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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3年05月15日 星期三

    思想

    文学史里看木心

    马宇辉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5月15日   13 版)

        1989-1994年,木心在纽约设帐讲文学史。在他身后,陈丹青将当年的听课笔记整理出版,遵其夙愿,题为《文学回忆录》。既称“回忆录”,便是私人的往事,有别于为公众纪事的“历史”;是有拣择的单一视角,而非全知全能、面面俱到;有讲述者鲜活在内,绝不疏远、冷漠。总之,不同于寻常的文学史专著。其时,海内高校,中文系师生也正对文学史课本酝酿不满;又十年,“重写文学史”的呼声引发学科内的集体反思,多种新著应运出版,体例、内容或有因革,影响力却都难与旧著相埒;十年探讨未果,话题于是被悬置。“五四”以来建立起的以西方为准、以史学为宗、以科学为最高追求的文学史观既未撼动,文学史著机械化与不近人情的积弊自难革除。

        “五四”盲目崇拜科学的风气渐染了文学研究领域,即便终于肯承认文学不是科学,却仍坚称文学研究应是科学的,要用科学的史观、科学的方法建构科学的文学史。科学者,“有系统之真知识”也(梁启超语)。准此,文学史著形成并日益强化三个特征:

        1.坚守“客观”立场。

        2.崇尚宏大的理论架构。

        3.重文献而轻认知。

        而木心的文学史,却是夫子自道、是槃礴话旧、是一场穿越时空的欢宴。

    独断的文学史观

        木心在《开课引言》中声明:

        一部文学史,重要的是我的观点。(P003)

        可以看作他的文学史观——宣示“个体性”、宣示主观独断。

        早期郑振铎、钱基博、刘大杰等人的私纂,尚可觑见作者识断。建国后出版的文学史著则多由官方授权、集体编修,于是往往秉承史馆作风,妥协乡愿;又挟众、挟贵,用共识偷换真知。佛教典故:生公论佛性,不见容于北方僧众,南蹿至虎丘,讲《涅槃经》,群石点头。是以灼见未必不出自独断。木心崇拜与时世扞格的英雄,视耶稣、尼采为导师。他随处申明“这是我的意见”,强调论述和批评的主体。还质疑“真理有无可能”(五,P069),认为文学“没有是非,没有道理”(六,P082)。

        真正的广博深厚,并不以“真理”骄人。王国维有言:

        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静庵文集续编·自序二》)

        文学所达成的和解,超越客观真理。木心也说:

        文学的伟大,在于某种思想过时了,某种观点荒谬错误,如果文学性强,就不会消失。(十五,P194)

        “文学性”是文学真正的内核,是文学文本的判定依据,而这判定须诉诸主观。钱锺书在《文学小史序论》中称:“文学如天童舍利,五色无定,随人见性”,没有严格专门的文本,须凭“移情动魄”的功能,“美丑之别、雅郑之殊”等价值来界分。编纂文学史却标榜“客观”,意味着克制主体的情移魄动,放弃对文本的选择和批评权力,不免为木心所嘲笑:

        中国文学史编者收孔、孟、老、庄时,忘了他们的文学性。(十六,P202)

        中国文学“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魏文帝《典论·论文》)的自信丧失已久。在古代,是臣服于“道”;自“五四”科学思想将本民族尚史的传统与西方实证主义方法嫁接起来,近世古典学者普遍视文献价值为文本的第一属性,或止步于知人论世,或热衷攀附其他学科,使文学史研究沦为史学甚至各种专门史的证据与附庸。古者,木心例举:

        《诗经》原本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压抑,可是几乎所有中国文人接引《诗经》都错,都用道德教训去看《诗经》。(十,P124)

        今者则以“红学”窥探作者的恶趣味最为极端:

        “红学家”一个劲儿糟蹋《红楼梦》,我很不开心。……从清代到民国到现代,红学研究越来越恶劣。初还没有恶意,后来充满恶意和愚蠢。

        艺术上只该有评论家,不该有好事家。(三十八,P500)

        木心的文学史,知识的真伪、观点的正误不甚重要,重要的是那个优游于文学史中的、独断的木心。

        为客观、系统和真实所缚的文学史,是文学史迹的编年陈列,已脱离了仍汩汩流淌在血脉中的文学传统。而木心的文学史却在谱序“文学的圣家族”。

    “尚友古人”的批评方法

        木心论谢尼埃,说:“他的诗,从古希腊、罗马得灵感。”(四十六,P592)像钟嵘《诗品》中的话。文学是有统序的,木心将学术谱系和文化传承称作“精神血统”:

        世上有许多大人物,文学、思想、艺术,等等家。在那么多人物中间,要找你自己的亲人,找精神上的血统。这是安身立命、成功成就的依托。(三十七,P474)

