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世儒者的倒影

    陈毓贤女士的《洪业传》近日于商务印书馆再版，比之仅有180余页的95年版，新版的体量多了接近一倍，装帧也显得更清雅脱俗。汉学家魏斐德曾有清朝开国史研究专著《洪业》，两相书名重合之下，有读者朋友连连惊呼，一不小心就陈冠魏戴了。

    不知者不怪，洪煨莲先生大名尘封久矣，史学界外罕有风闻，作为中国研究专家的魏斐德则因资料详实、论述精彩的《上海三部曲》、《间谍王》而蜚声史界内外，拥有了不少大陆读者。如陈毓贤女士在再版自序中所介绍的，两个洪业，恰恰代表了二战后美国汉学研究的两个派别，即以哈佛燕京学社为代表的传统中国研究与以费正清中心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研究。作为燕京大学教务长、哈佛燕京学社创办人之一，洪煨莲先生无疑对前一脉络的发展居功至伟，而连出生于福建、任教燕京多年的洪业也难逃“外来和尚好念经”的遭遇，不得不让人喟叹史学传统遭遇过的断裂和损坏。

    事实上，洪煨莲先生不但通过学术行政工作深刻地影响了海内外汉学研究的进程，同时也在提出中国史学的研究范式、整理史料编纂引得方面立下“不世奇功”：由他领衔编辑的系列《引得》，在“前谷歌世代”极大地便利了学人的研究，促进了史学的规范化和现代化，每册前的序文综合历代版本纂较工作之大成，至今仍极具学术价值；此外，他奖掖后进、荫蔽晚学，在他的悉心指点下，包括齐思和、瞿同祖、周一良、杜洽、聂崇岐、冯家升、翁独健、杜联喆、王钟翰；郑德坤、陈观胜、侯仁之和谭其骧在内的众多名家先后走出京畿燕园，成为学界中坚。毫不夸张的说，洪煨莲先生的故事几乎是史学现代化的第一代学者的心灵史：自乾嘉以降的考证传统，由西学而来的观念革新，乃至百年里的朝代鼎革、外忧内患，几股湍流撞击融汇，造就出了洪煨莲先生这代人来，他们身负让人艳羡的东、西学功底，拥有中外名校求学任教的傲人经历，也经历了山河破碎的时代悲怆、身陷囹圄的困苦艰难。对于再造中华史学传统的重任，似乎没有人比他们更有资格承担。

    重任的承担者——这似乎是近现代史上最具有魔力的词汇，仿佛一旦重任在肩，个人或者群体就有了用之不尽的豁免权。如今来看，重任之重，往往可以带来不言自明的悲怆感，显得“虽千万人吾往矣”都质劣价廉；责任在肩，则能让人脱颖而出、超于侪辈，仿佛台上一呼阶下百诺是理所当然；重任在肩后，难免人也会变得扭曲无趣，异化成某种特定标签。为此，甚至有的知识人觉得奇货可居，宁愿把肩上的十字架抱到胸前，生怕别人视而不见。

    太平洋战争后，洪煨莲为首的燕大教授们身陷囹圄。不同于张东荪等，先生以“向武力鞠躬”恪守士人尊严，直言“反对日本”不堕内心信念，在日军的淫威之下，不卑不亢、有理有节地宣说和平、正义；在光复之前，又拒收亲日人士的贿赂，守住了知识分子的本分。深厚的教会学校背景，使得他不缺少对向死而生的理解和践履，而对儒者风范的倾慕，又使得他在西式的宗教情怀之外，多了中国士人的笃定和从容。融汇了东西方的修养，他自勉三有，“有为，有守，有趣”。比起其时流行的改天换地的誓言，这有为、有守未免太过平凡，有趣尤其“太不严肃”，但平心静气来论，纵观不同时地，能怀揣此“三有”者，又有几人？

    洪业传的英文书名为the latterday Conficious，台版副标题为季世儒者洪煨莲，终其一生，他都在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进程里践行着自己的信徒义务和儒者信念，这或许是他三有勉励的基础。在他所处的年代，西学和中学常被彼此视为他者以证成自身，即使在今天，这种自我意识稀缺所造成的虚妄也常常见诸笔端，正是为此，洪煨莲先生的持守才显得更加动人——在那个风云激荡、江河横流的年代，他以小溪小流的君子风范，完成了对士人情怀和信徒品格的一种奇妙融合。

    今年恰逢洪煨莲先生诞辰120周年，两甲子前，那个在福建侯官宅邸里呱呱坠地的孩子的父亲一定不会想到，长大后的洪业会面临他们从未想见的遭际，缔造前无古人的成绩，他大概只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成为“忧民爱物”的谦谦君子，“致君尧舜”学以致仕。而那个孩子果真成为了一介儒者，他的身影流连在燕南园54号的两棵藤萝间，倒映在康桥下查尔斯河的柔波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