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研究”应更多地纳入到学术史范畴中去

    学术气候在近二十年来发生了很大变化，从1993年到2013年，人们的心情更平静了，情绪更少了，不趋极端了，意识形态色彩更淡了。当《文史哲》杂志2006年初开办“疑古与释古”专栏时，不止一个作者谈到同一个问题：批评“走出疑古时代”主张的文章发不出来，尤其是在北京发不出来。而拒绝支持“疑古”的声音，也就意味着轻视乃至于抹杀顾颉刚和古史辨派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这种情况现在恐怕已经不复存在了。

    这里，我还想探讨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前许多年，海内外实际上也有许多人在研究顾颉刚先生，但主题几乎均是在“思想史”范围内，像王汎森的《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彭明辉的《疑古思想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和陈志明的《顾颉刚的疑古史学——及其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意义》等等，均是如此。这的确是一个很不错的研究分析思路：把古史辨派置于“五四”反传统的大背景下，毫无疑问是有道理的。

    但探讨思想史路数的顾颉刚或古史辨派研究，不是我这里所要谈的重点。我的问题是，前些年人们为何会不约而同地回避学术史上的顾颉刚和古史辨派？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我在这里首先要强调指出的一点是：当年顾先生搞古史辨时，从主观上讲，他绝不是要以此介入当时思想界的激烈斗争，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便一再声明：他的所有工作是摧毁假的上古史，建设真的上古史。而且他的所有探讨均以材料为根据，跟着证据走，甚至过分实证主义化了。这也就是说，他自认为自己是在进行学术探讨，而不是在作思想探讨。我们首先应该探讨的是学术史上的顾颉刚，而非思想史上的顾颉刚，因为顾颉刚所追求的是在学术史上留名而不是在思想史上留名。

    从顾先生在世到他逝世后的一段时间内，人们所给予他的肯定和批评都是从学术史上来进行的，如胡绳先生说顾先生把古史辨导向了古书辨，余英时先生认为顾先生创造了古籍整理的新范式等等，都是在知识增长的意义上来进行的。

    海内外学界从思想史角度来研究顾颉刚大多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人们在这样做的时候，顾颉刚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已变得岌岌可危：不但摧毁上古史不对，古籍整理也乏善可陈，甚至还搞了冤假错案，在这种背景下，哪里还有什么学术史上的顾颉刚呢！

    我感觉《顾颉刚全集》的出版，让人们真正认识到了顾先生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仅从中国史学史上说，我个人认为古史辨运动是中国史学史上的史料批判运动，类似于西方兰克之前的尼布尔对古希腊罗马史料开展的系统审查。而这一地位的最终辨明，取决于另外两项学术活动的开展。

    其一是故事编排与古籍整理，直到现在，没有人对这一课题作出探究，——古史辨派究竟在古籍整理上做了哪些工作，这些工作当中的哪些至今还能站得住脚，哪些已被证明站不住脚，“层累造成”的治学门径究竟有无意义？事实上这个工作不是很难做到的。

    其二是古史辨派与今文经学的关系，这个话题更敏感，也更带根本性，最值得探究。这其中的关键是如何认识今文经学，特别是其中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如此具有批判意识的顾先生一生笃信《新学伪经考》，非常值得关注。我感觉我在其中发现了一个问题：《新学伪经考》对《史记》的某些记载上的怀疑是一回事，《新学伪经考》对被它怀疑的现象所作出的解释是另一回事。现在，自《新学伪经考》以来，人们把这两回事混为一谈了，甚至以后者取代了前者。

    河间献王发现古文经书，为何《汉书》上有记载而《史记》缺载？孔安国发现孔壁经书也存在同一情况，即《史记》、《汉书》记载不一。类似的问题《新学伪经考》揭露了很多，而康有为作出了两点重要解释：一是托古改制，二是遍伪群经，为王莽代汉服务，由此搅动了晚清学坛。这里事实上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康有为的发现对不对，是不是问题？二是康有为对这一发现所作出的解释能不能成立？直到现在，除了顾先生承认康有为的发现有价值外，学术界罕见有人再考虑此一问题。康有为之后，学界的焦点全都集中在遍伪群经和托古改制上，岂不知这只是康有为的观点而不是康有为的发现，包括钱穆先生也是如此。而现在，我们应该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康有为的发现是否有道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