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降者，恣听掠之”

    探究传统文化应该由阅读《论语》和《孟子》等经典文本延伸到考察古人的行为。经文是说如何做人，但是古代的做人道理也不全在经文。历史描述了古人在生活中的为人，而延续下来的传统文化是古代做人道理和古人实际表现二者的综合。

    由读经到读历史，我们恐怕很难避免用现代的道德伦理去褒贬古人。如果不是这样，反而说一切历史皆有其存在的合法性，我们会陷入宿命论，同时也就不知不觉接受了成者王侯败者寇的庸俗逻辑。在这方面，古罗马史研究是一个有趣的案例。由李维以及其他罗马作家开始，人们一直很注意罗马政体的变换。古罗马经历过王政转变为共和的政变，因为烈女卢克蕾蒂娅的自杀而为人注目；也有一段由共和转变为君主制的动荡岁月，因为凯撒在元老院被刺杀而富有戏剧性。我们知道很多早期国家由原始民主走向王政的情况，而一个高度成熟的古代共和国被君主制帝国所取代的故事，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只有古罗马才能提供给我们足够的细节！而对于这段历史，西方学者在追求细节真实的同时总是执著地依据现代价值观念评价故事里面的英雄和民众。

    在这里和之后的几篇短文里，我们将议论一下在罗马共和国崩溃背后的故事以及这些故事及其叙述对我们观察中国古代史的启示。

    英国作家罗纳德·赛姆（1903-1989年）出版有《罗马革命》一书（Ronald Syme, Roman Revolution,1939），是研究共和国向君主制转变的经典之作。因为是经典，而非平庸之作，所以这部书也不断引发争论和得到修正。早年针对赛姆著作的批评集中于他描写和评价屋大维/奥古斯都（公元前63-公元14年）的尖酸刻薄文笔。有些书评作者当时没有意识到，在赛姆渊博和精细的历史研究背后还有他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两个现代极权政治的小丑角色——压抑不住的蔑视和愤怒。破口大骂不适合一个牛津学究的身份，所以赛姆只好把感情隐藏于严谨的学术话语背后，但是谁又能够剥夺一个饱学的英国绅士借古讽今的癖好以及他挖苦、嘲弄历史人物的权利呢？终结罗马共和国的屋大维拥有“第一公民”的头衔，中文把他的统治翻译为“元首制”，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太丰富的想象力也能理解赛姆的心情吧？赛姆称屋大维为“变色龙”，用墨索里尼喜好的称呼“元首”（Dux）来形容屋大维：为了遮掩他的独裁统治，“他由‘元首’变成了‘第一公民’，但是他仍然还是说一不二的皇帝”，而他的部属也由军事独裁者手下的打手变成了共和国的官员，尽管共和国这时仅仅是一具僵尸。赛姆的语气不免让人们联想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夺取权力过程的一些特点：由非法的暴力起家，而后再以共和国作为遮羞布来经营其统治的合法性，而且每个人都心里明白这只是一块破烂窄小的遮羞布，但是每个人都噤若寒蝉。赛姆在序言里宣布自己的风格是“直接和唐突的”，语气是“悲观和刻薄的”，认为以往史学家对屋大维的描写多为对成功者的赞美，“其实并无必要赞扬成功的政治夺权，也无必要偶像化那些借助内战博取财富和荣誉的人”。赛姆知道自己“这部书不是在宁静氛围中写作的”，但是其主题具有重要意义，值得及时推出。这部古罗马史将当时还在台上耀武扬威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痛快淋漓地揶揄了一把。

    当然，作为绅士，赛姆绝不直接提起希特勒或者墨索里尼的名字，怕脏了自己和读者。

    赛姆有这样良知，有这样鲜明的政治色彩，同时他也是一位严谨、细心和博学的学者。他属于罗马政治史研究的传统学派，即强调罗马政治在民主的制度下实行贵族统治，但是他又有其独特的贡献，在德国学者马蒂亚斯·格尔策和弗里德里希·闵采尔的研究基础上，分析到各大家族和各个政治派别中间复杂和多变的关系，成为古代人际关系、社会流动和家族变迁史研究的大家，开拓了罗马史研究的新境界，也影响到中世纪史的研究，法国学者甚至承认他是社会史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因为他对人物活动研究到了精湛的地步，罗马共和国的政治运作的许多细部也就披露了出来，导致了莉莉·罗斯·泰勒等学者对罗马政治集团和选举程序问题做了进一步研究（Lily Ross Taylor, Party Politics in the Age of Caesar, 1949; Roman Voting Assemblies, 1966）。此后学者们逐渐意识到，罗马共和国政治其实还是有相当的民主性质，民众对立法和决策有实际的影响，不宜简单概括为贵族集团的统治。在大学者的肩膀上，旧的观点得到修补，学术进步了，不过大学者的光彩依旧。其实出版《罗马革命》那一年，赛姆才36岁。

