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最难找到“人”的地方发现“人”

    在“第一时间”读到了《打工女孩》，两天后，我跟一个美国学者聊到这本书，她在密苏里州一所还算有名的大学里教授女性主义的相关课程，这本上了亚马逊销售排行榜的书，列在她开给学生的阅读书单里——这是关于《打工女孩》我想说的第一件事，相对于美国人，我们读到它已经晚了，虽然它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

    第二件事是：从这本书开始，我们还讨论了“打工者”和“工人”的区别。大家都记得，中国人群像曾入选美国《时代》周刊2009年度人物，仅次于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是唯一上榜单的群体。获得的评价是“中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并且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这些功劳首先要归功于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时代》对这群人的标注chinese Workers，国内一律翻译为“中国工人”。事实上，他们是“农民工”，就职业而言是工人，但户籍身份是农民。《打工女孩》显然深刻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书名还有个副标题：from village to city in changing china。全书分两部分：“城市”和“村庄”，行文的关键着眼点是描述从乡村到城市的迁徙过程中的“人”。

    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而他们看到的不是可怕传说中红色革命的中国，而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国家公司”：奇迹般的经济发展，高效却残酷的世界工厂。带着好奇、热望、嫉妒或偏见，他们渴望了解中国。这时，美籍华裔张彤禾作为驻京记者来到中国，她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华尔街日报》鼓到中国境内的眼珠子，任务是帮美国人观察、倾听和理解。她选取了有代表性的一个地点（东莞）和一个群体（以两个人为中心的打工女孩），用既是新闻采访的方式，又是社会学田野调查的手法，完成了这本书。字里行间能看到作者的工作状态：两年多时间，她每月往东莞跑，坐公交车，跟司机吵架，在街上找人聊天，抄录能见到的所有告示、歌词、日记，偶尔也采访政府部门，比如东莞市副市长，所以书中也提到打工者跟政府的关系——几乎没有关系。打工者不关心政治，政府则将他们全盘交给工厂。

    在作者笔下，东莞是中国的缩影，一切都瞬息万变，甚至没有合用的地图，因为“事情变化得太快，来不及用文字记下来”。本书的主角之一每次见到作者都有新情况，即使做最重要的人生决定，也快得令人窒息。城市和人的一切流转，都为了发展，而这个飞速的“发展”，就是机器、工厂和钱，就是数字和财务计算，所有的人生都“量化到会计的账簿里”：每月赚多少钱，房子多少平米，车子什么价位。“东莞是一个没有记忆的地方”，“仿佛是没有过去的地方”，当然，也没有闲暇展望未来，人们沉溺于当下，“未来”就在眼前一点点：明天的股价，下个星期的房价，下个月新工作的工资。

    这样的一个城市，与作者的工作简直匹配得无以复加，她的那份工作叫新闻，新闻的特点是记录当下，似乎注定会是明日黄花。但是，瞬间即永恒。新闻是明日的历史，历史是昨天的新闻。东莞的变幻莫测本身就是中国大历史的一部分，而《打工女孩》就在记录和书写历史，它描画东莞这种城市的面貌（本地人和外来务工人员的隔绝和彼此看不起，公交车上从没老人，善行比其他城市都多）、打工者的群体像（打工女性从没有过女权主义言论，从不谈论国家大事，甚至不知道当今国家领导人），还涉及到一些相对深刻的主题：打工者群体中，美国现代价值和中国传统观念的混乱糅杂，中国人在群体生活中的个体困境和突围等（可惜大多没有深入）。作者记录得那么细致，人物描绘得那么生动，场景还原得那么详细，设想一百年后，人们通过这本书，可以管中窥豹地看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一角，就像我们今天要认识宋朝的日常市井生活，每每倚仗清明上河图。

    想想看，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潮，数以亿计的人离开家乡，抛弃延绵千百年的生活方式，从事最卑微艰苦的工作，却改变了全世界，让世界范围内没有“made in china”的生活变得不可想象。而我们只简单地称他们为“农民工”（一个本身就不和谐的矛盾词汇），春晚小品里杜撰他们违抗老板反而得到赏识的故事，让他们说谁听了都会发笑而且不信的豪言壮语“我骄傲”，用三十多集电视剧伪造保姆和保安波澜壮阔荡气回肠的生活……原来，我们不仅疏离和漠视自己的历史，而且在它发生的当时，就开始了篡改和扭曲。所幸，还有人在真实地记录和书写，中国有良心的媒体、学者、纪录片导演们，还有，《打工女孩》。他们都配得上一句有名的媒体广告词：“在这里，读懂中国”。

    尤其可贵的是，《打工女孩》记录的不仅是宏观的“历史”，更是具体而微的“人”。西方关于中国工厂和农民工的报道不少，很多是着眼于她们糟糕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状况，产品对环境的污染，或知识产权问题等，《打工女孩》却选取一个“明亮”的立场，描述了农村女孩向城市姑娘的华丽蜕变。她们固然要无依无靠地面对惶然和歧视，毫无保障的生活，可怕的工作强度和超常的工作时间，几乎没有稳定的人际社交圈，一旦丢了手机，便跟整个世界失去联系，但她们“在这个世界里向上游动”，她们在寻找和开创全新的生活和人生，她们在城市的收入决定她们在农村老家的地位，她们直接打破了乡村男女和长幼的尊卑结构和家族权力体系。她们受的正规教育很少，说谎，短视，甚至做违法买卖，情感生活毫无章法，生活中充满三角恋、婚外恋、婚外孕和流产，肉欲横行，道德和价值观念混乱甚至相当糟糕，但是她们充满冒险精神，勇于行动，不怕吃苦，不怕重新来过，渴望改变命运，坚定、自信（几乎是盲目的），深知一切只能靠自己。

    作者跟几个打工女孩保持了多年联系，跟她们一起访友、相亲、上英语课、挤火车回老家过年，看着她们跳槽、升职、破产和东山再起。事实上，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书中记录了作者不断寻觅打工女孩又跟她们失去联系的经历，在东莞，几百万人都差不多，这是一个人最拥挤的地方，也是一个最难找到“人”的地方。但作者做到了，虽然他关注的其实也只能是打工女孩中的精英。作者自陈，她之所以能和那些看起来跟她有着迥异经历和天壤之别的人成为朋友，是因为她找到了她们之间的共同点，她们都是移民，作者通过解读她们，读懂了自己同样是移民的祖辈，也更深地理解了自己的家族史，更体贴地观照了自己奔波动荡的记者生涯。“至少在一个方面，我们是一样的”，这就是人与人相互理解和关爱的基础和有效途径，也是这本书成功的原因之一。

    细心的读者可能看不懂书的后记和鸣谢部分，那是因为他们看到的书比它原来的样子少了三章。那部分涉及张彤禾祖辈父辈的故事，也涉及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或许这些内容与主题有些偏离，但不了解那些，也无法更深刻地理解本书的主题。这是我关于这本书最后要讲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