        古代,中世纪,近代,每个时代都能找到精神血统、艺术亲人。(《开课引言》,P003)

        以世俗伦理关系类比:

        艺术上前人和后人的关系,是艺术上的天伦关系:前人哺育后人,后人报答前人,成天伦之乐。(四十,P533)

        有终生之师,有嫡亲,也有旁系、过房。父母不能太多的——找到了,要细翻家谱,一再研究,一再接触。(三十七,P474-P475)

        说到纪德受陀斯妥耶夫斯基影响:

        我读《背德者》,隐隐看到陀氏在背后指指点点,我乐极了:这就是文学的圣家族啊!(五十,P648)

        又以自己为例:

        我早年就感到自己有两个文学舅舅:大舅舅胖胖的,热气腾腾、神经病,就是巴尔扎克,二舅舅斯斯文文,要言不烦,言必中的,就是福楼拜。福楼拜家,我常去,巴尔扎克家,只能跳进院子,从后窗偷看看。(四十三,P566)

        江南旧俗,娘舅为大,是家族事务的平章,也是外甥的导师。这样比喻,亲切又俏皮。

        私淑之外,学养相近、志趣相投者,或可为朋友,或可为兄弟:

        大仲马是个老板,兰姆是个朋友,打打电话,散散心(四十三,P565)

        我对普希金,一直未解除“敬意”,但和海涅是赤脚兄弟,打打闹闹。(四十八,P616-P617)

        中国文学史,能够称兄道弟的,是嵇康。(十九,P231)

        最妙的是说起戈蒂埃:

        说来有趣,我在三十岁之前与戈蒂埃好好打过一番交道:那时我要当个纯粹的艺术家(现在不纯粹了,关心政治、历史,杂七杂八),戈蒂埃说他喜欢鲜花、黄金、大理石,他不在乎酒,而在乎酒瓶的形式,又说“耶稣并不是为我而来到世界”。单是这些,我就跟他合得来。

        读他的《莫班小姐》(Mademoiselle de Maupin )、《珐琅与螺钿》(Émaux et Camées),附和福楼拜对他的嘲笑:“可怜的戈蒂埃,诗句写得这样好,就是写不好一首诗。”——有一次我和郭松棻谈天,不知怎么一转,转到戈蒂埃,二人对答如流,旁边一位王鼎钧先生是台湾资深老作家,他惊骇道:“你们怎么读过这种书,我连知也不知道。”——其实戈蒂埃并非冷门,不过因为郭松棻对他有所了解、有些兴趣,使我快慰,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四十六,P595-P596)

        简直像说着同窗、同门、同年一般,而与郭松棻的间接投缘,便是法国人常挂在嘴边的“Les amis de nos amis sont nos amis”了。

        亲朋间是要熏陶感染、切磋砥砺的:

        我曾模仿塞尚十年,和纪德交往二十年,信服尼采三十年,爱陀斯妥耶夫斯基四十多年。凭这点死心塌地,我慢慢建立了自己。(五十三,P688)

        以后我写长篇小说,一定要和两位人物商量——不是模仿——哈代和陀氏,不断不断看他们俩的书。(四十一,P543)

        然而往哲并非人人与我相干,还有伟大的风景:

        雨果是公共建筑,走过,看看,不停下来。他不是我的精神血统。(四十三,P564)

        有显赫的路人:

        我总是不喜欢法朗士,我的诗《剑桥怀波赫士》有一句“那渊博而浅薄的法朗士,与我何涉”,当然,只是说说俏皮话,认真讲起来,法朗士是个十分法兰西风格的大作家。(四十六,P590)

        木心的讲述,还原了文学史的两个重要功能:一是透见底里,认清自己的学术和文化源脉;一是与前辈作家作品交际,并将这些亲交故旧引荐给众人。他说:

        构成文学史,不过是几个文学家。(三十三,P412)

        并非真的人才寥寥,只是难入法眼:

        读书如交友。读万卷书,朋友总有千把个,但刎颈之交,不过十来人。(四十二,P552)

        这裁夺与臧否,便是文学批评。

        木心说:

        讲文学史的目的,乃观察方法,思想方法,分析方法。(七,P092)

        他观察、思想和分析的对象是人。他教导听讲者:

        我读书的秘诀是:看书中的那个人,不要看他的主义,不要找对自己胃口的东西,要找味道。(四十九,P624)

        文本可以拟人化,

        生活中遇到一个人,蛮有意思,又没有多大意思——通俗文学。(五十二,P670)

        人还可以超越文本:

        耶稣是天才诗人,他的襟怀情怀不是希腊文、希伯来文所能限制的,他的布道充满灵感,比喻巧妙,象征的意义似浅实深,他的人格力量充沛到万世放射不尽。所以他是众人的基督,更是文学的基督。(五,P071)

