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天禄琳琅”的神秘面纱

    近年来，收藏逐渐成为一个社会热点，很多人也因此而热议“盛世藏书”。但是不是只有盛世才利于藏书，其实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过，说到盛世藏书，就不能不提到清代乾嘉时期的“天禄琳琅”藏书了。

    乾隆一朝，是中国古代宫廷收藏的鼎盛时期，在乾隆四年的二月，弘历亲笔题写了“天禄琳琅”的匾额和联句。九年，正式下旨清点宫中藏书，又选择其中宋元明本中的善本，移储于乾清宫东侧的昭仁殿中。到了乾隆四十年，弘历便命于敏中、彭元瑞等人，为这批藏书编成了一部目录——《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十卷，并收入《四库全书》之中。但这部分藏书很不幸，在二十多年后的嘉庆二年秋天，被乾清宫大火殃及而付之一炬了。不过，仅仅七个月之后，由原来的主编之一彭元瑞主持编纂的《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即已问世，新的“天禄琳琅”藏书，也在昭仁殿再次建成。《天禄后编》所收这部分图书，实际上就是一般所说的“天禄继鉴”了，虽屡次遭逢兵燹战祸及动荡时局，竟然大部分都安然留存至今。

    2013年1月24日人民网报导：“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冯明珠一行23日在北京参访国家图书馆，向国图商借《天禄琳琅书目》的部分书籍，以促成年内在台湾合璧出版并展出。”报导中还引述冯明珠女士的话说：“希望台北故宫和北京故宫、国图一起合作，把天禄琳琅的联合书目编出来，进而做出图录、书志，最后实现再造古籍。让这批分别典藏于两岸的书合璧出版，对整个文化界是莫大的贡献。”台北故宫的这一举措，不仅彰显了两岸文化合作的广阔前景，更使得“天禄琳琅”这一中国古代最大的宫廷善本收藏为更多人所关注。

    “天禄琳琅”历来受到藏书家的珍视。自清末开始，随着社会的动荡，清宫藏品陆续流散到外面，因此也就产生了很多伪冒现象：有人在普通本上加盖伪造的皇宫藏印，冒充天禄旧藏，以抬高身价（这种现象，不仅在公藏单位的藏书中时有所见，在各大古籍拍卖场上，也是频频出现）；或是与前面做法恰好相反，将真正天禄藏本伪装成普通善本（这种伪冒都发生在清末民初，宫里太监将书偷运出宫，书贾裁去前后副叶的天禄诸玺，以消弭窃书证据）。因此，如何鉴别天禄旧藏？“天禄琳琅”的形成和内容如何？书目的影响如何？其著录方式及成果是否能够起到一种典范作用？诸如此类的问题，无论是对于这批善本收藏的研究，还是对于包括冯院长所倡议的天禄展览合璧及天禄再造，都是极有关系的。遗憾的是，从《天禄琳琅书目》问世至今，已经过去了二百多年，对于这些问题，虽有局部研究，但整体上的把握仍远远不够。不过，这一局面现在已经得到了彻底改观，去年面世的刘蔷博士《天禄琳琅研究》一书，对这些问题，都做了极其精到的研究与阐明。

    刘蔷博士的《天禄琳琅研究》一书，力图对于整个天禄琳琅藏书及《天禄琳琅书目》进行全面的研究，不仅应用版本学、目录学研究方法，而且以严谨的学风，力争在对相关资料涸泽而渔的基础上，进行扎实地文献考证。纵观全书，其内容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是清宫天禄琳琅藏书研究，包括这批善本特藏的建立原因、来源、特征、焚毁、重建、数量、典守、利用、维护、流传、散佚等基本问题；另一部分则是对于前后两编《天禄琳琅书目》的研究，包括目录的编纂、时代背景、体例、成就及其影响等等。作者在充分考查存世书的基础上，将目录所言与书的实际版本相互对勘，得出整部《天禄琳琅书目后编》版本误判比例高达三分之一、而宋元版部分更是几近三分之二的结论。

    根据作者的研究，我们得知，《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前、后二编，创造性地模仿了书画鉴赏著录的体例，对善本图书的著录，完全以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方式予以记录，从而突出这些藏书非凡的文物价值，并由此创建了我国版本鉴赏目录的基本程序，对当时以及后世的书目编纂、版本著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与同时代另一部官修目录《四库全书总目》“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旨趣不同，《天禄琳琅书目》的编排、著录都是以版本为中心的，呈现出“考订版本，辨析源流”的鲜明特色，成为清代版本目录的典范之作。《天禄琳琅书目》中所体现的版本学成就，更是直接开启了清代版本学研究的兴盛发达。这部书目是中国封建社会公藏珍本书志空前绝后的杰作，具有特殊的研究意义。尤为可贵的是，《天目后编》与所录诸书并行于世，是现存唯一一组可以互为印证的书、目大宗材料，对版本学、目录学以及藏书史的研究都极具价值。但是由于存世的天禄旧书星散世界各地，严重影响了对它的整体认识，致使许多基本问题在过去都是语焉不详。这与同时期出现的另一部清代官修书目《四库全书总目》的研究盛况相比，反差极大，亟待改变。

