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旧刊《笔》与报人崔万秋

    一日，京城前辈作家袁鹰寄赠民国旧刊《笔》，且为第一卷第一期的创刊号。上世纪40年代，上海出现了不少方形文艺杂志，《笔》即是其中一种，刊名虽名不见经传，却名家荟萃，文章上乘，可谓刊林佼佼者。

    《笔》创刊于民国35年6月20日，由大同出版公司出版。此刊历67年，纸张已然泛黄，显出自然的旧气，亦留有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印痕。刊物品相完好，当然得力于袁鹰前辈的悉心善护。也许，这期刊物中有他的一篇特写，令他分外爱惜。

    《笔》的《创刊词》印在封二上，开宗明义说：“我们所以用‘笔’来命名这个刊物，意义有二：（一）‘笔’能写，能书，能描，宇宙间森罗万象，俱可收诸笔底，写成文章，画成图画，展览于人间，其美丑善恶自见。（二）文人之‘笔’，如武人之‘刀’，是战斗的利器，武人的刀可以捍卫国家，文人的笔也可以尽‘笔伐’的战斗的任务”。最后写道：“我们希望与大众作朋友，所以我们不否认我们的刊物具备着更多的通俗性。惟文字尽管通俗，内容则十分纯正，决不敢以低级趣味的文字，迎合读者的心理。我们希望能做到雅俗共赏的地步”。

    从《创刊词》可以看出，编者的思想与胆识，化为文字，是句句掷地有声，比时下一些刊物更富有力量和骨气。《笔》刊前面的两篇论文，即什之的《两种倾向的斗争》，陆诒的《春天里的秋天》，如刊后《编辑室》中所说：“我们相信读了以后仍是有用处的，因为中国仍在内战的苦难中，我们需要和平，需要戳穿一切挑战者的阴谋。相信为真理斗争是决不会失败的”。接着，徐昌霖的《作家们的“笔”》，围绕“笔”的作用，大发一番议论，具有画龙点睛作用。他文末写道：“努力吧，作家们，用你们的笔认真地去创造，歌颂那上进的美丽的，抨击那倒退的丑恶的，把真理神圣地写到纸上，不许强盗们来涂改。作家们的笔是伟大的，而且是永生的！”

    刊中有三篇与老舍有关的文章，虽然没有标示出专辑，但可以看出，这是编者的策划。1946年2月28日，为欢送老舍去美国讲课，中华全国文艺抗日协会（简称文协，抗战胜利后迁上海）专门借座辣斐大戏院，举办文艺欣赏暨老舍的欢送会，老舍在会上作了演讲，即刊中的《走向真理之路》一文。袁鹰当年在《世界晨报》任记者，以锺洛（原名田锺洛）笔名，写了长文《老舍在上海》，详细叙述了老舍作为文协总干事，为文艺工作者不辞劳瘁的情景。同时刊载的还有胡风的《我与老舍》，在文前《编者》中写道：“本文作者为老舍先生创作二十年纪念所写，现得作者同意，发表于本刊，使欲理解老舍的读者们得到帮助，兼作送别老舍出国之爱”。

    在这期《笔》中，刊发文章的还有罗荪、洪深、顾执中、臧克家、赵景深、任钧、冯亦代、阿英、程小青等，可谓名家名作。

    最后说说此刊主编崔万秋。他生于1903年，山东莘县崔庄村人，曾留学日本十余年，1933年毕业于日本国立大学，深谙日本历史与文学，被称为“日本通”。回国后他先后在上海复旦、沪江大学、重庆中央大学、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任讲席。在文学上，他崇拜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翻译其《母与子》、《孤独之魂》、《武者小路实笃戏曲集》，以及夏目漱石的《草枕》、《三四郎》，井上靖的《死与爱与波》等作品，还著有《通鉴研究》、《日本见闻录》等专著。应该说，这段时期，他走的是一条学院派的学者之路。之后，他应邀进入曾虚白主持的《大晚报》，任副刊主任，主编文艺副刊《火炬》，影剧副刊《剪影》，开始活跃于文化界。他同时进行文学创作，先后出版长篇小说《新路》、《群莺乱飞》、《第二年代》等。在《笔》中，有他长篇小说《第一年代》的连载，还有他的中篇小说《睡美人》的出版预告，可见他的创作成就不能小觑。

    然而，1949年起，他的文人生涯来了个大转变，投身外交界，担任国民党政府驻日大使馆（原称驻日代表团）政务参事。1964年回台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亚东太平洋司副司长，后做过巴西大使馆公使。1971年退休后定居美国，1982年去世。

    有一插曲，由于早年办报时经洪深介绍，他结识了山东同乡蓝苹（江青），并为其作过报道。及至晚年，粉碎“四人帮” 后，崔万秋在美国写了一篇万言长文《上海岁月话江青》，刊发在香港《百姓》半月刊上。之后又写了《江青前传》一书，1988年在香港出版。

    有关崔万秋的史料记载，未见提及他主编《笔》的经历。虽然《笔》中刊出《下期要目预告》，但亦未见其踪影，很可能《笔》的创刊号即是终刊号了。当年，以一个字作刊名的杂志极为少见，印象中只有《绿》等一二家，物以稀为贵。时下，文人用笔写作的机缘愈来愈少了，这样的刊名，恐怕空前绝后，也成为一种绝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