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扣店里的中国

    在一个细微的切口里呈现更为宽广的意象，这是小说家必须要做的工作。小说不是记录片台词，更不是游记和编年史，小说是叙述的工艺品，是用绳子串起故事的手工活。

    说到底，小说是文体中的梦境，既有可能是封闭的，也有可能开放的。《众声喧哗》是王安忆的一个小说试验，她将一个博大的中国筑在几平方米的路边小店里。甚至她将整个中国的喧哗和虚荣封闭在这样几平米的纽扣店里。

    作为一个后入行的小说写作者，我着迷于王安忆的叙述。王安忆的叙述节奏是有乐感的，无论是过门时的小波浪，还是故事主要情节时的背景音乐，都有着全部感官打开的细密感。王安忆的写作，不但挑战叙述难度，更是彻底打开了感官，将眼耳鼻舌身意全化成文字，这文字有色彩有声音有气息。

    叙述难度，特指王安忆在小说里设置了一个有着语言表达障碍的欧伯伯。有着三儿一女的欧伯伯脑梗后有了语言障碍，平时说话呢，差不多只能说一句“不可能的呀”。

    然而，就这句“不可能的呀”却又表达着不同的意思。利用自家楼下的几平米的橱窗位置开了纽扣店的欧伯伯是一个观察整个上海的摄像头。是的，作家王安忆利用欧伯伯的眼睛来观察上海这些年来的变化。王安忆给欧伯伯设计的这个店铺几乎是公益的，却适合一个病人。纽扣店轻盈，几乎零消耗体力，又因为不怎么盈利，所以也不会忙得晕头转向。但总会有那么两三个客人，在柜台外看一看，挑一挑，既打发了时间，又直播了观念和审美。

    所以说，对于这个柜台外面的客人来说，欧伯伯这个窗口是一个旧式的电视机，只有一个关于纽扣的频道，传统守旧。而对于欧伯伯来说，这柜台外的大街便是卫星电视上不同的频道。客人问价格的时候，自然是购物频道，而没有客人的时候，有时候是剧情复杂的警察剧，有警车路过。又有时候是伦理剧，有女人因为琐碎的事情吵架。

    在这样的一个狭小的空间里，王安忆有着非常强大的建筑理念，她用开放式的思维建筑了这样一个几乎随处可见的小纽扣店。

    “纽扣”，这一个几乎没有实用价值的、细小到被忽略的生活用品，几乎是另外一个时代的符号。纽扣象征了“慢”生活。是上世纪80年代上海弄堂里的生活常见物。所以，当欧伯伯的“纽扣店”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上海街头，自然会与快节奏的当下生活碰撞。比如，会有一些热情又有钱的年轻人，看到行动不便甚至苍老的欧伯伯一个人在这里卖纽扣，恻隐之心大起，于是乎，甩出一叠数量不菲的钱来，对着欧伯伯说，要将他店铺里所有的纽扣都买下。这自然是想帮助欧伯伯。可是得到的答案却是否定的，欧伯伯摇着头，说出那句经典的台词：“不可能的呀！”

    《众声喧哗》写了一个语言有障碍的老人，遇到了另外一个也有语言障碍的年轻保安的故事。年轻保安和欧伯伯一样，因为轻度的口吃，最后变得性格自闭和内向。这影响到他的工作和生活，以至于三十五岁仍找不到对象。

    欧伯伯的语言障碍把他逼迫在自己家楼下的这个小橱窗里，而保安的语言障碍也迫使他离群孤单。磁场相同的人最终走到一起。这符合中国当下的分众学原理。所谓分众，就是开车的人吃饭的地点与坐公交车的人吃饭的地点是不同的。有孩子的女人和没有孩子的女人关心的商品类别也有较大的差异。这便是快节奏的当下生活将人分成物质属性和性格属性。

    保安的离群性格势必让他在工作中处于被动的情状里，果然，不久，他被一群热爱打麻将的同事拉下水，开始接二连三地输钱。善良的人一旦染上恶习，会将性格里隐藏的恶释放出来，比如，小保安就差一些走上歪路。

    好在，有欧伯伯的敲击，还是那句“不可能的呀”，就将他的全部的人生经验的教训都说出来了。能听懂欧伯伯的话的人，不多，保安是一个。

    而真正让他们沉默又单调的生活出现转机的，是女主角六叶的出现。这个在上海街头摆摊的东北女孩，这个被贫穷压迫过，却又享受了大城市一切美好月光的时髦女人。给欧伯伯和保安带来了新的生活频道。

    六叶是一个熟悉时尚的沪漂小贩，她在上海街头的风雨中练就了一张如风似雨的嘴，她这张嘴一打开，就将欧伯伯的小店说成了意大利时装发布会的现场。王安忆贴着六叶的鼻息来写，几乎是摄像机一般，录下了她的话：“有一句实话我对你说，现在反正也没有外人，其实我这里的衣服，就是品牌，货真价实！意大利，法国，美国，日本，韩国的订单不是下到我们的制衣厂吗？一般都会多做，做了自己销，看啊，商标都剪断了，就为了稽查大队来检查，涉及侵犯知识产权的风险，否则，怎么会是这个价格……”

    六叶和欧伯伯打交道的过程，也浓缩了整个中国这数十年来都市村庄的场景，一个租房子的女孩子与房东的利益争执。自然，欧伯伯并不是一个苛刻的房东，这多少减弱了戏剧性，也同时降低了故事的精彩度，但是，仅仅是善良的人与善良的人之间的碰撞，已经成为缩影。

    《众声喧哗》虽然没有写到整个上海的群像，却写了上海本地人生病后的欧伯伯，上海本地人保安，和漂泊在上海的小贩六叶。这三个人便是三个阶层的代言人，他们在上海着有相当多的利益共同体。

    抛下保安与六叶悲伤的爱情结局不说，单单是，六叶在城市里打拼，而保安偷偷相助，以及欧伯伯在关键的时候也让步的做法，也温暖地展示了，城市化过程中，长期在城市里漂泊的异乡人，总会因为城市的温暖底色而不愿意离开。

    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对城市有口头上的憎恨感，但在现实生活中，又依赖城市生活的便利、卫生以及对精神生活的保障。作家王安忆却表里如一地来刻画人物和生活。她不讨好底层，更不讨好市民。她只是如实地记录下作为中国最大城市的上海，在细节处的变化。

    如果这个小说的结局是悲伤的，那么，整个故事的底色，却是温暖的。王安忆将城市生活中大家都忽略的善意写出来了。

    小说虽然切口极小，写上海街道旁边的一个小橱窗，写疾病后的欧伯伯与一个保安以及一个服装小贩的交往。但是，借助于这样的一个故事窗口，王安忆几乎写下了中国的城市简史。

    欧伯伯一家的历史便是上海的发展史，六叶个人的历史便是外来妹在上海的漂泊史，而保安的个人史呢，又是上海底层民众不堪的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