    赛姆所关注的“自由”（libertas）等观念，是古罗马人的传统文化。赛姆推崇波利奥（公元前76-公元4年）、萨卢斯特（公元前86-34年）和塔西佗（公元61-117年之后）这三位史学家，认为他们是坚守“自由”和共和传统的典范，而不是像李维和维吉尔那样阿谀奉承屋大维，后者被罗马人民尊称为“奥古斯都”，意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格尔策和赛姆等学者认为罗马共和国被控制在权贵集团的手中，但是他们还没有简单化到（像我们的一些教科书那样）把罗马政治完全归约为贵族寡头的统治，还是承认它具有一定的民主共和性质，尤其肯定贵族与独裁者抗争的节操。赛姆所强调的是贵族阶层反对独裁、捍卫贵族特权和言论自由的倾向，但是他其实也和西塞罗一样，意识到普通百姓借助罗马共和制度影响政治的倾向。为贵族政治家利用的民众政治热情当时常常被认为这是一种危险力量，若无有效控制，将威胁到罗马的秩序与和平。赛姆按照现代西方标准质疑古代共和国的民主性质，但是他承认民众之参与是罗马政治一大不稳定因素，其实也就变相承认了当时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民主性。塔西佗等罗马文化人在皇帝的统治下仍然能够坚持共和理想，对独裁者进行批评和攻讦，所捍卫的就不单是贵族的自由了，也在哀叹民众政治权利之丧失。赛姆这样写道：

    言论自由乃是共和国自由品格关键的构成因素，当言论自由与政治自由都被废弃的时候，前者的丧失是更加令人遗憾的。为了和平，为了公共福利，所有的权力都不得不归于单独的某一个人。这还不是君主制最糟糕的一面啊，最糟糕的是人们学会了奴颜婢膝和阿谀奉承。

    然而屋大维这位赛姆笔下“最不诚实、对共和国背叛最彻底的”小丑，这位凯撒姐姐的外孙、凯撒的养子，按照其政敌的揭露，也有祖先曾经是释奴，也有分别是搓绳匠和小贩的贫贱曾祖父和外曾祖父。他凭借自己的精明计算和御用文人的吹捧，不仅夺得政权，还最终把自己包装成罗马历史上最崇尚共和传统、最尊重元老院权威的统治者。这位“后三头”当中最无骁勇气概的政治家，这位自己难得跃马扬刀却操控战将于股掌间的战略家，总是把自由和人民挂在嘴巴上。由于共和传统的顽强存在，由马略、苏拉、庞培、凯撒到屋大维，每一个独裁者都不得不以自由和人民的名义来打倒自己的政敌，来消灭另一个独裁者，而屋大维的成就在于他终结了自由，以帝国的和平取代了共和国后期多年的内战。在整部《罗马革命》中，赛姆大声怒斥了奥古斯都政治最让人鄙夷和痛恨的特点：以传统的名义颠覆传统，以自由的名义摧毁自由，以恢复共和的名义摧毁共和国。

    奠定屋大维实力基础的重要阶段是他在与安东尼、雷必达结成“后三头”时期对罗马和意大利权贵的清洗和掠夺。在此其间一切关于自由的言论都在背叛、流放和血腥屠杀中烟消云散，罗马和意大利最底层的释奴、破产的小农、出身寒微的士兵和小军官，所有这一切人都在拒绝改革和体恤贫民的元老院贵族身上获得了报仇的快感，也协助屋大维和安东尼等独裁者彻底废除了罗马贵族和人民从前享有的政治自由和言论自由。尽管在现代人的眼里古罗马的自由有着种种的缺憾，但是赛姆之后的许多学者认为不宜过度强调元老院的权力及其贵族寡头色彩，应该承认罗马政治在内战以前基本的民主共和性质和基本的政治自由权利（P. A. Brunt, The Fall of the Roman Republic, 1988）。屋大维和他的军团终结了罗马的自由。

    赛姆描写了一幅幅权贵们被密告和遭受蹂躏的残酷阴暗画面。罗马独裁者在内战时惯用的政治迫害手段是把政敌放在“人民公敌”的名单上（proscriptiones），意味着这些人不再有任何公民权利。屋大维等人的实际用意除了报复和消灭政敌之外，还希望借此掠夺财富，以便扩编军队，与刺杀凯撒之后在希腊屯兵和招募同道的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等人决战。“罗马人在恐惧和不详预感之中战栗”，他们看到凯撒的养子和继承人在他人的鲜血中“成长为冷酷和成熟的恐怖分子”。公敌名单上有一百多名元老院成员，还有许多富有的罗马骑士阶层成员。他们纷纷出逃，把财产留给“后三头”，因为优柔寡断没有及时逃跑的西塞罗则被处死了，他巨大的庄园和房产也被剥夺。屋大维不像凯撒那样宽恕对手。他把布鲁图斯的头颅扔在凯撒的塑像下，他还下令让一对被俘的父子抽签决定谁被处死、谁获得赦免。他甚至亲手挖出怀疑有暗杀他企图的一位罗马骑士的眼睛。他不独在肉体上消灭罗马的旧贵族和骑士，还让他们颜面扫地，让自由成为空洞的言辞。