    通过三年多的广泛调查，刘蔷博士凭借一己之力，全面揭示了天禄琳琅书的存世状况，得出《天禄后编》书十存其九这个令人兴奋的结论。作者爬梳整理了清中期以来的公私藏书目录，检寻藏书家书志、经眼录及书话中的有关记述，逐一核对、条记民国以来清点结果，仔细翻检已出版的海内外图书馆古籍善本目录、善本书影与《中华再造善本》、首期至第三期《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等，利用一切可资检索的资料，搜寻天禄书存世的线索。最为难得的是，作者用实地调查的方式，遍访海内外藏书之所，努力一一目验原书，记录现藏何处，判明版本，详记各书版本特征及递藏授受，还对照《天禄琳琅书目》记载，分析版本鉴定失误原因。在几十万字访书记录的基础上，作者完成了一份《天禄琳琅书目》所收书的流传存佚一览，包括书名、卷数、实际版本、收藏地点、残存卷数、册函数诸项内容，以及存世和曾有前人经眼之著录书的版本知见录。也就是说，前述冯院长所希望的“把天禄琳琅的联合书目编出来”的愿望，实际上已经被作者加倍实现了。

    作为一名古籍相关方面的从业者，我个人特别关注的有两点，一是作者确认这些天禄旧藏的努力。书中作者谈到：“对天禄琳琅书现存情况的调查过程是异常艰辛的。原因一是这批书星散世界各地，台湾所藏者超过半数，两岸睽阻，往来不便；二是宋元版比例很大，无论公藏、私家，都视为一等善本，限于珍本保护原则，调取查阅极为不易；第三，众所周知，《天禄琳琅书目》版本著录多有讹误，题为宋版，或许只是元版、明版，乃至清刻本，甚至抄本；而题为明版，实为宋版、元版，亦时有所见，版本内情颇为复杂，根本无法依靠《书目》所题版本按图索骥，这也是限制其研究无法深入具体的重要原因；第四，从清末至建国初期，天禄琳琅藏书由宫廷流入民间，几经辗转，与国家共同经历了最为动荡纷争的一段历史时期。当年存放在一处宫殿里的图书，如今散落各方，很多都是身首异处，其间经历大都辗转曲折。有些书合二家、三家所藏，尚能拼为完璧；而有些则一部书分藏多家，各家均是残帙，大大增加了核对、比勘之功。”关于天禄琳琅书的存世状况，通过书中收录的“海内外现存天禄继鉴书分布、数量、版本统计”及“天禄继鉴书存佚状况、版本实情”两份一览表，我们可以清楚地知晓目前这批藏书的详细状况，结合本书后记，作者辛勤追索之功，相信会令每一位读此书者感叹不已。

    另外一点就是，关于如何鉴别天禄琳琅旧藏，作者将亲身实践中所领悟的经验与体会金针度人，一一与读者分享。这些经验与体会，落实在文字上，或者不过短短数百字，但其中蕴含的辛劳与眼界，却是非曾经三味者不能体会。如1959年北京故宫拨交北京图书馆的205种天禄琳琅旧藏图书，至今有三分之二尚未编目，这个结论是作者以一个普通读者身份调阅国图全部相关善本微缩胶卷后得出的。版本鉴定，以我的愚见，越是罕见的版本，越是需要以原书上手，细细考核。但因形格势禁，作者仅仅只能就胶卷所见之影像来进行甄别判定，其间难度和工作量之大，实在有不可为外人道者。自1995年中国嘉德公司春季拍卖会上出现第一部天禄旧藏《欧阳文忠公集》，此后不断有单册、残卷天禄书现身民间。存世天禄书的种种线索，被作者敏锐地捕捉到，又化为准确的学术论断体现在此书中，使得本书兼具版本目录学教本的意义。对于古籍版本的目验鉴别，说来容易，而奔波劳顿之辛苦，精力心血之耗费，不言可知，从中反映出来作者对于学术的挚爱与钻研的毅力，实在值得我们从业者所追模。

    总之，《天禄琳琅研究》一书中，既有历史事件的钩索，又有文献的辨析。不仅为我们揭开了过去蒙在“天禄琳琅”藏书上的神秘面纱，而且以非凡的毅力，深入探索了有关“天禄琳琅”藏书和《天禄琳琅书目》的种种问题。作者希望藉此努力，能够引起世人对天禄琳琅藏书的更多重视。台北故宫与国家图书馆的“天禄琳琅”合璧展、天禄书影印再造，无疑正是对作者这一研究和期望的积极呼应。值得关注的是，作者表示，她还将沿着现有研究思路，继续《天禄琳琅书目》中的“印刷史、藏书史内容”、“考证与辨伪”、“天禄琳琅藏书与《四库全书》之编纂”几个专题的研究，以期形成一个系统、全面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将整理出全部访书记录，以解题形式发表出来。这实在是一个好消息，且让我们拭目以待她的新著早日问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