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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3年04月24日 星期三

    我心中的郭沫若先生

    ——记与郭老的几次通信

    杨牧之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4月24日   07 版)

        我没见过郭老,却与他有过多次通信的交往。那时候,尽管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关于郭老的传言也各种各样,他自己也说,要把他的作品全部烧掉。可是,当我们得到他的回信时,仍然“大喜过望”。

        时间如飞,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现在,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想起四十多年前的“文化大革命”,仍然历历在目,仍然有一种极其混乱而对命运不可预测的感觉。前几天,偶然读到有关“郭沫若在文革后期”的文章(《郭沫若的晚年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6月版),颇多感慨。往事涌到眼前。想起当时我们和郭老通信的前前后后,再把我们和郭老的通信交往纳入郭老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事记中,我心情不能平静,对郭老产生深深的敬意和无尽的同情,心底里深感自己当时的无知和浅薄。

        1966年下半年,我们正在北京大学等待毕业分配。那时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北京大学是文化大革命“第一张大字报”的泡制地、出笼地,各地来北大参观、学习者前拥后挤,络绎不绝。还有很多群众,专程来北大中文系请教有关毛泽东诗词的解释,那种信任和渴望让人感动。我便萌生了注释毛泽东诗词的愿望。很快就找来先我两年毕业留校的陈宏天和同班好友崔文印,我们日夜兼程,没有多久就起草了一份《毛主席诗词注释》初稿。因为是毛泽东诗词的全注本,而当时社会上还没有这种全注本,所以虽然简单,看到的人都说很有用。北京大学印刷厂的师傅很热情地给我们打印出来, 印了五十份。没有想到,这样粗浅简单的“注释本”竟然不胫而走,一时间索要者甚众。群众的欢迎,大大鼓舞了我们。当时校内外派仗正打得热火朝天,学习、研究毛主席诗词,真是公私两利的事,于是,我和陈宏天、崔文印便决定再找几位志同道合者,坐下来认真研究一番毛泽东诗词,好好编一本“毛主席诗词解释”。

        今天看来,真是不知深浅,不自量力。但那时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整个国家都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我们正当青年,好像没有干不成的事,正应了那句话“无知者无畏”。说干就干,随后我们又找来曾贻芬、任雪芳、严绍盪,总计六个人,成立了“傲霜雪”战斗组。夜以继日,苦干了几个月,在初稿的基础上,居然把当时毛主席公开发表的三十七首诗词又全部注释讲解了一遍。

        解释得有没有错误?注释是否准确?真要拿出去时心里又胆怯了。当时,特别想听一听对毛主席诗词有研究的专家们的意见。但有的先生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谁敢接近?有的先生近况不明,我们也不敢“冒险”。这时,我们想到郭沫若先生。郭老,他在我们心中不仅仅是个大学问家,而且因为他经常和毛主席诗词往还,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名符其实的解释毛主席诗词的权威,如果郭老能给我们审阅稿子,那该是何等的幸运啊!但转念又想,郭老能看得上我们这些青年学生的浅薄文字吗?“试试看嘛,万一能回信呢?”于是抱着这万一的希望,一封信、一本打印稿,寄给郭老了。那是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

        一天早晨,中文系办公室送来一个很大的信封。看到信封上熟悉的遒劲、潇洒的字迹,我们都欢呼起来了,“郭老回信了!”郭老有信,还把原稿逐页做了审阅,在文旁做了许多批注,我们真是喜出望外。郭老的信这样写道:

        毛主席诗词的注释,看了一遍。有些地方,我作了小的修改。有些地方我打了问号,请你们斟酌。

        “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枯木朽株齐努力”句,我以前的解释是和你们的解释一样的。有人请示过主席,主席说那样的解释是错误的。因为“努力”是好字眼,不能属诸“腐恶的敌人”。

        “枯木朽株”这个词,最初见于邹阳《狱中上梁王书》,比司马相如《谏猎疏》还早。

        “有人先游,则枯木朽株,树功而不忘”。准此,主席诗词中的“枯木朽株”不是恶意,可解为“老人病人都振作起来,一齐努力”。供参考。……

        回信的时间是六月十三日。

        我们急忙翻开打印稿,逐页细看。郭老为我们修改了几十处,既有关于词义的理解,也有错别字,甚至还有用得不妥当的标点符号。修改的字迹,有用毛笔写的,有用铅笔写的,还有用红蓝铅笔写的,说明不是成于一时,或许是多次斟酌过的吧?郭老给我们回信,而且是如此细致、认真,我们大家都没有想到。更没有想到的是,回信竟然这样快,从我们寄出信,到我们收到回信,前后不过十一天。一本十多万字的稿子,郭老给我们从头改到尾,要用去他多少时间啊!而对于一个学习、研究毛主席诗词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得到郭老的指教更快乐的呢?人家都说郭老没有架子,对什么人都乐于帮助,这次,我们亲身感受到了。

        可惜的是这些资料今天都不在了。本来这些材料都在我手里保存,陈宏天借去看,夹在书稿堆中,搬家时连同旧书稿一并丢失了,幸而还有抄件。

        郭老的关怀,更激励我们努力把毛主席诗词注释搞好。我们又给郭老写了第二封信,一方面表达我们对他的感谢,另外又把我们理解不好的几个问题,再向他请教。这几个问题是:

        一、《浪淘沙·北戴河》中“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究竟有什么寓意,上下阙的联系怎样?

