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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的一次民间问卷调查中，作家韩少功和亚龙湾等名胜一起，并列为热爱海南的12种理由。1988年，韩少功携妻将女来到海南时，大概不会预料，此后他的名字和海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成为海南的一个标志性的文化符号。
也许知情人很容易从韩少功的很多作品里辨出经历、感受、语言等方面的海南元素，哪怕是写湖南，海南也构成了他重要的参照系，成为作品中隐形的“主角”。
是的，在海南的二十多年，他没有学会闽南语，对海南的深度了解也有限，这是他的遗憾。可是，这并不意味他在海南的二十多年是空白。恰恰相反。韩少功说：“海南是我的成熟期和成熟之地。”
1988年，韩少功从湖南至海南，主办《海南纪实》《天涯》杂志，主张“摆事实不讲道理，雅事俗说和俗事雅说”，创下《海南纪实》发行过百万的纪录；1996年他担任海南省作协主席，后担任省文联主席和党组书记。15年后，他离任时海南文艺界的同事们动了感情，不少人掉了眼泪。
“我多次说过，我感谢海南，感谢这个清洁和美丽的岛。”韩少功说。很凑巧，在他60岁生日之后，似乎是为了海南书博会的献礼，他完成了新长篇《日夜书》（上海文艺出版社），这时，距他的上一部长篇小说《暗示》已经过去了十年。
读书报：您的很多作品，都是缘自知青。“知青”似乎对您而言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您怎么看待知青那段经历对自己的影响？和自己的创作又有怎样的渊源？
韩少功：一个人的少年时代是一张白纸，留下的痕迹较为清晰，对日后的影响可能很大。但日后的岁月是显影剂，是变焦的镜片，可以改写少年的记忆。所以仅有知青一段是不够的，即便是写知青，后来的经历和感受会决定你是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比如《飞过蓝天》《西望茅草地》同是写知青，但与《日夜书》一比，显然就不是一回事，可见记忆是有各种升级版本的。
读书报：《日夜书》的写作，从知青时代写起，同时关注了他们后来的命运轨迹。通过这样的回顾与梳理，您有怎样的收获？以知青为题材的作品，各种体裁不胜枚举。但是您的作品，仍然是不可替代的——当然《日夜书》中的人物不尽然都是知青。您怎么看《日夜书》对于自己、对于知青文学的意义？
韩少功：写知青有各种各样的角度，我的角度不可能取代他人的角度。而且“知青”只是一个身份，一个载体，承载的是人性，与其他身份承载的内容没有太大区别，因此一般来说我从不用“知青文学”这一类概念，就像我从不用“工业文学”“农村文学”“改革文学”这些概念。托尔斯泰的《复活》不能归类到“言情文学”吧？福克纳的《喧嚣与骚动》也不好归类为“乡土文学”吧？从出版目录到网络栏目，中国现在搞出了好多小说类别，搞得我十分困惑。我觉得这本书就是一本叙事，一本读物，有兴趣的读者看看就好，别管它可以划入哪一类。
读书报：在《日夜书》的写作中，听编辑说您反复修改多次。修改是针对哪方面？
韩少功：大的架构变更有过一次，其余都是小修小补，相当于围棋终局的收官。这些小修小补在读者受益之前，首先是作者自己的享受。我是个贪图享受的人，有时候会一改再改，好像永无定稿。一个句子改顺了，更生动了，更精粹了，更有力量和光彩了，心境快乐无比。写作最大的乐趣其实就在这里，在于心手相应，无中生有。
读书报：您在一系列小说文本中塑造了鲜明生动的知青群像。有知青上山下乡时理想与现实的悖离，也有知青回城后的多彩人生。您希望以这种叙事表达对知青群体怎样的认识？这次写作和过去的知青写作心态有何不同？
韩少功：我的这些同辈人经历了“文革”和改革，是中国几千来社会变化最为剧烈的一段，构成了坎坷、震荡、裂变、悲欣交集的一个巨大总和。在国外与西方朋友们聊起来，他们从家庭到学校，从学校到机构，几十年的还贷和纳税，公式化的人生轨迹几乎千篇一律，我们随便说一两段往事，他们都会觉得惊讶不已。但这样一大片经验资源，需要一种精神上的沉淀、消化以及回应。我们到底做过了些什么？我们到底有哪些得和哪些失？如果与儿孙辈交谈起来，我们能提供哪一些人生教训？……这就是我写作中经常遇到的疑问。事情毕竟过去这么多年，我希望自己尽可能克服情绪化，多一些冷静求实。
读书报：从成名作《西望茅草地》到寻根文学的扛鼎之作《爸爸爸》，再到引发文学界激烈争鸣的《马桥词典》和《暗示》，以及获得首届萧红文学奖的《赶马的老三》，您的风格多变总是带给文坛新的思想和形式的冲击。每位作家都在寻求突破和创新，为什么您的创新格外引起大家的关注？
韩少功：迄今为止我一直不是畅销作家，说不上格外的关注吧？我比较害怕重复，流水线式的生产，有点“喜新厌旧”，如果能得到他人谅解，已经心存感激。
读书报：《想不明白》集中了您的各种风格。能否谈谈《想不明白》一书对您，或者对文坛而言有怎样的价值？
