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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物类出版物中加入假货的名录、图片，这样的图书完全可以称为“赝品图书”；把赝品文物塞进图书，就如同洗钱。赝品文物图书泛滥，是透支出版社未来的信誉，损毁出版的招牌，贬低出版界的声誉，更是对民族文化健康肌理的败坏和腐蚀。
葛承雍认为，目前文物出版物的乱象与各出版社对利润的追求息息相关。自从出版社改制之后，很多出版社以经济效益为重要的考核指标和评价标准，甚至出版业内的评优活动也是以利润为准。“我认为我们出版业界的导向出了些问题。”
近年来，中国艺术品和文物在海内外的拍卖价格屡创新高，收藏、鉴宝之风愈吹愈烈，出版界也概莫能外。目前，全国已经有200多家出版社出版了与文物古玩相关的图书，其中以假乱真、鱼目混珠者着实不少。如果文物出版物这关把不住，那么，对于大多数不具备专业知识的藏家、买主来说，衡量文物真假的标杆又在何处？因身兼学者和出版人的双重身份，文物出版社总编辑、著名历史文物学者葛承雍教授对目前出版圈内的一些现象深感痛心疾首。
“赝品图书”漂白赝品
在文物类出版物中加入假货的名录、图片，这样的图书完全可以称为“赝品图书”；把赝品文物塞进图书，就如同洗钱。葛承雍举了个例子，“比如20万买来的东西，找一家出版社来出书，然后60万出手。要的就是利用出版界的信誉行欺骗之实。”他指出，赝品图书的出版都是和经济利益直接挂钩的，他见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出版赋予了假冒文物以正当性，“这是为赝品漂白，给赝品颁发了合法的身份证”。
那么，是否出版方并不知道书稿中的很多文物是赝品？然而，就葛承雍了解的情况，大多数出版社是知假造假，证据之一就是，在赝品图书出版的过程中，出版社对管理费的要价非常高，但出书人往往愿意支付这笔费用。葛承雍说：“出本书能花多少钱？顶多60至70万元。出本精美的图录，100万也就到头了。但一件文物一出手就是几百万元，董其昌一幅画，米芾一幅画，上千万都出来了。相对于他们能得到的利益而言，出版费用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据葛承雍介绍，2000年左右，赝品文物图书的问题就已经出现，但还不算严重，这几年却有愈演愈烈之势。究其原因，是因为随着拍卖热、文物收藏热，更多的经济利益牵扯进文物圈，更多的资本投入了进来。从前，收藏是个人藏家的小打小闹，现在，则是房地产商、保险公司等巨鳄进场玩的游戏。“当一幅画可以卖上亿元，很多人已经失去了底线。”葛承雍说。
葛承雍历数近年来他拒绝出版的图书：“汝窑的瓷器，福建的寿山石，中国的古家具，海外回流的佛像、金银器、藏画，婺州窑瓷器，还有青铜镜，这些书稿我们都收到过。真真假假、泥沙俱下，企图蒙混过关的，实在太多。”葛承雍从事文物出版已有多年，见到的荒谬事不可胜数，“想在文物出版社出书的人，还给我看过玉雕的兵马俑。这能是真的吗？号称宋代的匾额我也见过，明代的匾额保存下来的都很少，宋代距今一千年了，木质匾额能完好地保存下来吗？”
对于这种“不靠谱”的图书，葛承雍一向是坚定拒绝的。但让他备感失落的是，他的拒绝，并不能阻止这类图书的出版。“有些图书提到唐代的青花瓷——元代留下的青花瓷都非常少见了，唐代哪来那么多的青花瓷？这套书的书稿拿到我面前时，我当场就拒绝了。后来某出版社出版了，还去参加了评奖。”
现在，出版界中的情况是，赝品图书，你不出，自然有人会出，“利润很大，与其让别人出，还不如自己出，大家都抱着这样的思想。”葛承雍叹道：“现在改企了，挣钱是第一位。”有些时候，他觉得很孤单。
利益与信誉的博弈
葛承雍说，现在的文物动不动就是“海外归流”，“这样的东西要我说80%都不靠谱，全都是编故事编出来的，卖的是那一段传奇。海外归流文物有没有真的？有真的，但大部分都是假的。更有甚者，编故事都编不圆，懂行的一听就是说瞎话。”但有时候，说真话比说瞎话要难得多，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面对赝品，“他们（其他专家、收藏者）说，不见得你没见过就是假的。我说，我们做这行这么多年，见了这么多文物，甚至我们那些做了半个世纪的考古工作者都碰不上的东西，怎么全在你们那里冒出来了？还有人说我葛承雍是专家，别人也是专家，不能因为你是大专家，就否定别人的观点。我说我没有否定，但基本的判断力还是要有的吧。一个砚台，拿来就说是宋徽宗的，还有司马光的砚台都出来了，这样的书我能出吗？”葛承雍坦承，由于文物收藏近年来越来越热，收藏者的背景复杂，很多时候他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一些参加博物馆展出的藏品都有假的，但这话说出来谁也不高兴。可是，像司马光的砚台这样的书，无论面临什么样的压力，我都绝不会出”。
也有人劝葛承雍，赝品图书完全可以出，只要写清楚“文责自负”就行。他却认为，如果“文责自负”，那还要编辑部，还要出版社干什么？出版过程的价值又在哪里呢？