        二、《登庐山》中“桃花源里可耕田”一句,就是指的人民公社的发展吗?

        三、“答友人”中的“友人”,是实指还是虚指,所指大概是什么样的人?

        很快,郭老又给我们回信了。信中郭老详尽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郭老写道:

        一、我看不出有什么寓意。上阙是借景抒情,下阙是借史抒情,和《沁园春·雪》是同样的手法。我的解释是往常见到的打渔船,今天在大雨大浪中看不见了,和你们的解释有些不同。主席看海而想到渔船,是表示对人民的关怀。这和曹操的自负是完全两样的。大雨、地望、沧海、秋风,和曹操当时的情况都可发生联想。曹操打败了乌恒,也可能联想到打败了美帝。

        二、陶潜的《桃花源记》是属于空想的社会主义的范畴。空想的社会主义,列宁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恩格斯也是肯定的。可以想见,主席对于陶潜在当年能有那样的空想,还是认为可取的。故在诗里怀想到他。因此,桃花源可以让我们联想到人民公社,但空想和现实是大有区别的。

        三、这个人姓周,名字我忘记了。是民主人士,好像是湖南省副省长。他献给主席的诗,我处也有,但不知放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建议:没有必要说出。

        四、打字稿看了一遍,有些地方作了一些修改,直接写在稿子上了,送还你们,仅供你们参考。有些地方可能还有问题,并望你们仔细推敲。要注释得恰到好处,我看是不容易的。

        在我们的注释中,《七律·长征》“更喜岷山千里雪”岷山一词的注释下面我们写道:“又称大雪山”。郭老在文旁批道:“岷山以山脉而言,绵亘青海、甘肃、四川境内。以孤独的山峰而言,在四川松潘,不是大雪山。大雪山——一名夹金山,海拔四千公尺以上,在川西康定县,是岷山山脉南支之一峰。诗中‘千里雪’,是以山脉而言,包含夹金山在内。在这里可能是指夹金山,但不能说岷山又叫大雪山。”郭老详尽地给我们讲解了岷山和大雪山的关系,既指出了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又指出了它们之间的区别。从这一小小的问题,看出郭老治学的严谨。又如:在《菩萨蛮·大柏地》一词旁郭老批注道:“出虹时每伴有霓(雌虹),在虹之上,色较淡,色序相反。这一反一正,一雌一雄,更显示出彩绸飞舞之趣。”在《水调歌头·游泳》一词旁批道:“不是孙权是孙浩,见陈寿《三国志·吴志·陆凯传》。批注是凭记忆批上的,有些不准确的地方,应照原书修改。请酌。当年的武昌是鄂城县,不是今天的武昌。”像这样的例子,在郭老给我们修改的稿子中还有许多处。特别是郭老在信的末尾语重心长地嘱咐我们,“要注释得恰到好处,我看是不容易的”,很让我们警醒,也让我们自诫和努力。

        1968年3月,我们完成了第三次修改稿。大家觉得这一稿已经吸收了广大读者的意见,又参考专家的意见一一做了修改,可以说是定稿了。我们急忙给郭老寄去两本,一是表示我们的感谢,一是想听听他的意见。郭老于3月20日回信:

        谢谢你们给了我两册《毛主席诗词注释》(第三稿)。所收入的“一从大地起风雷”一诗的墨迹在我看,不会是主席写的,请你们仔细研究。

        这时,在我们心中郭老已经不只是一位国家领导人、一位大学者、大文学家,他已经是我们的一位师长、一位朋友。

        回忆往事,这些请教、切磋,是那样地让我们快乐。在我们,可以说一切都在兴奋和期盼中轻松进行。可是,今天,当我了解了郭老在这一时期的遭遇时,设身处地想想郭老当时的心境,我才真正感到郭老给我们写信、回答我们问题的不易,他是在怎样的痛苦与折磨中满足我们的期盼啊!

