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正如本书作者所言，他“对世上所有的事几乎都公开发表过看法，谈过厌食模特、顽固性失眠、安慰剂，谈过烦恼、诱惑、滥用药物、夫妻口角是如何产生的，还谈过笑和眼泪，”在法国里昂卢米埃尔诊所（Clinique Lyon-Lumière）工作的帕特里克·勒穆瓦纳（Patrick Lemoine）是位知名的精神科医师，以他的学识和经历，谈论上述议题自然是信手拈来。不过，这本书和他过去的出版品，包括已在大陆出版的《爱如何降临》和《眼泪的性别》等专题书籍相较而言，视野更广，表面上本书是对其从医生涯中所遇种种的回顾和反思，但读完全书，其中的一条暗线——一部病患处遇变迁和精神病学史。
精神疾病的历史和人类历史一样长。自古以来，能够留下的关于精神病患的记载，几乎全部由非精神病患完成，他们是旁观者，而作为被观照对象的一小撮精神病患则被视为邪魔附体、神譴天罚的结果。朴素的古医学则秉持了自然主义视角看待精神病患，如希波克拉底的体液失衡致疯学说，但这些想法在中世纪宗教神权思想控制下逐渐式微，精神病患的命运依旧命途多舛，污名化现象更甚。
17世纪，受笛卡尔身心二元论影响，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渐抛弃恶魔致疯的观点，而将疯狂归因于躯体或大脑问题；随后，英国人洛克将“妄想”视为错误教育所致的意念错误联接之结果，此观点隐含着“疯人也能通过再训练重获正确思考的能力”的思想。
这些思潮一直持续到18世纪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医生菲利浦·皮内（Philippe Pinel）在其所辖医院推行“道德疗法”，并将精神病人从镣铐中解放出来，这是精神病患在法国首次沐浴到人道主义之光。在某种意义上，自法国诞生的“道德疗法”也可视作日后以巴甫洛夫和斯金纳等人为代表的行为学派之最早源流。
19世纪后，精神医学努力使自身成为一门科学，精神医学重镇也从英、法逐渐转向德、美。在德国，精神疾病起源于神经与脑部异常的观点盛行，威廉·葛利辛格（Wilhelm Griesinger）医师更是主张将精神科和神经科结合成为神经精神科，此举对后世影响极深。这也是为何作者在书中提及1968 年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正式分家时使用“阵痛”一词的原因，此后神经科医生司职硬件（神经）修理，而精神科医师专事软件（精神）改写。
进入20世纪，精神分析、行为治疗、认知治疗等心理疗法的风头盖过精神医学，而精神病学自身也因受到二战纳粹利用精神科医师迫犹太害精神病患，以及战后媒体对精神病院种种丑闻的曝光，使公众有了精神科依旧停留在黑暗时代的负面印象。其实，50年代对精神病学发展而言具有重要意义：氯丙嗪、异丙异烟肼和锂盐等一大批具有抗精神病作用的物质戏剧性得以被发现。只不过，也正是由于精神医学的重大突破，而使精神病患再次落入被处置对象的非人道境地。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反权威的氛围契合的是，精神病学领域兴起了“反精神医学”和“去机构化”运动，前者认为精神病根本不存在，它不过是社会构建的产物，后者则倡导改革对待精神病患的方式，即把拘禁患者变为小区照料加门诊治疗。来自哪个时代的问题，“精神医学的社会功能究竟是保卫生命还是社会控制？是治疗还是惩罚？”在今天的很多地方依然是问题，比如作者所在的法国。
在法国，精神科医师拥有决断病患自由的权力，传统上精神病患又被公众被视为社会秩序的游离或破坏分子。所以，精神科医师很容易无意间就充当了建制的“协警”，虽然其他医学学科中也存在医患权力失衡问题，但因精神病患身份更“卑微”，其中的医患权力落差也显得更突出。作为一名接受过5月风暴洗礼的男人，一位秉承老师教导的“精神科医生必须是个刺儿头，敢于特立独行”的医师，勒穆瓦纳在书中对法国医疗制度多有抨击，而对精神病患所遭受的种种抱有深厚同情。
在勒穆瓦纳看来，“每个人身上都藏着疯狂的种子，而每个疯子身上都有一部分理智。”他们“跟我们之间存在着通道和桥梁。我们对这些生病的同类，最缺乏的就是尊重和同情。”不论，作为读者的你是否赞同其观点，都必须面对现实境遇——当前的精神病学有把“每一件事情都精神医学化”的倾向：20世纪中叶，西方世界的各种精神病，无论种类或发生率都成长速度惊人；例如，第1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约100页，第2版为134页，第3版近500页，第4版则暴增至934页，2013年第5版将会公布……精神疾病种类越来越多，势必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患上精神疾病……所以，近10年来，乃至未来，你会有精神疾病正向你款款走来的感觉。
既然绕不过现实，也逃不出历史惯性，倒不如索性豁达起来，从这本书走进去，你会发现这个你原来从不会进入的处所，一如其他你没去过的地方一样，精神病患、精神疾患甚至精神病院也是具体的、有重量的、有故事的、有情感的，有人味儿的。
这，便是了解精神疾病和病患的第一步。
《伫立在疯狂里——一个精神科医生的手记》, 帕特里克·勒穆瓦纳/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3月第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