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藏书目录》面世

    梁氏与胡氏其政治追求是大体一致的。梁先生追求宪政的实行；胡先生追求自由民主。两人都未曾及身而见政治目标的实现。但梁先生却因退出政治舞台，于思想学术上多有建树，而嘉惠后人。胡先生卷入政治，虽其自由主义政论丰富了中国民主思想的滋养。但他也因为分心于政治而未能专心完成自己的学术夙愿，不免为后学者留下遗憾。

    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邹新明先生告诉我，在该馆与台北胡适纪念馆合作之下，两岸学者终于完成《胡适藏书目录》的编纂。此书即将与读者见面，这是一件非常可喜可贺的事。致力于胡适研究的学者和致力于近代学术史、思想史研究的学者会格外感到高兴。

    我同新明先生相识约在十多年前。有一次我去北大参加蔡元培研究会的理事会，得机会认识了新明先生。当时他告诉我，北大图书馆已把整理胡适藏书的事情提上日程，他将主要致力于此项工作。此后，我们常有联系，他给过我不少的帮助。这些年来，他曾写过不少文章，介绍胡适藏书的有关情况。其中有几篇曾在我主持的《胡适研究通讯》上发表，我有很深的印象。

    这本藏书目录涵盖的藏书种类繁多，数量非常可观，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中很大一部分图书，胡适都认真读过，留下一些批札文字和圈画过的痕迹。有些还附记该书的来历及相关故事，读者可借以了解胡适的行实，与朋友交往的情况，以及胡适的某些见解。此书编者特别细心地将这些信息都为我们钩稽出来，读者阅读此书目，不仅可以了解胡适先生藏书的情况，而且可以知道许多从前不知道的与胡适相关的传记资料的线索和珍贵的学术信息。我相信，这一定是很多读者特别感兴趣的。

    胡适留学回国的最初几年（1917—1920）没有日记，但他的藏书中有一部分却留下一些有关的记录。如，胡适回国第一年，1917年7月至年底，半年时间里，胡适自己购买和朋友赠送的书中，以“小学”方面的书居多。其中有钱玄同赠的章太炎所著《文始》，胡适自购《小学钩沉》、《广雅疏证》、《钦定清汉对音字式》，马裕藻赠《说文通训定声》，胡翼谋赠《说文管见》等等。这说明胡适初回国，特别致力于充实自己“小学”方面的知识与功力。胡适很有自知之明，他在国内首发那篇鼓动文学革命的《文学改良刍议》时，故意避去“革命”的字眼，并强调，“远在异国，既无读书之暇晷，又不得就国中先生长者质疑问难，其所主张容有矫枉过正之处。……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这些话，并非客套，乃胡适真实心理的反映。胡适深知自己的“小学”功底不厚，要在国内学界于旧学方面取得话语权，必须在“小学”上狠下一番功夫。

    在这四年中，胡适收到的朋友赠书很多，就中以高一涵较突出，他与胡适既是同乡（皆皖南人），又曾同租一处房子，又同在北大教书，关系颇为密切。他先后赠胡适《朱子大全》、《二程全书》各一部，后来他还与王征（字文伯）一起在东京替胡适买得《佛学大辞典》。还有钱玄同、马裕藻、吴弱男等也曾不止一次赠书给胡适，这反映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北大两位青年俊彦——傅斯年、罗家伦也有赠书给胡适。而罗家伦在赠书题记中诚恳地说，胡适“是三年来影响我思想最大的先生”。这些从藏书中透露出的信息，很可使读者对胡适先生的治学与交友，有进一步的了解。

    人们都知道，胡适先生也多次强调，他的思想受他的老师杜威的影响极大。这一点在胡适藏书中可以得到充分体现。据新明先生说，胡适藏书中，他详细阅读、圈画并注有批札文字的，有17种之多。学者欲研究胡适和杜威的思想关系，应可从这些藏书中得到不少有用的资料。

    胡适因新文化运动而得大名，成思想解放的先锋，又于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研究、古小说考证等学术领域多有建树。不但国内学者与之频繁交往，海外治中国学的学者，即所谓汉学家，亦多与胡适相交往。这在胡适藏书中亦得到充分反映。新明先生在整理胡适藏书过程中，注意到这一点，曾有专文论及。邹先生列举了19位海外汉学家有赠书给胡适。胡适都留有题记。有的还有赠者的附言。把这些与胡适日记对照看，可以增加了解。

    有些藏书还为我们留下深入了解胡适思想见解的重要信息。如在一本美国人写的综论美国参战前的外交政策的书Peace and war (1931-1941)的扉页上胡适自记道：“范旭东先生于民国廿九年底来美国，他问我的外交方针；我对他说：‘苦撑待变’四个字。变在人，而苦撑在我，我们只能尽其在我而已。范先生赞成此言，所以他回到重庆就托人刻了这个图章寄给我。我从来不曾用过这个图章；今天读这本书，第一次用这图章打在书册上。”这段话是写于1943年的11月5日。后来，于1947年的6月5日，胡适又在书的内页上加写道：“此书所搜材料，初看似甚完全，但实有故意隐讳的地方。如1941 November 21 Secretary Hull向A、B、C、D四国（指英、荷、澳、中四国——引者注）使节提议的缓和日本办法，此书全不提及，但有November 26的方案而已。又如中国方面的文件，此中一字不载。信史谈何容易！”前一段记载说明范旭东先生为胡适先生刻“苦撑待变”图章的来历，及胡适所说“苦撑待变”四字的含义。后一段记载则说明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的一段经历，并表示他对美国一部分政客和一部分学者歧视中国的态度的不满。这都是很重要的材料。