        据专家考证,正是在这期间,在短短的一年半不到的时间里,郭老曾先后失去两个儿子。郭民英,1967年是中央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学生,郭老与于立群的第四个孩子,因为将家里的盘式录音机带到班上,与同学一起欣赏古典音乐,结果犯了大忌:一是有炫耀资产阶段生活方式之嫌;二是宣扬“洋、名、古”与党的文艺方针、教育方针不符。试想想,在那时,欣赏古典音乐,与时潮该是多么格格不入啊!于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学生”给中央写信了。“青年学生”要求彻底清除师生中十分严重的崇洋思想,把教材中、舞台上的帝王将相、公爵、小姐统统赶走,换上工农兵。毛泽东在中办秘书室编印的《群众反映》上读到这封信的摘要,随即给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写了一个批示:“此件请一阅,信是写得好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但应采取征求群众意见的方法,在教师、学生中先行讨论,收集意见。”毛泽东在署名之后又加写两行字:“古为中用,洋为中用”,“此信表示一派人意见,可能有许多人不赞成。”

        毛泽东的批语不见得是针对某一个青年学生的,但伟大领袖一句话所产生的巨大政治作用是可想而知的。面对“炫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大帽子,面对热衷“封资修”的指责,只有24岁的郭民英极为痛苦,竟至得了忧郁症。他黯然神伤地离开了中央音乐学院。郭老劝他转到其它大学读书,“即便从一年级开始也可以”,他对所学专业不感兴趣,不愿去读。后来总算参了军,在部队发挥了音乐才能而成为中共预备党员,但最终还是在1967年4月12日自杀身亡,没有留下任何相关文字。

        而我们的第一封信是1967年6月2日写的,郭老6月13日回的信,这距郭民英的死仅仅只有两个月。对于一个父亲,24岁儿子的死该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啊!这两个月该是多么沉重的两个月!再想一想,对于一个国家领导人,在那个年代,亲生儿子自杀,又是多么严重的事情!可以想见,郭老给我们复信的每一个字是在怎样一个痛苦的心情下写出的。

        而在郭老给我们写最后一封信的时候,则面临着他的又一个儿子——郭世英的横死。

        1962年郭世英考入北大哲学系。他是一个敏感的忧国忧民的青年。他的同学对他出身名门、生活优裕仍然心情郁闷,十分不解。郭世英回答说:人并非全部追求物质。他和几个中学好友组织了一个“X诗社”,经常一起讨论时局,议论大事。后来有人回忆道:“他极其真诚,可以为思想而失眠、而发狂、而不要命。那些日子里,在宿舍熄灯之后,我常常在盥洗室里听他用低沉的嗓音倾吐他的苦闷。现行政治、现行教育的各种弊端,修正主义是否全无真理,共产主义是否乌托邦,凡此各种问题都仿佛对他性命攸关,令他寝食不安。”

        后来,X诗社被告发。郭世英还没读完大学的第一学年,就被下放到河南西华农场劳动。而另外几个人全以“反动学生”定罪,判了刑。据说对郭的“从轻发落”是周恩来表示了意见。但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1968年3月,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一个群众组织绑架了郭世英。他们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并追究“是谁包庇了反动学生郭世英”。郭沫若当时虽然还是副委员长,但他无权过问此案的审理判决,何况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啊!可以看出,绑架者的目的已经不在一个青年学生身上了。

        4月22日上午,郭世英从关押他的三层楼上的房间里,破窗而出,以死抗争,年仅26岁。

        郭老的夫人于立群悲愤难忍,责备郭老何以不向周总理反映。郭老深知案子的复杂,知道刑讯逼供的矛头所向,他悲愤莫奈地回答道:“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啊!”

        今天看来,郭老明白周恩来的处境,他不愿意给周恩来出难题,他不能为了自己而将周恩来推向困境……

        我们正是在这个时期,给郭老寄去《毛主席诗词注释》(第三稿)。而郭老正是在为爱子被关押极度焦虑中看我们的书稿,为我们审读,给我们回信的。设想,假如我们面临这种局面,我们能沉得住气吗?我们还能为别人审读书稿吗?我们还有心思关心别人、抓紧时间给别人回信吗?

        爱子死后,郭沫若以难以想象的坚强,忍受着亲子横死的悲痛,将郭世英在西华农场劳动时写的八大本日记,一行行、一页页誊写在宣纸上,一笔笔、一字字,用泪水和墨汁倾诉着自己的哀思和歉疚。

        呜呼!一个大学者,可以说是旷世奇才;一个领袖的追随者,可以说是竭尽忠诚;一个新社会的歌颂者,可以说不遗余力,竟然落到如此下场,让人唏嘘。黄永玉先生在他的《比我老的老头》一书中说:“辈份高莫高过郭沫若,荣华富贵,到了晚年连个儿子眼睁睁保不住,这是一种读书人的凄凉典型。”就是说的郭老这个遭遇。这是时代的悲剧,是国家的悲剧,是社会道德的悲剧。当我们渐渐了解了历史本来面目时,我们怎么能不对郭老产生深深的敬意和不尽的同情。

        我们企盼这历史不再重演。

    2012年冬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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