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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3年05月01日 星期三

    寂寞千载之高僧,法成

    素心兰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5月01日   15 版)

        法成于藏传佛教之历史地位一如玄奘之于汉传佛教。然可堪憾恨者,法成大师留给世人的仅是一个极为模糊的背影。这位绝非凡品的一代高僧,在其身后的千余载中竟一直埋没不闻。如果没有敦煌石窟经卷的发现,如果不是一批中外学者对这些经卷苦心孤诣地爬梳整理,今人是无法得知法成之大名的。

        谈及中国古代中西文化的交流,最早且形成相当规模者当属佛经的翻译和传播。佛教的流布分为北传佛教和南传佛教,北传佛教包括汉传和藏传佛教。对此,人们通常首先想到的是汉传佛教中的代表人物唐三藏,法名玄奘,俗称唐僧者。其所著《大唐西域记》及其所译万卷佛经,更有通俗小说《西游记》,让这名高僧名扬千古,妇孺皆知。而这里将要提到的人——法成,却自古代《高僧传》迄今各类佛典辞书,均不见其名讳,常人更是闻所未闻。

        法成(管·法成),何许人也?此人乃唐代藏传佛教高僧,吐蕃人,公元九世纪初生于后藏达那。法成出身之管氏家族乃吐蕃望族,其先祖管·雅琼是赤松德赞赞普时的七大权臣之一,其家族中另有三人曾任吐蕃王朝重臣。显赫的家族背景,为法成提供了优越的佛学环境和语言学习条件,使之日后成长为藏僧中的翘楚。而长期置身于河西这一中西交通要道,又使他成为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位重要使者。法成于藏传佛教之历史地位一如玄奘之于汉传佛教。然可堪憾恨者,法成大师留给世人的仅是一个极为模糊的背影,其传世译著迄今所见者有两部分,一为藏于敦煌石窟的汉文写本,如《大乘稻芊(qiān)经随听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一为录于藏文《大藏经》中的《善恶因果经》、《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重译本等,大约仅二十余种。吐蕃占据河西之后,一些藏区僧人陆续前往河西汉区。法成作为藏僧高层,大约是在唐文宗太和年间(827-835年)来到沙州、甘州(今张掖)一带译经并讲学的。这在法成译著的跋语中有所反映,例如《六门陀罗尼经》等三部译著的跋语记有:“癸丑年十月上旬之八日,于沙州永康寺集译讫。”此处“癸丑年”为唐太和七年(833年)。

        法成精通藏、汉两种语言文字,能够从事佛典汉藏两种文本的互译。陈寅恪先生指出:

        今日所见中文经论注疏,凡号为法成所撰集者,实皆译自藏文。

        敦煌写本中屡现:“若于蕃本……”、“故蕃本云……”等字眼,可见法成娴熟自如地对汉藏两种佛典文本的文字对勘、比较诠释。《大乘稻芊经随听疏》是法成佛经汉译本的代表作,也是法成的一份授经讲义。在盖有“净土寺藏经”之印的《大乘稻芊经随听手镜记》这本僧徒笔记末记有:“永康寺后辈法律比丘福渐受持,并兼通稻芊及坐禅,并具定义。”寅恪先生认为:《大乘稻芊经随听疏》“博大而精审”,是吐蕃寻常经疏难以企及的。先生还指出,此译作与古印度佛经原典存在渊源关系。藏文《续藏》第三十三函“菩提路灯品”有龙树菩萨《圣稻簳(ɡàn)经章句》,又第三十四函“随念三宝义旨”中有龙树菩萨《稻芊喻经广大演一百十二品》,龙树菩萨乃三世纪古印度高僧,为显密八宗祖师。据此可知,法成为《稻芊经》作疏时,对天竺佛经古籍已有相当精深的研究。此外,藏文《续藏》第三十七函“十地论释”中,有一部印度法师佮麻剌尸剌(年代不详)所撰《稻芊喻经广大疏》,此书与法成的《随听疏》第五“解释门”释本文文中所分五门、七门,章句次第及文字诠释完全相符。尽管还无法断定二者孰先孰后,但足以判定二书同出一源。《随听疏》汉译本与《广大疏》藏译本如此暗合,后者或否也与法成有关?

