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夫不负有心人

    今年年初，傅高义（Ezra F. Vogel）教授的大作《邓小平时代》由三联书店出版了。这部书的英文原著是2011年出版的，去年香港大学出了中文繁体字版，现在又有了一个简体字版。短短不到四个月，简体字版在大陆销售数十万册，令人吃惊。

为写邓小平努力学中文

    我与傅高义教授相识是上世纪90年代，我参加过他主持的几个国际关系史研究项目。那时，我知道他是研究东亚问题的著名学者，他写的《日本第一》在美国和西方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90年代后期，我转向改革开放史研究，也看过他写的关于广东改革开放的书《先走一步》。

    记得大约是2002年夏天，傅高义教授到北京来，为写关于邓小平的书收集资料、进行采访，我们谈过一次。以后几年，每次见面我们都要讨论有关话题。使我惊讶的是他的中文水平提高很快。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讨论他的写作计划时基本是用英语，也夹杂着中文。我的英文着实不怎么样，但那时他的中文至少是口语绝不比我的英文好。但一年以后，我们再见面时基本就用汉语讨论了。而两年以后，他的口语已相当流利，用中文探讨问题已没有什么障碍。一位功成名就的学者、七十多岁的退休老人，为写一本书，竟如此努力地学习对西方人来说并不容易的中文，这种精神很让我佩服。他说他有个诀窍，就是用《邓小平文选》当汉语教材。

十年磨一剑，博采众家

    《邓小平时代》整整写了十年，真所谓“十年磨一剑”。在当下的浮躁气氛中，这已十分少见；不过，对一部严肃学术著作的写作来说，这又很正常。“写邓小平并非易事”，傅高义教授在该书的前言中写下的这句话语气平淡，但他的体会一定是最深切的。写这本书，一个基本困难就是史料欠缺。邓小平很少谈及自己，与他相关的许多重要档案也未公开。读罢这本书，我觉得最能体现作者所下功夫的，就是他收集到的资料，特别是大量的访谈；而最能体现作者功力的，是他驾驭复杂课题的能力，新颖的布局、周全的叙事和持重的评论。

    该书虽主要为公众而写，但前言是标准的学术范式。作者在其中介绍了他所使用的基本史料和参考书，并一一说明其价值。主要有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篡的《邓小平年谱》、《邓小平文选》，中外人士的相关回忆录以及有关的研究著作等。作者还无遗漏地列举了他访谈过的人，并表示感谢。由于人脉广泛，先后接受他访谈的达三百人左右。就写作一本书而言，这是极其罕见的，也绝非一般的写作者所能做到。在这些亲历者或知情者中，有邓小平的家人和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有相当多的中外政要，还有不少中外学者。与其中一百多位中国人的访谈几乎都直接用汉语进行，这无疑有利于作者更好地理解被访谈者所提供的情况和想法。

    充分运用口述史料并记录受访者的观点可以说是这部书的一大特色。大量的访谈使得作者得以从不同角度观察和理解邓小平，这不仅使得作者对传主的刻画更加准确和丰满，也使得作者能更全面地记述和评价这个处在时代中心的人物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之间的联系。从记录历史的角度看，大量的访谈也使这本书具有长久的史料价值。诚如作者所说，“对研究邓小平的学者而言，没有比现在更好的写作时间”，与亲历者和知情者交谈，这是“以后的历史学家无法再有的机会”。

先传后史的写法引人入胜

    傅高义教授的书中译本的书名是《邓小平时代》，而英文原著的书名是《邓小平和中国的转变》（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在英文中，“Transformation”这个词是指形态和特质的转变，而非外形的改变或替换。中文本采用的译法多少有适应普通读者口味的商业考虑，而英文原著的书名更准确地反映了该书的主题和内容。同时中文本的译法会使人觉得，这就是一本伟人传记；而原著的书名则表明，这既是一本传记，也是一部中国改革开放史。

    琢磨一下这本书的谋篇布局和写法是很有意思的。全书以导言开头，正文分6个部分，共23章，实际由两大板块构成。导言和前两部分的6章是第一大板块，采用了典型的人物传记写法；后面的3至6部分共17章是第二大板块，本书的主要部分，基本采用分专题记事的写法。

