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胜负的战役

    里根总统在大学期间就学习过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后来，在做演员时，因为经常要等待拍摄而有大量的空当时间，所以，年轻的里根就利用这样的闲暇时间来阅读书籍，也就是在这样的大量阅读中，里根接触到了哈耶克的作品，再结合自己的经历，里根为哈耶克的思想所深深折服。

    里根总统经常喜欢对别人提及：他在做演员时，需要为自己的报酬缴纳沉重的税赋，在1943年，每赚取100美分，竟然要缴纳94美分的税金。里根感到十分愤怒，认为这样的税收既不公平又打击普通人的进取心，其结果却只是支持了一套浪费腐败的系统。所以，里根在从政以后，就竭力宣扬哈耶克的思想，而对当时美国已经显露疲态的凯恩斯主义发起了凌厉攻击，他决心要扭转凯恩斯主义所造成的不公平，拯救因之而陷入重大危机的美国经济。

    但是，我读了《凯恩斯大战哈耶克》这本书以后，却感觉到，如果抛开经济学理论的畛域，里根总统的这种积极救世的态度却十分接近凯恩斯的态度，而不似哈耶克治学时所表现出的那种神秘的不可知信念。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的混乱，对于欧洲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几乎要摧毁欧洲文明了。由此激发了凯恩斯济世救民的恻隐之心，他相信凭借自己的学识可以纠正那些政治家们的错误政策，解决弥漫欧洲的经济危机，从而避免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其中，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凯恩斯强烈反对战后的英镑重新恢复与黄金的可兑换。凯恩斯的观点被财政大臣拒绝了。于是，数年之后，正如凯恩斯所预言的，紧缩的英镑严重破坏了英国的工业，加重了英国工人们的困苦，‘过去的好时光’永远也无法再恢复了！

    事后，哈耶克在批评英镑黄金挂钩的决策时，却提出了与凯恩斯迥异的解释。哈耶克认为，强行恢复可兑换的体系，就是以强烈的人类意志违反了市场的自然运作，所以才会失败。哈耶克喜欢比喻说：“政府干预经济，就好像是理发员去做外科手术。”以人类的智慧，永远也无法完全掌握自然市场的全部奥秘。因此，哈耶克认为，面对当时的世界经济危机，唯有坚强忍耐，熬过了严冬一般的萧条周期，自然会迎来温暖的春天。如果人类强行干预，破坏了市场的自然运作，就只能在未来面对更为糟糕的局面。

    但是，凯恩斯却以自己出众的才华和渊博的经济学知识令人信服地提出了雄辩的理论，主张只要以政府的力量干预经济就可以迅速战胜危机，人类完全没有必要去忍受那种毫无意义的苦难。《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就是凯恩斯经济思想的集大成者，开创了后世的宏观经济学。

    如果有了解脱困境的希望，就没有人会再忍受不必要的痛苦。所以，凯恩斯的理论得到了普遍的热烈欢迎。尤其是在美国，许许多多年轻有为的经济学家们投身政府部门，运用凯恩斯的理论，为制服大萧条而勤奋工作。在凯恩斯主义的鼎盛时期，甚至哈耶克最亲密的同事们、学生们也放弃了对奥地利学派的信仰，而皈依了此前他们曾经视之为洪水猛兽的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最风光的时候，也正是哈耶克最失意的时候。但是，哈耶克仍然默默地坚持着自己的学术信仰，这一点，也许就是这位德国人最可贵的品质吧。正是在此失意期间，他写出了《通往奴役之路》。

    1944年4月，哈耶克赠送一本《通往奴役之路》给凯恩斯。两个月之后，凯恩斯在前往美国的轮船上阅读了这本书，然后复信给哈耶克说：‘这书看起来挺迷人，像是苦口良药，我不喜欢吃，但却知道它对我有好处，一种必须放在脑后而不是摆在眼前的东西。’

    这时候的凯恩斯，正要去与美国官员们商谈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事务，即将大展鸿图之际，当然没有余暇去思考哈耶克的逆耳之言。但是，凯恩斯的复信，是不是已经预示了数十年之后哈耶克理论的重新被发现呢？

    美国的总统们，自从杜鲁门以迄吉米·卡特，不管他们真正的哲学观如何，在经济问题上，却无一例外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但是，令人感到滑稽的是，美国政府即不像凯恩斯设想得那么好，也不像哈耶克设想得那么坏，总统们只是为了争取民众的支持率才会实施那些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政策的。经济学家们视之为最重要的问题，在总统们看来却是毫无意义的。其中，表现得最露骨的就是尼克松总统了。他在初就任时，明确表示自己要终结凯恩斯主义。但是，三年之后，为了竞选连任，总统先生又宣布说：“现在，我是凯恩斯主义者。”

    于是，在尼克松的任期之后，美国经济同时出现了高失业率与通货膨胀共存的局面，自然市场中神秘的不可知因素终于开始发挥作用了，凯恩斯主义者们再也无法通过财政支出而影响经济了。1974年，哈耶克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终于在有生之年看到了自己的胜利。

    不过，关于凯恩斯与哈耶克之间的争论，似乎比我们外行人所能设想的更为复杂，很难判言哪一位才是真正的胜利者。这一点，从本书对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相关介绍中也可以一窥端倪。弗里德曼从不掩饰自己对哈耶克的敬仰，也从不掩饰自己对凯恩斯的批评。不过，同时，弗里德曼也会小心谨慎地表示自己并不尽然认同奥地利学派的经济理论，相反，弗里德曼倒是对《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表示了更大的赞扬与热情。

    早在凯恩斯与哈耶克的通信中，两位大经济学家就已经指出了他们之间的分歧，并不是要完全否定对方，而是要在两者之间划明正确的界线。说来容易，但要做到却是天下至艰至难之事。后世的凯恩斯主义者以及他们的反对者们，都同时从这两位前辈的思想里吸收到了足够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