无须讳言，一些出版社在赝品图书的出版中过程中扮演了非常不光彩的角色。一本有关墓志的图书，里面真真假假、很多问题，文物出版社不出，其他社却出了。有时，葛承雍也会去问这些出版社，对方回答：“你们是大社，我们是小社，你们掉点渣滓，我们捡了就行了，我们小出版社也要活下去的啊。”但实际上，这类图书出版时的价格都很高，“一本书给个七八十万眼都不眨一下的。”葛承雍说：“某社出版的齐白石画册，书稿送到我这里时我就很奇怪，怎么你们手里就冒出来那么多齐白石的画呢？我不给出，别人就出了。”这种例子实在太多太多，“还有一些出版社的领导，请了很多名人成立鉴定委员会，为即将出版的图书背书。细看此委员会成员，名人有之，恰恰全都不是搞文物鉴定的，只是挂名而已。”
甚至出版业内一些知名出版社推出的文物书籍也“不靠谱”。葛承雍说：“我见到他们的社长、总编辑也都直言不讳，他们说他们也犹豫，但看到编辑拉稿子不容易，也就签了。”说到底，赝品图书出不出，这是利益与信誉的权衡博弈。
请守住出版的底线
葛承雍认为，目前文物出版物的乱象与各出版社对利润的追求息息相关。自从出版社改制之后，很多出版社以经济效益为重要的考核指标和评价标准，甚至出版业内的评优活动也是以利润为准。葛承雍说：“有些书我们不做，别人做了，在以利润为重要评价标准的时候，我们文物出版社是吃亏的——虽然我们坚守了学术道德的底线。我认为我们出版业界的导向出了些问题。”
转企，对出版社来说是松绑，但在奔向利润的路上，却又少了些规范。于是那条底线，守与不守，似乎全凭自觉自愿。那么，一个出版社的学术道德底线在哪里？
葛承雍表示，出版社的工作不是去鉴定文物，“我们的主要工作是编辑，但是编辑也应该有素养，在文物出版社工作的编辑更应该有学养和品格。”虽然文物出版社的编辑们不是文物鉴定家，可是既然是学的这个专业，“书稿拿来一看，靠谱不靠谱还是能够有个初步判断的。有的书稿是关于金银器的，图片上的金银器底下还刻着‘贞观之治’、‘开元之治’，这可能吗？”每当谈起他曾接触过的那些不靠谱的书稿，葛承雍就有哭笑不得的感觉，“虽然不是鉴定专家，但编辑应该一眼就看出这是赝品、假货。‘贞观之治’、‘开元之治’是后人对前朝的评价，如何出现在唐代的金银器中？”在他看来，文物出版的价值，就体现在编辑的遴选审定之中，一味追求利润而出版赝品图书，是对这种价值的放弃，而更重要的，是对出版信誉的损毁。
文物出版社拥有56年历史，从50年代开始就出版出土文物、传世藏画和古建筑等图书。葛承雍说：“那个时候印刷水平较低，文物出版社的珂罗版、铜版印刷技术比较先进，工匠都是从上海特招的老师傅，因此这些出版物一直都是国家的瑰宝。现在的印刷水平越来越高了，很多出版社都能印出精美的图册，但信誉这个东西却不像技术一样可以买来。”葛承雍认为，业内人士之所以信任文物出版社，就是因为其信誉，这才是一块金字招牌。“对于所有出版社来说，要成为一个权威性的出版社，想要在世界上驰名，就必须要有权威的产品，树立起权威的声音。如果出现充斥着假冒赝品的文物图书，那是大扫颜面的事情，是把出版社未来的信誉透支了，损毁了出版社的金字招牌，甚至贬低了出版界的良好声誉。”透支、损毁、贬低，三个词语，是葛承雍守住底线的原因。
很多拍卖公司的老总以及业内人士都很关注文物出版社，一再告诉葛承雍一定要把住关，跟他说：“我们都把你们的书作标准呢，如果你们出的书里也有假货、赝品，那么行业真是没有标准可言了。”但坚持底线，是件累人的事。
“有时候我也很苦恼，坚持底线是要得罪人的，好在我也‘快到点儿’了。”葛承雍说他今年五十有八，“大家说你要坚持到最后一刻，是，我可以坚持，不过心里也是不痛快，也是无奈。这些书我们不出，别人出了，编辑跟我说，你看，也没人追究、没人问责，别人把钱挣了，我们自己搞得穷哈哈的。有时我真感到现在是是非颠倒，没有公判的标准了。”
经济利润侵蚀学术品德
近几年，全国上下提出文化“走出去”的口号，而文物图书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可以说站在“走出去”的最前端。这引发了葛承雍深深的忧虑：“如果这些充斥着赝品的图书让国外同行看到了，该是多么丢人的事情？”这样的出版物，让中国古玩、文物在国际市场上的形象受损，甚至对于我们的国家形象是莫大的伤害，“别人会认为我们是个习惯于说谎的民族”。
葛承雍表示，他之所以接受《中华读书报》的采访，就是因为文物图书造假的恶果已经显现，“如果若干年之后，书店里的文物图书随便一翻，上面都印着假货，那真是一场悲剧。这是对我们民族文化健康肌理的败坏和腐蚀。出于对民族的关切和悲哀，我们应该提起全民的警惕，提起出版管理机构的警惕，提起全体出版社的警惕，决不能以经济利润丧失了我们基本的学术品德和权威性。”
葛承雍呼吁，主管机构和相关部委应该联合起来，制止这种文物出版乱象的蔓延，必须打击充斥着假货、赝品的图书。同时，也不能让文物买卖成为一种赌博，“大家都想捡漏，都想发财，都想暴富。文物的买卖成为击鼓传花的游戏，大家都在知假贩假，鼓声停了，谁手里拿着货谁倒霉。”这样的文物圈生态，也反过来倒逼着文物出版失去诚信，走向疯狂。
葛承雍坦承，文物出版社也有“漏网之鱼”：“书出来了有人告状，我才知道，我们的图书中也有赝品。编辑也想挣钱，经济指标是第一啊。”他无奈地说：“我愿意坚持下去，但我真的不知道这种坚持还能继续多久。”（本报记者 宋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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