    这两大板块，前一个看起来是写邓小平的生平，实际是从交待人物入手为进入主题——“中国的转变”所作的铺垫。这种把人物传记与专题记事结合在一起的写法，对于表现该书的主题来说是一种非常聪明的选择，在体例上可算是一种创新。谋篇布局的新颖巧妙应该说是该书大获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导言“这个人和他的使命”，先为邓小平画了一幅特征鲜明的速写。第一部分“邓小平的人生经历”仅有一章，标题是“革命者、建设者、改革者”。这一章继导言之后对邓小平人生轨迹作了比较细致的记述。“革命、建设、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三部曲。作者使用的章标题反映出邓小平是中共历史的一个典型代表人物。不过，这一章只写到1969年，即“文化大革命”发动后不久。这时把邓小平称为“改革者”似嫌早了些。作者所指的“改革”主要是上世纪60年代上半期邓小平所参与的政策调整工作，这与我们后来所说的改革还不是一回事。该书的第二部分“曲折的登顶之路”内设5章，记述了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后的复出以及第三次被打倒到再次复出。

    导言加前两部分共6章所占篇幅将近全书的三分之一。有学者批评说，作为一部邓小平的传记，这部分写得太少了，对邓小平在许多重要历史事件中起的作用交待得不够。然而，我读这本书时反倒觉得作者用这么长的篇幅交待邓小平早先的经历多少有点出乎意料，因为它毕竟离改革开放时代和中国的转变这一主题稍远了点。

    不过，细细阅读就会发现，作者对邓小平经历的记述，重点并非他的生涯和他做过的事情。作者更关注的是邓小平与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其他党内高级领导人之间的人际与工作关系，邓小平如何获得处理党务、政务、军队和外交各方面事务的经验和能力，他如何形成开阔的视野、非同寻常的洞察力和他对许多问题独特的思考，以及他在党内所拥有的特殊地位。这些内容不仅加深了读者对邓小平的了解，也使他们透过邓小平的人生轨迹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党内状况和中国社会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在作了这样的铺垫之后，全书才真正进入“邓小平和中国的转变”这一主题。

专题记事经纬分明

    《邓小平时代》的第3至第5部分记述了1978年至1992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这三个部分是全书的重点，基本采用了分专题记事的办法，当然邓小平仍是主角。第6部分是全书的结论。

    最近十几年，我的大部分精力放在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史上，也曾主编过一本《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我感觉国内关于改革开放的论著虽不可胜数，但大多数属于现状分析或对策研究，真正把这一段作为历史来考察的并不多见，综合性的研究就更少。改革开放的这段历史内容极其丰富，一是整个过程有很强的连续性，不像此前的历史以战争或政治运动就可以划分成明确的阶段；二是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发展，且各个方面彼此间影响甚大。就我的体会，写改革开放史有两个基本的难点：一是如何处理按时间推演的大线索与各方面进展的关系；二是如何处理一些政治上的敏感问题。现有的带通史性党史、国史著作在写这个时期时大都是按专题编排的，我编的那本改革开放史也不例外。但总的来看，我们的处理不很成功，主要问题是比较刻板，每个阶段都按经济、政治、外交、军事几方面分类编排，模糊了历史的节奏，使人感觉不到那种时代的大脉动，同时也未能很好地展示各方面发展的关联和相互影响。对于那些敏感的问题，国内学者虽有一些研究，但很难说深入系统，在相关的通史类著作中通常仅作一般叙述或加以回避。

    我认为，《邓小平时代》的后半部分虽然也采取了专题记事的办法，但较好地解决了时间线索与各方面进展之间的关系。其实，作者采用的办法是比较简单的：一是在每个部分和大部分章标题之后加上时间范围，使读者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哪些事情是同时发生的，哪些是先后发生的；二是在每个部分中只写联系最密切的几方面问题，这就突出了改革发展的大线索。同时作者也没有回避这段历史中所涉及的敏感问题。

    第3部分“开创邓小平时代，1978－1980”，内设6章，主要内容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发生的思想和政治转折、对外关系的变化和中央领导班子的调整。在改革开放的启动阶段，这三个方面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转折使中国得以开辟一条新的建设道路，外交政策的调整为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班子的形成则有力地保证了各项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