    胡适留在大陆的藏书，主要集中在北大图书馆，但也有一些很有价值的图书，藏于其他地方，例如原北京图书馆（今名中国国家图书馆）就藏有胡适收藏的由周叔弢先生赠给他的《戴东原水经考次手稿》。胡适自从卸任驻美大使后，便一直以主要精力致力于《水经注》案的考证。此案戴东原是被告，有学者说他窃取了赵一清和全祖望的《水经注》研究成果。胡适认为这是一桩冤案。他花了20年时间，搜集相关《水经注》本，重勘此案。戴东原本人的著作自然是胡适极端重视的。胡适于1946年7月刚回国，在同记者谈话时就说，自己年来正集中注意力于《水经注》案的考证。此话传出，如同登了广告。有同好者，纷纷寄送各种《水经注》的版本。到1948年12月胡适离开北平时，他手上已有四十余种《水经注》的本子。周叔弢先生的赠本是1947年1月送到胡适手上的。书中有周叔弢之子周一良先生在他父亲决定将此书赠给胡适先生后，于1948年8月5日写在书上的一封短信。（我竟不知道，周一良先生何以不另纸写此短信？）信中说：“上礼拜回天津，家父说，那本戴东原《水经》的钞本，他没有什么用。您既有兴趣，须送给您留供参考吧。但他颇想知道那本和李木斋（李盛铎——引者）藏的关系如何。希望您能便中见示！”胡适于1948年8月12日在这本书后写下《跋语》。胡适说：“民国卅五年八月，我才看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的李木斋旧藏的《戴东原自定水经》一卷。我在八月里写了两篇文字，指出这稿本的重要。卅六年一月十（日）夜，周一良先生来看我，把他家叔弢先生收藏的一本东原自定水经一卷带来给我研究。我今年才得空写成两篇文字，其中一篇是比较这两个本子的。简单说来，周本是从东原在乾隆三十年写定本抄出的精抄本。李本的底本也是（从）三十年本抄出的，后来又用硃笔加上了东原三十七年的修改本。……周本表示东原在乾隆三十年的见解，李本则是他在金华书院欲刻《水经注》时全部修改本，故与他后来自刻《水经注》最接近。……周本抄写最精致可爱。今年，一良奉叔弢先生命，把这本子赠送给我，我写此跋，敬记谢意。”

    《胡适藏书目录》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与台北胡适纪念馆合作完成的。书中也包括胡适纪念馆所藏胡适藏书的目录。这部分书我从前完全没有接触过。幸由新明先生给我提供一些资料，使我对这部分藏书才有一点点了解。我的初步印象似有几点可注意。一、胡适次子思杜曾帮助他的父亲抄录《水经注》书稿，其中《全氏七校水经注》是胡适特别重视的一部书。胡适依据天津图书馆藏的“全氏五校本”校补这个所谓“七校本”。他曾写有三万多字的长文《〈全氏七校水经注〉辨伪》。就是这部书，胡适于1948年12月匆忙离开北平时，仅仅带走其中的第二至第十一册，而其第一册和第十二册，因入展北大校庆五十周年所办的“《水经注》版本展览”，无法随身带走。后来胡适曾努力设法将遗留北京的这两册书索回，但终未如愿。直到北大图书馆与胡适纪念馆合作编辑《胡适藏书目录》，才有机缘使分置两处的一部书有合璧的机会。这不但是胡适藏书中可资纪念的事，而且也算得上中国藏书史上一件令人感叹的事。二、胡适往往在自己收藏的他人著作上留下一些表示他的看法的题记。他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的《后记》 之末，记道：“鲁迅此书是开山之作，有工夫，也有见地。但他举各书的例子，尤其是白话小说的例子，都很少有趣味的文字，往往都不够代表各书的作风。胡适四四，二，七”须知，这是大陆正在铺天盖地地大批胡适的时候，胡适题在大陆新版的鲁迅的书上。我们早已知道胡适对鲁迅敬重而宽容的态度。但从胡适藏书中得此信息，不能不令人格外敬佩胡适先生的大气。鲁迅骂了他十几年，简直是骂得狗血喷头。而胡适对鲁迅，不论是公开场合，还是私下谈话，还是私人笔记中，始终持以理性和宽容，实非常人可及。三、《目录》中，据本书编者推断，——我很赞成这种推断——有几种书是胡适先生1948年匆忙离开北平时带走的。它们中有我上面提到的《全氏七校水经注》和其他一些与《水经注》考证有关的书和稿本。另有胡适作过详细校改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戴东原的哲学》、及1919年北大出版部铅印的《中古哲学史》的讲义等等。这给我一种印象，在那炮火纷飞的时候，仓皇出走之际，胡适最想带走这些书，反映出他极想偿还的学术夙愿：完成中国哲学史和《水经注》考证。然而，如所周知，这两项夙愿都没有圆满完成。我在不久前所写《梁启超与胡适》的一篇短文中，曾经感叹：“梁氏与胡氏其政治追求是大体一致的。梁先生追求宪政的实行；胡先生追求自由民主。两人都未曾及身而见政治目标的实现。但梁先生却因退出政治舞台，于思想学术上多有建树，而嘉惠后人。胡先生卷入政治，虽其自由主义政论丰富了中国民主思想的滋养。但他也因为分心于政治而未能专心完成自己的学术夙愿，不免为后学者留下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