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实习记者 刘梦玲)“朝鲜战争的爆发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那么,中国有没有机会阻止这场战争的发生呢?”最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牛军教授在“社科文献大讲堂”做了题为《结盟与战争:冷战时期毛泽东、邓小平的战略决策》的讲座,重点分析了朝鲜战争中中国的决策过程。
牛军认为,上述答案要到中苏结盟的动力中去寻找。中国和苏联结盟基于几点:一是新中国的政权巩固需要苏联的支持;二是中国拷贝了苏联的国家模式,国家现代化模式亦选择了苏联模式;三是中国要承担国际主义义务,支援东亚革命。朝鲜战争的发生和发展深受中苏同盟的影响。朝鲜发动统一战争之前,金日成前往苏联面见斯大林,争取支持,斯大林改变了原初不同意的立场,但要求金日成必须获得中国的同意,等于将否决权给了中国。后来,金日成来到中国,中国却没能行使否决权,而是从盟友的角度被动地表示了同意。毛泽东后来解释说,东亚是三匹马(指苏联、中国和朝鲜)拉一辆车(指东亚革命),那两匹都在拉,我们也没辙。受邀担任点评嘉宾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章百家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社科文献大讲堂”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的系列高端学术讲座。此前,牛军教授新著《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1949—1955》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冷战与新中国对外政策之间的互动为基本框架,通过分析1949-1955年间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对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做了富有说服力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