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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3年05月01日 星期三

    马鹤天并非“踪影全无”

    散 木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5月01日   03 版)

        《中华读书报》“文化周刊”发表的范子烨《马鹤天和他的〈内外蒙古考察日记〉》,介绍了马鹤天及其《内外蒙古考察日记》一书,作者亟称:“在我国现代的学者之林中,很少有像马鹤天那样不辞艰险、壮游天下的人物”,以及“作为国民政府的高级文化官员和边疆史地专家,马鹤天一生为国家而奔走,为民族而呼唤,为人民而献身,因而他的壮游既负荷着国家与民族的重大使命,其历史的意蕴和诗性的况味,也令人涵咏不尽。”笔者阅至此处,不禁感慨:马鹤天先生沉寂良久,总算是有人有所道及,并且予以了不俗的评价,然而其人其“壮游”等等,以及“其历史的意蕴和诗性的况味”云云,终究是不甚了了,这也难怪,在我们的历史史册中,还有多少过客已然被人忘却抑或差几被人忘却,就以范子烨先生的这篇文章而论,其在叙述了马鹤天及其《内外蒙古考察日记》之后,不无遗憾地称道:马鹤天先生足迹遍及西北、蒙古、东北、康藏,堪为杰出的边疆考察家和边疆学家,所谓“鹤鸣九皋,声闻于天”,“然而,在鹤唳长天之后,马鹤天却奇怪地消失了。在抗战胜利之后,他踪影全无,至今我们仍然不知其所终。一代英杰,魂归何处?令人无限迷惘。”其实,让人“迷惘”的,不是其人“失踪”了,而是此后的史家不再记叙他这样的“过气”人物了,而热火了一阵的各地的地方志也已然大功告成,全然不顾遗漏的方方面面,于是,在历史的细部,譬如马鹤天其人其事,合该是“令人无限迷惘”的空白了。

        马鹤天(1887-1962)是山西人氏,笔者早年研习山西地方史时,有所关注。其原名马鸣銮,晋南芮城人,要说其人应该给予关注,一是其曾参与辛亥山西光复,继之在担任《河东日报》编辑时因揭露地方官贪污腐败而被殴,堪为三晋好男儿;又于时代转换关头,所谓新旧民主革命更替,“五四”春风飘入娘子关之内,彼时山西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潮的刊物是《平民周刊》(由太原一中学生王振翼主编,一中学生姚錞负责印刷和发行,高君宇、贺昌、贺凯等参与其中),该刊号称要“以山西实况报告世人,代人民呼号”,并且要“将世界潮流输入娘子关内,供给晋民以奋斗有效的径途”,此外则是山西大学的“新共和学会”(由谢冰莹的哥哥谢焕文任委员长),编辑发行《新共和》季刊,并公开宣称“贫困问题的唯一根本原因就是资本主义”、“不适时的思想和制度必须赶快推翻,适时的国潮与制度必须赶快建设”,而“代资本主义而起的当然是社会主义”,再就是太原知识界进步人士所组织和“山西学术研究会”了,该会出版《新觉路》半月刊,由马鹤天任主编,彼时在太原活动的邓初民曾为之撰写有《怎样改造中国》、《半年来吾国劳工运动见闻》等文章,表示了对社会主义的憧憬,等等,而马鹤天无疑是山西传播新思想新思潮的弄潮儿之一,当时他还担任太原《共和白话报》的编辑;三是马鹤天又曾留学日本,后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曾会见过流亡在日本的孙中山,随即参加中华革命党,并与仇鳌等人组织“神州学会”,创办《民彝》杂志,其同仁有李大钊、高一涵、邓初民、易梅园等,宣称开展讨袁斗争,这一“神州学会”,见诸史料颇为鲜少,唯有李墨卿在《墨园随笔》中有所道及,其曰该学会并非秘密组织,而是一个“以研究学术、敦崇气节、唤起国民自觉、图谋国家富强”为宗旨的团体,可惜迄今乏人研究。四,马鹤天返国之后,参与创办太原著名的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并任教务长,这所学校不仅培养了众多山西青年才俊,其地也是山西诸多革命运动的摇篮之一;马鹤天此后服务国内教育界,历任西北边防督办公署教育科科长、北平民国大学总务长、兰州中山大学校长、甘肃学院院长、甘肃教育厅厅长、国民政府铨叙部育才司司长等,多有建树。五,一如范子烨文章所称道的,马鹤天以其边疆研究和活动最为著称,其曾担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等职,1923年,他还发起并创建了“中华西北协会”,后来还与顾颉刚、黄奋生、韩儒林、赵守玨等创建了“中国边疆学会”;1935年,马鹤天奉命出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大员,并被任命为九世班禅大师回藏专使行署参赞(此后还任榆林回藏办事处专使、张家口回藏办事处处长等),他是国内著名的藏学家,而彼时的边疆于国难之中频频告急,马鹤天履及的西北、蒙古、东北、康藏,无处不是危若累卵,抑或已然弃守,马鹤天“愿借明驼足,遂我长征志”,未始没有苍凉的回眸,当年他的众多行记,如《东北考察记》、《内外蒙古考察日记》、《赴藏日记》等等,曾经被收入进《民国丛书》等,而由于显然的原因,此后再难重见人世矣。

        或许,这也是马鹤天“踪影全无”的一个原因了。

        晚年的马鹤天,先后在中央民族学院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期间,他曾被聘为山西省文史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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