韩少功：你说的这一本，是思想随笔或文化随笔的集子。我喜欢叙事，也喜欢思辨，就像上一顿吃了萝卜，下一顿想吃白菜，没有任何法条规定我不能吃白菜吧？小品演员可以客串唱歌，主持人可以客串唱戏，我当然也可以客串编辑，客串翻译，客串学者的活儿。这是我的个人权利，或者说是不妨碍别人的个人癖好。至于你说到这本书的价值，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打分。也许这个裁判权属于读者。
读书报：您自称是进行“文体破坏”的创新之作，但是也能够隐约看出很多作品与魏晋的笔记小说《搜神记》、《世说新语》的体式的接近——有这方面的因素吗？能不能理解为，您的“创新”也是有根脉和传统的？
韩少功：没错，我早就如实招供过，我一直想把散文元素引入小说，想在小说与非小说之间搞点杂交和混搭。欧洲传统小说是从戏剧脱胎的，而中国传统小说是从散文脱胎的。这是钱穆老先生的明见。俄国文学传统只区分“散文”与“韵文”，在这一点上似乎也接近中国。如果我们在大力引入欧洲体裁资源的同时，对中、俄的传统文学经验也予以重视和利用，尝试小说的多种可能性，这不正是文学之福？
读书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对80年代的中国文坛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西学思潮的裹挟，给您的创作带来什么影响？为什么您能在80年代就提出“寻根文学”？“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在民族文化传统的土壤中，根不深。则叶难茂。”——并非所有作家都能在当时清醒地意识到，不只是中国文学，所有文学的成长与成熟必须扎根于民族的土壤。“根”的意识和寻根的追求几乎贯穿了您的创作始终，您觉得呢？
韩少功：全球化肯定不是同质化。这在全球化的“后半场”一定可以看得更清楚。多重的、多样的、多元的全球化，或者说同质化与异质化交织并行的全球化，正在各个领域激烈地重组，文学也不例外。在这个意义上，重视本土文化之“根”当然是必要的。我向青年朋友们推荐过王洛宾，推荐过杨丽萍……这比国外的例子更容易理解。如果把他们与全球无处不在的三流RAP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艺术的大道在哪里。只是要提醒，决定艺术成败的因素太多了，“寻根”也不是灵丹妙药。把“寻根”变成一味的恋旧、做旧、搞收藏、装神弄鬼、民情风俗三日游，也就是一般的商业策略了，流于皮相而已。有些外国汉学家经常把“中国的马尔克斯”或“中国的卡夫卡”当作奖赏桂冠，但我想莫言、贾平凹等等肯定是不满意的，不甘心的。
读书报：上世纪80年代的两部中篇小说《爸爸爸》《女女女》，最近被西方艺术家改编为音乐剧上演。荷兰知名导演哥力尔和音乐家克拉斯导演作曲。中国当代小说好像很少有被改编成音乐剧的，这个改编中间有何契机？
韩少功：我没有参与改编，不了解具体情况。听说音乐素材的很大一部分来自韩国，这恐怕也不奇怪。中西文化交流，以程度不同的“误解”为“理解”的常态，中国人对西方大多也是这样。百分之百的理解对接，几乎不可能。我们读司汤达，读福楼拜，肯定与很多西方人的感受差之甚远。我们得经常提醒自己这一点。
读书报：90年代以后,您的小说越来越少,散文相对丰富,而且相继几部长篇小说也呈现出明显散文化的倾向。有人认为这是“韩少功遭遇创作危机的表征。”您怎么看？有创作遇到瓶颈的原因吗？如何理解您创作上的这种文体倾向？
韩少功：我从未远离过“创作危机”，从一开始就这样，经常觉得自己写不动了，写不好了，写不下去了，自己对自己不满意。“瓶颈”几乎是接二连三，十面埋伏。但把“散文”与文学创作撇得那么干净有点奇怪，相信很多散文家要同他们急，鲁迅、沈从文等也会不同意。他们还不如说对我的小说失望，就像这本《日夜书》，有的网友大呼过瘾，但也有网友说读着读着就睡了。这完全正常。我会尊重和注意读者们的批评。
读书报：您的小说想象奇丽,文体多变。您觉得这种风格是否受到民族传统文化和巫楚乡俗文化的影响？
韩少功：我在湖南生活多年，肯定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不过，任何地域文化都会有奇丽的一面，只是有时候深藏不露罢了。前几天我在海南看“公祺”，民间庙会祭祀。在一个偏僻的村落里，几千人一起呼啸，一大群男人突然抓狂，吃了摇头丸一般“神灵附体”，其狂野气氛，比那些迪厅场面更厉害，比拉美、非洲、欧洲某些节日更惊人。说起来，农耕民族在一般人眼里，都是比较温和、内敛、世俗的，你怎么可以想象他们突然间变得这样疯魔？你怎么可以想象，这种传统的巫俗与摩托车、可口可乐、电子流行音乐可以并行不悖？我的意思是，文化与生活本身就是这样奇丽多变，问题是我们可能视而不见，我们的文学无端地变得中规中矩乖头乖脑。（本报记者 舒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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