尽合理，可总比没有规矩要强。有一次，两个编辑交稿没有交全，好像是为了赶流程进度，先把文字交了，图片没有交。洪晃就在我的身后与她们理论起来：“有这样的吗，交一半的稿就算交了，你们做爱也做一半吗？你们肯定不干。”当时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可回头看两个妹妹都从容自若，面无难色，我自己知道少见多怪了。（洪晃：《我的非正常生活》第64页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

    “洪晃出身名门不假，而她的离经叛道，非传统的生活道路也是确确实实的”，洪晃母亲章含之先生曾这样评论洪晃（见该书封面）。上段转述的编辑部故事，是否简单而粗暴，或许可以质疑，由此看洪晃作为新世代期刊出版人的非传统反传统，倒“也是确确实实的”。

    2002年我曾执行主编一本年刊，好不容易把这刊的创刊号做出来后，我打退堂鼓了。2003年版勉强让挂了个副主编，编2004年版时则因科研任务压头，与编辑部主任办刊思路、工作作风不契，徒挂虚名也坚决不允了。这让年过七旬的老主编非常为难，他几次与我商量编辑计划及执行方式，我既不上心，也不回应。如此迂回劝勉几次后，他说了一句：这年鉴是你提议创刊的，现在你中途不管，甩手交给我这个老头，很不仗义。当时，我听了不吱声。第二次他跟我单处时又重复了这句话，我还是没有吱声。过了十年再回想往事，那句话是这位长者，这位期刊界前辈对我说得最重的一句话了。

    因为年龄等方面原因，那位前辈也已于两年前卸任那年刊主编，看洪晃书，由“非传统”我倒想起他来，他出身于诗书之家，建国初期在一著名学府接受高等教育，后又在该高校执教多年，作为传统编辑未必典型，作为传统文人倒是非常典型的。由两事联想两人未必恰当，以此管窥21世纪初叶期刊人的代际差异呢？

    21世纪初叶传统期刊人与“非传统”期刊人共存共荣则是可以略备一说的。如果说两人两事均为极端之个案，不具代表性，那21世纪初叶传统期刊人与非传统期刊人之共生共荣，则纯为假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