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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3年05月01日 星期三

    绿原家属切莫错怪了黎辛

    吴永平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5月01日   05 版)

        围绕着“罗惠压稿”事的争议已经持续了两年,有关人士发表了如下观点纷纭的文章:

        罗惠:几多风雨,几度春秋,载《新文学史料》2010年第2期

        黎辛:《几多风雨,几度春秋》读后,载《新文学史料》2010年第4期

        罗惠:关于《从头学习》一稿的发表,载《新文学史料》2011年第2期

        刘若琴:与黎辛先生不同的历史叙事——《读后》之读后,载《粤海风》2011年第2期

        黎辛:我的“不同的历史叙事”,载《粤海风》2011年第6期

        刘若琴:历史的否定之否定,载《粤海风》2012年第3期

        所谓“罗惠压稿”事,指的是1954年5月中旬舒芜的检讨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寄到中南区党报《长江日报》文艺组后,工作人员罗惠未予及时登记事。该情况被其同事李曙光(黎之)发现后报告给副总编辑黎辛,后者直接插手,该文遂得以发表。

        这件事本不复杂,为何要争议如许之久呢?盖因一个“压”字。“未予及时登记”只是“失职”,而“压稿”则是“渎职”,前者属无心,后者属有意。一旦敲定该事为“有意”,则必然会牵涉到绿原,进而牵涉到绿原的朋友胡风,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于是,罗惠(绿原妻)在《关于〈从头学习〉一稿的发表》中对“压稿”事坚决否认,责怪道:“黎辛同志在《新文学史料》2010年第4期发表了《〈几多风雨,几度春秋〉读后》,如同他对我的指责,他文中‘说了些不符合事实的话’,特别是所谓1952年在《长江日报》文艺组,我‘压’过舒芜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稿之说。记得黎辛同志在《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2期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就有过类似说法……”

        刘若琴(绿原女)在《与黎辛先生不同的历史叙事》中也指责对方,称:“黎辛先生曾任《长江日报》社的副总编辑,他在《读后》一文中,以当年领导的身份断言罗惠压了舒芜的稿件,又强说该稿‘就是李曙光与罗惠’交给他的。可惜这些说法比较武断,有不少臆想成分。这些说法好像也不是第一次,在2001年黎辛先生的另一篇文章中就有过类似的话语。”

        绿原家属提到的黎辛曾发表的“另一篇文章”题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载《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2期),该文有关“罗惠压稿”事的记载与《〈几多风雨,几度春秋〉读后》中的相关文字并不是“类似”,而是一字不差,录如下:

        约在1952年4月,舒芜向《长江日报》文艺组寄来了《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检讨他在重庆写的《论主观》的错误,这时文艺组组长绿原离职参加“三反”运动去了。李曙光告诉我,另一位编辑、绿原的妻子罗惠将稿件压着不拿出来。我问罗惠,她说还没有登记。我说登记以后你和李曙光看看交给我。现在有人说罗惠“将文章压下来,后由副刊组另一位同事黎之将稿件拿走,会同编委黎辛、总编熊复决定发表”……

        细读如上文字,笔者觉得绿原家属似乎错怪了黎辛。文中写得很清楚,他并不是“罗惠压稿”事的发现者,发现者是罗惠当年的同事李曙光(黎之);他也并不是第一位披露“罗惠压稿”事的人,始作俑者是文中双引号内那段文字的作者。

        弄明白了这些事,事情就变得简单了。该个案可以从两个途径获得突破:黎之现居北京,可以直接请他出来作证,不必揪住黎辛不放;双引号内那段文字虽然未注明出处,可以按图索骥,找出作者也不会太困难。

        笔者经过考证,在后一个途径上有所发现。经查核,确认双引号内那段文字出自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的第二个版本。更有趣的是,笔者还发现,李辉所著《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的三个版本中关于“罗惠压稿”事的表述前后竟有很大的变化。为方便读者比较甄别,现将这三个版本中的相关文字依次录如下:

        舒芜的文章寄到《长江日报》时,最初落到绿原的妻子罗惠手中,她压下了。后由一位副社长出面拿走,这才予以发表。(李辉:《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载《百花洲》1988年第4期)

        舒芜文章寄到《长江日报》时,绿原正好到乡下参加土改了。绿原的妻子罗惠也在副刊工作,便将文章压下来。后由副刊组另一位同事黎之将稿件拿走,会同编委黎辛、总编熊复,决定发表。为此事,绿原曾写信向胡风解释,表示歉意。(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2月版)

        舒芜文章寄到《长江日报》时,绿原正好到乡下参加土改了。后由副刊组另一位同事将稿件拿走,会同编委黎辛、总编熊复,决定发表。为此事,绿原曾写信向胡风解释,表示歉意。(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

        1988年7月9日李辉在第二版的“作者后记”中曾谈到该著的“口述实录”风格,他写道:“写这本书,我越来越感觉到与其说自己是一个作者,不如说是一个‘记者’——名符其实的记者。从全书来看,所尽到的责任和完成的任务,无非是在记,记当事人的谈话,记从报章上抄下来的文字,记侥幸从不同角度获得的第一手资料。”(《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2月版)

        既然如此,那么,绿原家属如果打算彻底弄清“罗惠压稿”说的由来的话,要找的人便不应该是黎辛,而应该是“记者”李辉,应该向他咨询,前两个版本中的“罗惠压稿”说是采访何人所得?后两个版本中的“绿原道歉”说又是采访何人所得?此外,绿原当年写给胡风的“表示歉意”的信,也请展示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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