    布鲁图斯这位刺杀凯撒、试图捍卫共和国的贵族英雄，大声呐喊为自由献身。他斥责试图妥协的西塞罗说，“我们现在的状况是，为了活命，我们必须恳求某一个个人。我绝不是低三下四求人的人，我尽我的所能打击那些自以为人们必须向他乞求饶命的家伙。如果我不能如此做，我宁愿远远地离开奴颜婢膝的人群。在哪里我能够自由，那里就是罗马。”但是他和他的贵族阶层对民众福利的长期忽视，证明了他所追求的自由自有其虚伪和脆弱的一面。在屋大维确立自己稳固统治的时候，元老院充满了出身微贱的将领和新贵。其实他手下最得力的将领、与他同龄却成为他女婿的阿格里帕就来自贫寒无名望的家族。这个终结共和民主的时代，这个塔西佗笔下“无道德、无法律”的时代，却是罗马和意大利贫民向拒绝关照底层群众的贵族毫不怜悯进行复仇的时代，贫民们自己也不再有选举和立法等民主权利，而是成为独裁君主的将士和臣仆，借此在断送共和国的同时提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

    在激烈的社会矛盾中，屋大维这样的古罗马政治家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需要受到传统文化（mos maiorum）制约，共和国制度和传统的自由观念只是他的政治装潢和粉饰。汉光武帝刘秀（公元前6年-公元57年）在25年做了皇帝，和公元前31年屋大维击败安东尼、实际成为罗马皇帝时候的年龄差不多。当然刘秀所处的文化环境就完全不同了，完全没有罗马那种共和国传统的羁绊，进入的是一个王朝更替的环境。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这里也有一些实用的政治投机压倒传统道德制约的故事，很值得玩味。我们在这里仅举一例，即刘秀如何在起兵夺取天下时对待劫掠的态度。在他即位的时候，已经“平定天下，海内蒙恩”，所以上合天意，下顺民心。为天下带来和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肯定王朝更替的习惯思路，恰恰也是奥古斯都推进他统治合法化的关键宣传内容（pax et princeps）。凯撒、屋大维等人为罗马军团士兵谋取薪饷和土地，清洗有产阶级，变相解决饥寒交迫者生计问题。与他们行为范式相似，刘秀在起兵过程中也要给将士们分配所劫掠财物。一个具有合法性的真命天子是要维护社会秩序的，但是劫掠作为起家的手段以及按照军功行赏，并不为刘秀所避讳。《后汉书》对此的处理颇为有趣。

    中兴汉王朝显然是王莽统治衰败后一个流行的政治口号。一度称帝的刘盆子是被赤眉军裹胁的宗室成员，而刘秀以及更始帝刘玄、自称是成帝儿子刘子舆的王郎，都借用恢复汉朝的名义起兵。但是刘秀曾经斥责替王郎说项的人，“设使成帝复生，天下不可得，况诈子舆乎！”本质上，这场捍卫社稷的事业依然是一个军功集团打败其他竞争对手的天下争夺战，也包含有财富再分配和社会地位流动的意义。更始帝是粗鄙之人，和旧文人官僚在一起羞愧自卑，不敢仰头看人，见到自己的武将们进来才变得轻松自在，高兴地问：“各位，今天抢夺的财宝很丰富吗？”刘秀当然要像样得多，不那么纵容烧杀抢掠，不过起兵之初也不认真禁止，当军中分财物不均引起矛盾时，“光武敛宗人所得，悉以与之，众乃悦”。在兵力不足的时候，任光给他出馊主意说，可以招募一些愿意卖命求财的人当兵，放任这些士兵使劲掠夺攻陷城市里的财富：“若不降者，恣听掠之。人贪财物，则兵可招而致也”。刘秀觉得不错。

    直接的劫掠是低级阶段的财富再分配，为“尚儒学”的将领所不齿，譬如朱祐、李忠都不让士兵抢劫，并因此得到刘秀的赞誉。不过光武帝具有纲领意义的言论还是后来他与功臣们喝酒的时候，从容道出的：“如果各位不出来和我混，今天能是个什么光景呢。”

    天大的政事，让文人说得再复杂，也无非就是让百姓活得安逸，让屋大维、刘秀之流无法煽动他们起来做亡命之徒。就像圣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里面说的，“那些没有正义的王国是什么呢？无非是一些成群结伙的盗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