    第4部分“邓小平时代，1978－1989”，内设7章，主要内容是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两岸关系的演变、香港澳门的回归和西藏问题，为军事现代化所做的准备，政治体制改革和一些重大政治事件。这个部分的头一章，即全书的第13章“邓小平的统治术”分析了中国的权力结构，并对邓小平的治国和改革的指导原则做了总结，共概括出17点。这不仅使得读者对邓小平的治国理念和方法有了一个整体的了解，也使得对改革开放各方面政策和发展的叙述有了一种内在逻辑，使人读起来不觉得散乱。

    第5部分“邓小平时代的挑战，1989－1992”，包括3章，主要内容是应对政治、外交和经济等各方面的挑战，最后是邓小平南方之行和改革开放的新一轮启动。

    全书最后一部分“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同第一部分一样，也仅设一章，即23章，标题是“转型的中国”。这一章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变化与邓小平的继任者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

    改革开放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亲身经历，书中所述之事有相当多的是我们比较熟悉或有所了解的。但这个场景太大了，变化太多了，要比较全面而准确地提炼和记述这段历史真的很难。我认为，从宏观把握和历史解释的角度看，《邓小平时代》是目前做得最好的一本书。

值得注意的观点和研究的推进

    这部书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例如，作者认为1978年中国出现了三个转折点，即当年夏天谷牧代表团对欧洲的访问和随后的国务院务虚会、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2月的三中全会。这与我们所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历史的转折点不同，但突出了历史的转折是一个过程，经历了一系列重要事件。再如，作者提出“自由的边界能够放得多宽，又不至于使中国社会陷入1949年以前或文革式的混乱？在整个邓小平时代，这一直是造成分歧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个观点贯穿了全书的后半部分，是作者对这个历史时期中共党内出现意见分歧的原因所作的总结和解释。我以为，这个观点十分深刻，值得认真思考。

    对这段历史研究的推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作者研究了诸多对大陆学者来说较为敏感的事件，当这样一本书在中国出版发行之后，国内的研究者也就应该可以做出更细致全面的研究了。另一个方面是作者研究了许多为国内学者所忽视的问题。以外交为例，在改革开放启动之时，邓小平的对美外交和对日外交是受到普遍关注的，但邓小平的东南亚之行却很少有人述及，而傅高义教授的研究表明这是邓小平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该书关于军事现代化的第18章中对中美军事合作等问题的记述也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空白。

有些观点并非不可商榷

    傅高义教授的研究和观点并非不可商榷，新的研究总会有些不足之处。这里仅谈我初步感到的两点：一是“文革”结束之后的两年，对华国锋、叶剑英两位领导人所起作用的记述和估计不足，对华的评价偏低。在十年动乱之后，中国没有再出现政治动荡，并在两年之后就走上了一条成功之路是一种合力的结果。二是对1979年理论务虚会的研究也有些失之简单。理论的务虚远比经济发展的务虚要困难得多。“文革”结束后原来的一大套“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革命”的理论已无法再用，但新的适合今后发展的理论一下还不可能产生。理论务虚会提出了问题，却找不到答案，这便是其面临的困境。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可谓稳住了思想理论战线的阵脚，而三年以后中共第二个历史决议所回答的许多重要问题，实际就是在理论务虚会上提出的。

    研究的深入需要思想的碰撞。对傅高义教授书中的缺点和不足当然可以批评，但不应苛求，因为许多问题我们自己还研究得不深不透，并无把握。《邓小平时代》是一本平实而精彩的书。文如其人，傅高义教授是一位勤勉思考的谦谦君子。他深知历史是需要沉淀的，而真象和结局要在许多年之后才会一点点地浮现。因此，他的所求并非一语惊人，而是通过研究加深人们对邓小平和当代中国的理解并因此获益。而这正是此书的厚重所在。无论如何，这部著作可谓这一领域研究的里程碑和标杆。

    我们祝贺傅高义教授的成功，同时也深知我们的责任和面临的挑战。

    （本文发表时有删节，全文将刊于《清华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