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情怀才是一个人的本真

    她像是坐在冬夜的炉火旁，不断将柴火放进灶里的妇人。闪烁的火光映在她明朗的充满笑意的脸上，故事就温暖地将你包围了；又像是在厨房里快乐地忙碌的主妇，惬意地享受着精湛的厨艺，同时与你分享色香味俱佳的美食。

    在《黄鸡白酒》之后，迟子建很快又完成了《晚安玫瑰》。前者来自辛弃疾的词“谁唱黄鸡白酒，犹记红旗清夜，千骑月临关”，后者则不像书名那么浪漫迷人。看完这两部作品的直觉是，迟子建早已被贴上“温情”标签的背后，其实有着凌厉的一面。这凌厉不是说笔端又多么锋利，而是她融入对社会更多的体察和反思。但无论描写自然还是关注苦难，迟子建的作品一向诗意盎然。她很愉快地接受这一评价：“诗意在我眼里是文学的王冠啊。”

    读书报：在您的很多作品中，对自然景物都有非常细致的刻画，那些美丽的自然风光像涓涓细流融入故事。这种对于自然的热爱与描写，在当代作品中越来越少了。似乎大家都没有心思去关注周围的景物了。您的这种风格，是来自俄罗斯文学的熏陶，还是受生活环境的影响？

    迟子建：最主要的是生活环境的影响。你想啊，我出生在大兴安岭，十七岁之前，都没出过山，满眼看到的是大自然的风景。那里人烟稀少，四时景色不同，所以从童年起，我等于在看老天绘制的一幅幅风景油画——春日森林的嫩绿，夏日林间缤纷的野花，秋日五花山的绚烂，冬日冰河的苍茫，还有那沼泽上的水鸟，林间的溪流，变幻无穷的天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我想起故乡，往往就是这一幅幅诱人的风景图画。每当写到故乡，这样的风景自然而然从笔下流淌出来了，因为我小说的人物就活在这样的风景中。

    读书报：《晚安玫瑰》中，景物的描写由大自然转移到城市，在露台、在屋顶、在高窗上。当您笔下的舞台转移到城市，心中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吗？

    迟子建：没什么不一样的感觉。我描写的露台、高窗、坡屋顶，这样的房屋基本都在哈尔滨中央大街那一带，那里被誉为“哈尔滨建筑博物馆”，都是历经沧桑的老建筑，各种风格的，是个露天艺术长廊，我的笔徜徉其间，一样滋润！因为我把这样的建筑当成了自然的一部分。能够活在这样的屋檐下，比活在一个模式建造的钢筋水泥混凝土的楼群中，要曼妙得多！当然，我的笔也抒写都市里的狭窗陋巷，抒写像《黄鸡白酒》的小酒馆，它们在我眼里充满了世俗烟火气，一样是动人的风景。

    读书报：《白雪乌鸦》、《黄鸡白酒》、《晚安玫瑰》（我把这个书名理解为红与黑）。您的作品，单看书名就是诗意并且色彩绚烂的。是有意为之？

    迟子建：没有。也巧了，这三部抒写哈尔滨不同历史时期的作品，标题都是四个字的。《白雪乌鸦》因为写的是清朝末年发生在哈尔滨的大鼠疫，疫情恰好在冬天达到了高峰，而那个年代的哈尔滨，冬天最常见的就是白雪和乌鸦，所以就有了这个篇名，而它与鼠疫的气氛也是相符的。至于《黄鸡白酒》，它来自辛弃疾的词“谁唱黄鸡白酒，犹记红旗清夜，千骑月临关”。辛弃疾是我最喜欢的词人。至于《晚安玫瑰》，原来并不是这个篇名，是发表的最后一刻改的。

    读书报：《晚安玫瑰》借着描写小娥的爱情，扫射了中国百姓的生存状况，买房的压力、婚姻的矛盾、甚至亲情的悖离……我很感兴趣这个题材是从哪里来的？写作的过程，是怎样的心态？您说过对这部作品比较满意，满意在什么地方？