        法成将佛经汉译本转译为藏文更是游刃有余。见于藏文《大藏经》中的《贤愚因缘论》便是出自法成之手的汉文译本之一,其译文质量堪称一流。更值得一提的是:陈寅恪先生在检阅北京本西藏文《续藏》满、蒙、汉、藏四体目录时,“见第四十一函《契约解》中有‘经部’《深微宗旨确释广大疏》一种,震旦律师温崱(zè)个撰,答理麻悉谛译。”这位“教授的教授”,一眼看出了这两个怪怪的名字所指何人。其中的“答理麻悉谛”非他人,乃法成是也。此名为蒙文音译,梵文作Dkarma-Siddhi,藏文作Chos-grub,而“法成”乃汉文之意译也(古代汉地高僧多以“法”名,诸如法显、法和、法融等等)。另一个“律师温崱个”,则是玄奘的著名弟子圆测(全名圆测文雅)之讹译。《续藏》所收此书乃圆测《解深密经疏》之藏文译本,《解深密经》为大乘佛教瑜伽行派所据之根本经,也为法相宗所依“六经”之一。圆测疏乃法相宗宝笈,其汉文原本今已残阙,若使这一千年古籍现其原貌,必得据此藏译本缀补。仅此而言,法成大师不亦功德无量乎!

        据上种种可推测两点:其一,法成绝非普通法师,而是藏传佛教中造诣非凡的大师级人物。其二,法成之译经、授经当始于藏区而非河西。吐蕃在赤松德赞时期(755年—794年)就曾组织专门译场,展开大规模的译经活动。惜八、九世纪的藏译佛经大多亡佚,这其中有多少与法成有关,今人不得而知。然而,仅就传世文本及见于敦煌石窟的写本来看,出自法成之手的译著无论汉译本还是藏译本均属上乘之作,此于《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贤愚因缘论》中可窥其一斑。在中国佛教史上,汉译和藏译佛经共同汇成了蔚为壮观的佛典长河。佛教研究中藏文佛典与汉文佛典的相互校勘和彼此印证不可或缺,这其中法成的地位显然不容小觑。

        除此之外,法成还是一位大慈大悲的佛法践行者,及一代敦煌文化所托命之人。法成在吐蕃以武力征服河西之时,远赴异乡为饱受战乱之苦的汉地百姓传递佛音。大师置身兵荒马乱的艰苦环境,青灯黄卷,潜心问佛,“不为自身求快乐,但欲救护诸众生”(《华严经·十地品》)。此间吐蕃铁骑过处,满目疮痍,唯沙州一地得以幸免。据《张淮深变文》(张议潮之侄,曾于沙州摄行节度使事)载云:“甘、凉、瓜、肃,雉堞凋残”,“独有沙州一郡,人物风华,一同内地。”敦煌佛教寺院在吐蕃占领期间几乎毫发无损。以法成之特殊身份和慈悲情怀,想必为守护敦煌这一佛教净土竭尽了心力。即便是嗜血成性的入侵者出于对佛之敬畏,也不敢肆意妄为。敦煌石窟写本《瑜伽论》卷30下落有:“比丘恒安随听论本,大唐大中十一年,岁次丁丑六月二十二日,国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于沙州开元寺说毕记。”又《瑜伽师地论》卷39、52,有法成弟子智慧山手书大中年月。据此可知,在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沙州人张议潮率义军驱逐吐蕃之后,身为蕃人的法成仍久居沙州不去。想来定是因其泽及当地各族民众而深受敬仰,否则,又何能至此。

        然而,法成这位前弘期藏传佛教的终结者,这位绝非凡品的一代高僧,在其身后的千余载中竟一直埋没不闻。如果没有敦煌石窟经卷的发现,如果不是一批中外学者对这些经卷苦心孤诣地爬梳整理,今人是无法得知法成之大名的。这里应特别提到两位人物,即清末民初的佛学家江味农居士和大学者义宁陈寅恪先生。

