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私营经济如何可能？

    蔡欣怡在其近著《绕过民主——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的身份与策略》（Capitalism without Democracy: The Private Sector in Contemporary China）一书中引用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的话将追求民主的私营企业主的形象称之为神话并指出这种神话是如何可能的：

    在从历史回到自然的过程中，神话的运作是经济的：它取消了人类行为的复杂性，赋予人类行为本质的简单性，它去除了所有的辩证法，对于那些直接可见的东西不屑一顾，它将世界组织为一个没有矛盾的世界，因为它没有深度。一个开放的世界，将明显的事实吞噬，它建立起一种幸福的通透：事物因其自身而意味着什么。

    然而，神话之所以为神话，是因为它从未成为现实。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早已向我们揭示，事实的反面总是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事实一直在发生着，但相反的情形仍是可以想象的。蔡欣怡的研究似乎表明，中国私营企业主既无能力也无意愿寻求民主化，因为他们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并且对现状也尚表满意。她有大量的证据显示：“虽然自由民主政治有许多直接的政治表达方式，但中国企业主做得更狡黠，可能比投票、游说和抗议等方式更能有效地传达他们的政策考虑。”

    为何民主在一些国家发生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并未如所预期地到来？这样的问题——就像著名的李约瑟问题一样——只有一半的有效性。我们只能追问，在一些国家私营经济的发展如何催生了民主，而另一些国家在非民主条件下私营经济又如何得到发展（许多民主理论解释了前者，而蔡欣怡的重要贡献在于解释了后者）；而不能追问像一些国家为何没有发生民主这样的问题（可以认为蔡欣怡朝向这个方向的努力也失败了，只是因为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是无效的）。值得肯定的是，蔡欣怡在解释中国私营经济何以成功的问题上成就卓著。

    回顾中国私营经济在建国之后的命运，可以清晰地将它分为两个时期：改革开放之前和改革开放之后。在毛泽东时代，私营经济几乎一直都是中国经济的边缘部分，即使在一开始对其的容忍也被证明是短暂的。然而，作者敏锐地观察到，即使在如此严苛的条件之下，私人的营利活动也从未被彻底消灭，并且在某些时期和某些地区还有所恢复。这样的事实远不是无足轻重的，它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私营经济的生命力，或者说，存在的正当性。在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对私营经济的承认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否则，本书所描述的那些旷日持久、精彩纷呈的非正式应对策略也就不会产生，而中国私营经济的故事也许就会黯然失色。中国各地的私营企业主们，采用了从隐蔽（注册为个体户）、伪装（挂户为集体企业）、合理化（注册为外资企业）直至最后被包容（入党成为红色资本家）的广泛形式，最终度过了这一漫长过程。

    这段故事既表明了私营经济的顽强适应能力，也表明了国家长期以来对私营经济的不合理压制。私营经济被扭曲到何种地步？仅举作者提到的两个例子：一个是温州的非正式金融，一个是广东的假外资企业。这两者表明，中国民间自有的资金本是充足的，只是碍于政策的限制，不得不以地下的或兜圈子的形式，暗中或辗转为私营企业提供资金。温州的情形是，一方面国家不允许非正式金融，另一方面正式金融又不给私营企业提供信贷；而广东的情形则是，明明自有资金充足，却还要引进外资。这样的扭曲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以解除，不取决于私营企业主的非正式策略，而恰恰要取决于国家有关经济改革的正式战略。

    但是，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中国私营企业主无论在身份、利益、价值观还是具体策略上都显示出较大差异。中国私营企业主最开始可能更多来自农民，其次是无业人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前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甚至国家机关的人员参与进来。他们所要面对的问题也五花八门，其中各种各样的经营问题仍然是首要的，尽管也有各种各样的对政策问题的抱怨，但都不足以形成统一的认知和共同的利益。至于他们的政治倾向，虽然也存在对“民主”的抽象偏好，但在具体观念和实际操作中又是高度分化的。在现实中他们仍然奉行自己的非正式策略。

    然而，蔡欣怡所说的“适应性非正式制度”，无论如何也不能过高估计，尽管它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有用的，在策略上被证明是灵活的。从根本上说，它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并且是高度扭曲的。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生长的树木一般有着盘根错节的奇貌，这可以说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盘根错节的奇貌最好地保存了必要的养分，降低了不必要的消耗。但谁也不能否认，假如有深厚的土壤和发达的根系，它本可以长成参天大树。树木只是被动的，它只能扎根在那儿，而人却是能动的，人需要什么样的环境，他就会去创造出来。一个更加法治、更加自由、更少寻租、更少干预的市场环境，显然更有利于私营经济的成长。

    温州私营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尤为典型的例子。在这个几乎得不到正式信贷支持、缺乏任何有利可图的资源禀赋的地区，人们仅仅依靠私人借贷、地下钱庄等一系列的非正式信贷形式，就促成了私营经济的迅速起飞和持续繁荣，有如野草一样在夹缝之间倔强生长（这在蔡欣怡的另一本著作《后街金融》中有更详细的描述）。假如能够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资金帮助，它原本可以生长得更好。如今的温州金融改革试点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事情的某些转机。

    历史上，中国民间历来有应对官方的非正式策略，而且古人的策略可能较现代还成熟得多、高明得多。但问题是，这难道就是我们想要的结局吗？显然，我们应当期待一个更好的未来，而不是回到一个更好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