        他崇尚人格之美:

        屈原诗,乃作品。他的死,也是作品,是一种自我完成。(十二,P154)

        以及人品的可爱:

        这就是都德,他的性格、文风,全然一致。这样的人品,即使不写作,我也认他为艺术家、好朋友。(四十五,P583)

        他主张平视古人:

        要敢于和古人称兄道弟,亲密无间。不是高攀。艺术面前人人平等。(四十八,P617)

        这其实也就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原初的“尚友”法则。古人读到好文字,便欲结识作者,便不免怅叹“惜不与此人同时!”木心谈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丹钦科的友谊,也羡慕:

        我们读书可惜不能面见作者。现实中遇到知音,多幸福!(三十七,P481)

        此类艳遇不可骤得。免除阐发和阅读的两度提纯,面见还原了一应杂质的本尊,究竟会感到幸福抑或失望?不肯见读者的木心想必有数。孟子提倡的“尚友古人”,基于自信与同情的精神,通过文字,异代相知。功利的一面,因“尚友”而“进学”,如木心所言:

        你认识了一位智慧的、高尚的、真诚的人,自然会和原来的亲戚旧识作比,一作比,如梦初醒,这个初醒的过程,不就是自我教育吗?(八,P105)

        而浪漫的一面,若乐其所乐,痛其所痛,阅其所阅,历其所历,便觉此生充实有托,便不寂寞,便可安心。

        木心的批评方法置于文学史中,“精神血统论”挣脱了社会造因说的系统规律,“尚友古人”的批评方法又打乱了时地分布。遵循学养、传统的谱序,从先贤至此间,或因阅读原典而直达,或藉他人阐释而历传,非由时间久暂或地域远近决定;而因文学趣味的投缘,古人们也可以不为时空所囿:

        如果李商隐懂法文,一定与马拉美倾谈通宵。(四十七,P604)

        这便有如拉斐尔笔下的《雅典学院》,在叙述、批评主体的观照下,经典具有了共时性。

    有“我”的文学史叙事

        我讲世界文学史,其实是我的文学的回忆。(《开课引言》P002)

        回忆,是对故人、对往事的缅怀,也是自照。

        木心的文学史,不仅裁夺、臧否以“我”为准,更要有讲述者在内:

        以前母亲、祖母、外婆、保姆、佣人讲故事给小孩听,是世界性好传统。有的母亲讲得特别好,把自己放进去。(三十七,P475)

        说到这里,木心仿佛在眯着眼笑:“讲文学史,你敢把自己放进去吗?”他有这优势,讲着古人,总会着落在自己身上——自己的阅历、自己的诗文——于是文学史对认知与创作的双重启发功能得以充分发挥。

        木心的文学史讲述,除文学之外,还回顾了世界古今的哲学、宗教、艺术、历史、政治,从前人讲到个人的身世、经历、交游、人生感喟、创作甘苦……庞杂、随意。而文学性是这广阔视野的焦点,兴致勃勃、天马行空的闲谈中,有学理、有经验、还有精到的文学批评。他说:

        我们讲文学史课,胜于读书,就好在可以讲私房话。(四十八,P617)

        私密的文学史叙事,是正统文学史极力避免的。

        比照西方系统化的大论述,文学史家自惭传统学术的零碎散漫,强求共性与规律,一切诉诸必然的理解;抹杀个性、偶然,忽略细腻的情测和感知。而体系是否为文学史所必须?文学能否纳入一个理论体系?恐怕前辈学者大多未经认真论证,只为编成“史著”或“科学论著”,刻意追求,结果不得不倚傍西人或别一学科,亦不免凿枘。木心援引尼采的批评:“体系性是不诚恳的表现。”(二十八,P352)可是声称不事体系的木心,却终不免倚傍郑振铎《文学大纲》不甚完善的庞大架构,未敢放任“回忆”完全地意识流。

        文学史不仅烛照古人,也会反映自身。不妨从文学史讲述中蠡测木心:

        木心属于更接近“五四”的世代,对孔孟不免有成见,对西方不免更景仰,于是精神血统上祖祢耶稣、尼采,而不认孟子、宋诗和王学。他崇敬屈子与陶令,志在文学与人生一元,身历史观统一的全过程却坚持怀疑和独立;又决不承认是遗民,而要站到西方人文主义队列中,以流亡者自居,把二希文明视作精神上的故乡。他看到近代“断了汉文化的血脉”,却念念仍在“文艺复兴”;他以创作家探索文学史理论,谈龙技痒,仿《无题》用典用字虽是玉溪生,句式、力道、况味实乃杜司勋……

        读木心的散文,或许不欣赏他笔下的孤峭。但为他任性地不肯被时世同化,为他的自矜才调与狂者胸次,为他的拙于自见,可以爱上文学史里的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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