        江味农,湖北人(祖籍江宁),本名忠业,精研佛学,法名妙煦,晚年改名杜,号定翁。正是他对敦煌经卷探赜索隐,提供了寻觅法成大师的重要线索。兹先引录一节蒋维乔先生撰写的《江味农居士传》:

        ……时京师图书馆搜(收)藏敦煌石室写经八千馀卷,中多秘笈,需专家校理。余乃献议于教育部,请居士任校理之职。自戊午(1918年)迄己未先后二年,居士于残乱卷帙中辑成《大乘稻芊经随听疏》一卷……居士跋《大乘稻芊经随听疏》有云:“曩敦煌经卷中有《稻芊经随》十馀卷,为‘大藏’所佚,及来图书馆,亟取而阅之,芜乱讹脱,几不可读。为之爬梳剔决(抉),排比联缀,并取重复之卷互勘异同;亦有援据他书以校补者,其不可考者则存疑焉。积八月之力,录成一卷,仍缺首尾。会傅增湘购得一残卷,所缺疏文,悉在其中!于是千年秘著,遂成完书。”是可知其搜辑之艰辛,而时节因缘之不可思议也。

        居士从洋洋八千馀卷子中,选中《大乘稻芊经随听疏》,如苦行僧般为此区区一卷经疏殚精竭力。而巧的是傅沅叔先生所藏敦煌残卷恰能补足所缺,真好似冥冥中有佛租相助,俾千载残卷复成完帙。这种甘愿为古圣贤故纸残卷默默奉献的学者,于今日学界已难得一见。今之学人大多更在乎何如让自己扬名。江味农居士于1938年戊寅安然圆寂于家中佛堂,居士若能在西天与法成大师相逢,二人不亦相见恨晚乎!

        居士精心整理出的《大乘稻芊经随听疏》,有幸被陈寅恪先生慧眼看中,为之题写跋语,其中评说法成其人其事,遂使一代高僧浮出尘埃。先生为之慨叹:

        夫成公之于吐蕃,亦犹慈恩之于震旦。今天下莫不知有玄奘,法成则名字湮没者几千载,迄至今日,钩索故籍,仅乃得之。同为沟通东西学术,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而其后世声闻之显晦殊异若此,殆有幸有不幸欤!

        法成堪比玄奘,其地位不可谓不高,却名不见经传。法成有此“不幸”,因由容或多多,就其要者,可谓生不逢时。名垂佛教史的“三大译经家”,就声名卓著的鸠摩罗什、玄奘而言,均常住京城,蒙主恩宠,待遇优厚,位高名重。鸠摩罗什,本为西域高僧,却恰逢十六国后秦国君姚兴(366-416)崇信佛教,特派专人恭迎什至长安,待以国师之礼,请入西明阁及逍遥园,主持一干精英译经。什所译经论影响很大。“今日中土佛经译本,举世所流行者,如金刚法华之类,莫不出自其手。”玄奘身逢“贞观”盛世,西天取经东归,即受唐太宗召见,请其回住长安弘福寺,后又住持大慈恩寺。二十年间从容阐译佛经,著译等身。讲学授徒,有弟子数千人。总之,二位大师可谓“有幸”之极。较之此二位名重京城的前辈,法成的境况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法成虽身处西部佛教圣地,但此处毕竟是十里黄云,八月飞雪的苍凉大漠。且法成差不多晚玄奘二百余年,此时唐王朝大厦将倾,加之汉传佛教大势已去,而藏传佛教更遭灭顶之灾,法师之地位远非昔比。于是,法成之“不幸”不亦早已命定乎!

        因名重京城而名垂青史者时有之,而名垂青史者未必是当日名重京城者。陈寅恪先生后二十年,远离京城,闭门南国书斋,历尽劫波,更蒙丙午文革之难。而先生却毋庸置疑会在文化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岂亦得谓之“有幸有不幸”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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