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能够接受怎样的批评？

    近日，《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在微博上宣布“再也不读《文学报》了”，对该报发表的李建军批评莫言的文章表示抗议。程永新在微博里写道：“如果说以前对王安忆《天香》的批评、对贾平凹《带灯》的批评只是显示幼稚可笑而已，那么李建军对莫言的攻讦已越过文学批评的底线，纯意识形态的思维，‘文革’式的刻薄语言，感觉是已经疯掉的批评家要把有才华的作家也一个个逼疯！”（《新京报》4月9日）

    《文学报》的“新批评”专刊上批评几位著名作家的文章我也都留意到了，但一篇也没有细读，那些批评是不是幼稚可笑或者属于纯意识形态的刻薄语言，我也就没有发言权了。我想，作为批评家，既然敢于批评别人，当然也应该能够接受别人的批评。

    不过，如果程永新先生的指责或者抗议有道理，我们是否应该想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文学批评？是批评家“语不惊人死不休”，有意炮制噱头吸引眼球借以抬高自己？还是媒体蓄谋恶意攻讦作家制造轰动效应？或者的确是批评家幼稚冲动，而媒体没有把握底线？无论批评家还是相关媒体，也许该认真听听不同的声音。

    当然，问题也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形，比如说，《文学报》“新批评”专刊并非预设立场，也并非故意针对几位著名作家有目的地进行个人攻击，只是一时找不到更有价值的文学批评，才刊发了这些可能有点尖锐甚至极端的批评。

    关注文学批评的读者也许应该能够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多年以来，文学批评的力度一直有点软。尤其是对影响较大的作家以及他们的获奖作品，很多评论几乎是一边倒地赞美，基本是“正面肯定”为主，诸如“我们时代和文学重要的精神补养”、“承载的是精神之旅”、“指向理想的家园”、“深刻地揭示历史使命”、“结构新颖、构思缜密”、“用克制的基调书写生命本质”、“这部作品的伟大之处”、“抵达了人性深处”、“朴实纯净，体现了作家的悲悯情怀”、“具有经典而深刻的命运感，对汉语有生动智慧的把握”，等等，文学批评都快变成“文学表扬”了。虽然也有一些批评性评价，但往往是蜻蜓点水没有多少实质内容，好像总是怕得罪人。

    有时看了一篇“文学表扬”，我就特别想知道，某个作家或者某部作品除了优点之外，是否也存在一些不足？我很想听听批评性的声音，尤其尖锐而毫不含糊的批评，让我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作家和作品。我曾经有意关注过某些国内著名文学奖的颁奖词，当初的颁奖词多动听啊，但现在回头审视，总叫人觉得夸大其辞言不及义，也许本来就言不由衷。某些作品已经不是经得起批评的问题，而是不值得读者回味，也不值得批评家费口舌了。如果有真正不客气的文学批评，就算有点刻薄，优秀的作家和作品都应该能够经得起，否则，恐怕就经不起时光的考验而被抛到历史的垃圾堆里。

    没有尖锐而及时的文学批评，对作家和作品未必是好事。是没人敢惹吗？一部得不到批评的作品，也就失去了大家对它关注的兴趣，谁还会继续发掘它的内涵继续对它探索？一个没人批评的作家很快就会被遗忘和忽略。如此一来，作家和作品只能听到恭维连声，对中国文学的进步何益之有？

    我也完全同意文学批评不该带有意识形态思维，可今天这个时代，作家以及文学，还怕这样的批评吗？现在不是一篇批评就能够制造恐惧把人逼疯的时代了。程先生以“再也不读《文学报》”这种方式表达对某种文学批评的抗议，也可以看作一种文学批评，不过，作为读者，我更期待有批评家对《文学报》以及其它报刊所发表的文学批评也批评批评，有争议的文学批评气氛更活跃，也给中国文学注入活力。

    （河南省唐河县  马长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