    迟子建：写作《晚安玫瑰》，差不多花掉三个月的时间，是我写的篇幅最长，也是注入思考最多的中篇。小说中的每一个人，都在欲望中挣扎，通过神灵或自我救赎，走上精神的皈依之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时代的风云变幻，对个人命运的影响。这里的两个女人——流亡到哈尔滨的犹太后裔吉莲娜和报社校对员赵小娥，都有“弑父”行为，所以最早篇名是叫《弑父的玫瑰》。编辑们觉得“弑父”二字放在篇名太直露，所以我最后改成了《晚安玫瑰》。我对它最满意的地方，就是对这两个女人的塑造。她们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是复杂的。

    读书报：也许小娥的爱情只是表象，隐在背后的吉莲娜的爱情才是主线。一个优雅、高贵的老人，她的生活是孤独的，但是她的内心如此丰富强大。您想借此表达什么？

    迟子建：吉莲娜确实是个内心强大的女性，这种强大，源自她的宗教信仰，源自她的沧桑经历，也源自她获得过丰盈的爱，哪怕它闪电般短暂，但足以照亮她的生命。她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不管生活多么孤独，但心底是有泉水涌动的。一个女人心底没有泉水，不管外表多么光鲜，多么年轻，都是缺乏生机的。而吉莲娜一直到老，都是有生机的。我喜欢有生机的女性。

    读书报：小说中的吉莲娜杀死继父，但后来她的恨逐日消泯；小娥复仇之后，却毫无忏悔。为什么都是杀死父亲？有什么隐喻吗？为什么她们对于仇恨的态度不同，是因为宗教？宗教在您的作品中，感觉是以非常强大的力量存在。

    迟子建：她们来自不同的国度，生活在不同时代，对爱情的态度也不一样。同样“弑父”，两者都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其实赵小娥“弑父”后，她也在“忏悔”，只不过和信奉宗教的吉莲娜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在我眼里，宗教如日月，接受它的照拂，心底就会有永恒的光明。

    读书报：您写的每一部长篇都是大题材，《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是否在确定长篇写作时，题材是首要考虑的？可是您又如此擅长写小人物。大题材和小人物之间，您是如何驾驭的？

    迟子建：的确，我所写的几部长篇，在别人眼里是“大题材”，《伪满洲国》写了14年历史，《额尔古纳河右岸》写了鄂温克这支部落近百年的历史变迁，而《白雪乌鸦》写的是发生在清王朝末年的哈尔滨鼠疫。不过在我眼里，题材没有大小，也没有轻重，关键要看作家对这样的“题材”是否产生了感情。喜欢上一个题材，如同喜欢上一个人，你才愿意与之“结合”，才会有创作的冲动。否则，再大的题材，与你的心灵产生不了共鸣，融入不了感情，你就驾驭不了这个题材。好在这三部长篇的题材，都是让我动心的。我与《伪满洲国》是马拉松式的“恋爱”，资料准备了七八年，写了两年，直至它出版，我与它“相恋”了十年。《额尔古纳河右岸》也是这样，对这个题材的爱，早就埋在心头，我一天天培养它，在做了大量资料和实地踏查后，这颗爱的种子在发芽后终于成长起来，我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它。而与《白雪乌鸦》是闪电式的爱，很快就掉入了这种写作情境，开始了一次鼠疫之旅。如你所说，我的这些长篇，不管题材多么大，写的都是小人物。即便《伪满洲国》里写到溥仪这样的大人物，我都是用描写小人物的笔法。因为我坚信大人物，都有小人物的情怀。而情怀才是一个人的本真。

    读书报：您说过，文学写作本身也是一种具有宗教情怀的精神活动，而宗教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达到真正的悲天悯人。在写作中，是否也贯穿着这样一种精神诉求？

    迟子建：悲天悯人的前提，是这个作家对世界没有绝望，哪怕生活落入不幸之境，他们依然能用湿漉漉的眼睛打量尘世的风景。这个世界神灵与鬼魅共存，一个富有宗教情怀的人，会把“根”扎得很深，不会被鬼魅劫走。

    读书报：您的小说多数是温情的，但是您对于死亡的关注也贯穿始终。为什么会经常会在小说中设置人物突然又离奇的死亡情节？

    迟子建：如果你想到这世界上所有的人，终究会化为尘土，所有生者的名字都会上了墓志铭，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我的作品里会写到死亡。死亡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谁都不能回避。（本报记者  舒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