肄业生成北大讲师

    张申府（崧年）（1893—1986）是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公众人物、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他于1913年9月—1920年11月，在北京大学读书与教书，共8年多，是他近一个世纪风雨人生的重要起点，深深地影响了他一辈子的发展轨迹。所以，他晚年回忆起来，感念不忘地说：“想起北大当年，使我兴奋，令人回味。”（《张申府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下不注处均出于此）

考上北大读书

    张申府于1913年秋天，从尚未毕业的北京高等师范学堂的附中，跳级考入北京大学的预科。当时的北大既设有本科，又设有预科。“预科”，相当于今天北大附中的高中部，分文理两类。学制为三年，后改为两年。预科毕业合格的学生，可以免试保送本科。

    他在预科的理科念了一年，“觉得并不太吃力”，便想去报考本科的理科。但是他没有预科的毕业证书，报不了名。而本科的文科报考的人数较少，允许以同等学力报考。他由于“升学心切，暑假改了一个名字”就去报考文科哲学门，居然又给他跳级“考上了”！

    那时北大文科分设哲学、历史、国文学、英文学四个学门，后改为四个系。张申府虽考上了哲学门，但他“却一心不忘数学”。于是，他提出了转门的要求。数学门主任、兼代理学长冯祖荀教授早在他念预科时已有了解，便批准了他的要求。这样，他在哲学门只念了一个多月，就转入了数学门。但他“又放不下哲学”。因为，他对哲学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上的是数学的课，读的却多是哲学的书。从那时起，我主要研究的都是哲学及其有关科目。当然，数学书始终不断在我的涉猎之中，只是数学题从不肯做。”他从此终其一生对“鱼与熊掌”，就“得兼”了。

    张申府在认真听课的同时，又勤奋自学，博览群书。他上预科一年级时，就经常借阅北大藏书楼（图书馆的前身）里的德文版与英文版的数理科学百科全书等，表现得很独特，给馆员留下刻苦钻研的良好印象，因为当其时的北大学子普遍不爱读书，“北京大学过去是一座封建思想、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的学府，不少学生以上大学为晋升的阶梯，对研究学问没有兴趣，上学不读书，而是想方设法混资历，找靠山，还有的人打麻将、逛八大胡同（红灯区—引者注）。与我同宿舍的几个学生，就很少读书，而是聚在一起打牌。”因此，馆员给他提供了许多方便，特别是还得到了数学老师冯祖荀教授的青睐。他上本科后，由于那时馆藏图书有限，他“可以就架恣意快读，除了工程书以外，柜里的书几乎没有我不看的。”他似乎有“一目十行”与“过目不忘”的本事！

    一天，他突然发现了大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罗素的名著《我们的外界知识》一书。他爱不释手，“由此我发现了罗素，并对之产生了兴趣。”从此，他成了中国研究罗素的第一人。

    总之，张申府上北大念书，从预科到本科，从哲学到数学，从教室到图书馆，从听课到自习，从专业到课外，如鱼得水，学习兴趣广泛发展，学习视野不断开阔，学习基础越发扎实，学业成绩日益提高，又提前毕业，破格留校教书，奠定了一生的为学与为人的路向与基础。

留在北大教书

    到了1917年的暑假，张申府在北大理科数学系已念了三年的书，到了该毕业的时候了，但是他却只是肄业。因为他“还有几门功课没考，有的功课等于交了白卷。”他并非真的考不出来，而是他压根儿就不愿意参加考试。他早在一年前曾经发动了一个“不考运动”，号召只读书，不考试，不要文凭。虽然“响应者寥寥。但我既倡之，就应引之。”他一贯不要毕业文凭。“初小、高小、中学、大学预科、大学本科，我都上了，但都是跳跃的，没有一个毕过业。”可见，他既聪颖过人，却又不守常规，是个“另类”。

    张申府没有大学毕业证书，堂堂的北大如何能留下他教书呢？

    这和蔡元培校长对他了解不无关系。蔡元培于1917初出任北大校长不久，张申府“就拿一篇写得很长的论文送他看看……还拿法国十九世纪的天才美学家居友（J.M.Guyau）所著的一大本《从社会学观点看的艺术》的日文译本借给他……而且谈起外国学术来，我总是头头是道，因此种种，所以我在学校的正课虽很不好，但学校当局仍一般认为我成绩最优！”他既有真才实学，蔡校长和北大当然不会拘泥于常规，而予以破格处理，留校教书，以尽其才。

    于是，张申府留校当助教。第一学年，他在校办补习班教数学。“我虽正式说并未毕业，却总是照毕业生待遇的。”大概每月薪水是七十五元或者八十元。

    这年暑假后，他开始教预科的逻辑。“用的教本是杜威的《我们怎么想法》（“How We think”）。竟不受学生欢迎，失败了，乃改在图书馆办事。”

    1918年的上半年，李守常（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他“既本非搞图书馆的，于是那时几乎馆内凡多少带专门性质的事，都由我负责，由买书以至编目……也属势逼处此，使我不得不在数学、哲学以外，更买些图书馆学看。”

    他说：“我的工作室标为‘登录室’，就在主任室的旁边，因此，我得时与守常同志聚谈。”每年放暑假，他要回乡休假。“我曾两次代理他在图术馆的职务。”

    1918年暑假末期，沙滩红楼盖成了，决定校长办公室、文科与图书馆都要搬过去。他说：“所以北大图书馆第一次的搬家也是由我同大家料理的。”1919年暑假后，张申府“又兼教预科数学与逻辑，不再用教本。”“我所讲的仍是逻辑，记得是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雨天操场）上课，听课的有二三百人。”他这次大大成功了。

    于是，张申府留校虽只有三年，但到了1920年暑假后，就破格提升为讲师，“当时听说陶孟和先生推荐之力为多。”

    张申府并不像一般人，只是做好本职工作，而是积极投身于其它活动，以谋对社会多作些贡献。

高度评价蔡元培

    张申府亲身感受到北大在蔡校长主持下，“学校厉行改革，出现了新的气象”。

    蔡先生之所以能使北大旧貌换新颜，张申府认为“他虽是一个资产阶级学者，又是科举出身，但他对破旧创新有锐利的勇气和坚强的毅力。”

    所以，张申府高度赞扬道：“在蔡元培校长的革新精神指导下，北京大学气象一新，在全国教育界、学术界以及思想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中心。”这一评价贵在超越了北大一校，扩大到了全国；超越了当下，影响到了未来。

    他的高度评价，得到了中外权威人士的印证。冯友兰说：“胡适曾经转述美国哲学家杜威的话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三松堂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0年，蔡元培逝世40周年，张申府年近米寿，特地撰写了《纪念蔡元培先生》一文，高度评价说：“蔡先生的一生，以教育为事业，以道德为榜样。对于青年，他总是循循善诱，殷勤教导。”并充分肯定了蔡先生对北大与“五四”的重大贡献：“当时，北京大学气象一新，声名赫赫。影响全国的‘五四’运动也就从北大而起。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是在蔡先生的影响下提出来的。”他对蔡先生深怀感恩之情：“我早年实深受过蔡先生的提拔、教导，至今仍不胜心怀感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