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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让我们做好准备。汉语读者将进入一个迷人的内心世界，在欣喜于细碎发现与印证的同时，又势必受制于偷窥引发的罪感。
她是伟大和独一的苏珊。
1957年1月6日，苏珊·桑塔格写道：“从现在起，我准备写出每个我脑子里出现的该死的东西。”
姚君伟教授译《重生：苏珊·桑塔格日记与笔记（1947—1963）》已经出厂，陆续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在本月发行。
此书由桑塔格的独子大卫·里夫（戴维·里夫）编选付梓于2008年底，乃计划中的三卷本桑塔格日记和笔记的首部，所收1947-1963年的文字，恰处日记主人心智成形的阶段——14岁花季至30岁的而立之年，包括1949年在加州伯克利，1949-51年在芝加哥，1950年代中期在麻省剑桥，1958年在巴黎，以及1959年后在曼哈顿，不仅再次确证桑塔格才华横溢，涉猎宽广，更可首次深入她多彩而复杂的内心世界：与菲利普·里夫麻烦不断的婚姻（1950-58），双性情感世界，对犹太历史与宗教的兴趣，与老母和幼子的关系，她的勃勃野心，自我塑造，以及更为重要的——如丹尼尔·霍洛维茨当年在《旧金山纪事报》长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她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转变的发端与发展。
这些日记与笔记累积一生，将近一百本，存放于家中的壁橱，怎样处理，里夫回忆，母亲2004年12月28日死前没有明确交代，“只有一句话，轻轻的一声：‘你知道那些日记本在哪里的。’”（《重生·前言》， 黄昱宁译，姚君伟校）。
虽踌躇再三，但儿子决意付诸出版，理由是他今天不出，明天别人也要出，盖因这些档案已经出卖，几同公产。
事关两大私密主题：野心和性。
1957年的除夕，桑塔格写道：
除了懒惰，什么都无法阻止我成为一个作家。一个好作家。
写作为什么重要？我想，主要是因为自以为是。因为我想成为那样的人物——一个作家，而并非因为我有什么必须说的东西。为什么不也那样呢？凭着一点点自我建构——比如这本日记提供的既成事实——我一定会最终获得成功，确立自信心，即我（我）有东西要说，有必须说的东西。
我的“我”渺小、谨慎，也太清醒。好作家是咆哮的自负者，甚至自负到愚昧的地步。让我清醒，评论家们，纠正他们——但是，他们的清醒是寄生在天才的创造力之上的。
（姚君伟译）
1949年5月底，首次与女性伴侣接触后，桑塔格写道：“现在我又是谁呢，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的性观念被如此改变——感谢上帝……我不想让理智支配人生，我想历尽所有……不管它令我快乐或痛苦，我会小心谨慎，力避痛苦——我将到处期盼快乐，发现快乐，因为到处都是快乐。”她进一步写道：“我活着……我美……还有什么？”（读书报前译）
这些文字未经删节，但做了编辑，暂时隐去了某些伙伴的大名，而以字头代替，如前述那位女同学，在书中成为H。作为编辑的儿子也道出了作为读者的感受，这未尝不是某种共通的观感。里夫说：
我一边读，一边体会着与50年代中期的希腊观众们相差无几的焦虑。我想大声喊，“别那么干”或者“别对自己如此苛刻！”或者“自我感觉别这么好”或者“对她防着点，她不爱你。”但是，当然，我为时已晚：戏已演罢，主角已离场，而其他角色，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也走了。
（《重生·前言》， 黄译姚校）
女作家和演员莫·安杰洛斯甚至在去年将此书改编为话剧《桑塔格：重生》（Sontag: Reborn），并在剧中出演桑塔格。她也是著名的“五个女同性恋兄弟”剧团的成员。读书报去年年初报道，导演玛丽安妮·维姆斯和美术师约书亚·希格森则利用大量的投影效果，在前景和背景的帘幕上，映射出女作家的手迹。在演出的大部分时间里，桑塔格坐在桌前自言自语，为思想而思想，为性方向而纠结。桌上堆放着托尔斯泰、纪德和曼的著作，这是她的精神食粮。偶有老桑塔格现身，作为来自未来的幽灵访客，盘旋于书房，对小桑的狂傲、幼稚、自恋、自疑和故作深沉略加评判。
里夫著、姚君伟译《死海搏击：母亲桑塔格最后的岁月》也已于2010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知识分子对桑塔格的钟情，构成了围绕着她的所谓“神话”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代表着面对当代文化时一支极为重要，而且日益重要的反对力量。它爱思想，反虚无，爱勤奋，反懒惰。它当然也是爱大部头而反小微博的。它爱的是别人望而生畏的美。
“再度提请读者注意。”里夫写道，“在这部日记里，艺术被看做一个关乎生死的问题，反讽被定义成缺陷而非优点，严肃性则是至高无上的美德。这些特点母亲早就有所展露。她身边从来都不缺少想让她悠着点的人。”（《重生·前言》， 黄译姚校）
桑塔格日记的第二卷《意识听命于肉体》（As Consciousness Is Harnessed to Flesh），收入她写于1964-1980年间的日记和笔记，已于去年由法劳·斯特劳特·吉罗出版社出版。上海译文本周一告诉读书报，此书汉语译本大约在2014年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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