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应与谋取群体利益联系

    陶东风：桑德尔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我是代表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进行采访的，这是我们研究院的介绍。

    桑德尔：很高兴你们成立了文化研究院。我想知道你们在媒体与大众视觉文化方面是否有相关研究？比如摄影、影视等。

    陶东风：是的，在我们文化研究院主办的刊物《文化研究》中发表过不少此类文章。例如在第3辑有视觉文化专题，第11辑有华语电影研究专题，第12辑探讨的一个主题就是影视与大众文化价值观，其中也有不少涉及视觉文化。

    桑德尔：那请问这些文章是直接用英文撰写的，还是只有题目翻译成了英文？

    陶东风：《文化研究》的文章有两类，一类是用中文写的，也是用中文发表；一类原来是用英文或其他语言（非中文）撰写的，但我们翻译成中文发表。但是从第14辑开始，我们也发表直接用英文撰写的文章，使之成为一本双语刊物。

    桑德尔：这本刊物中探讨的问题看起来都非常有趣。

    我妻子Kiku是从事文化研究的社会学家。我看您也从事相关研究，所以刚才问到您是否也研究影视、摄影等视觉文化。她的专著Picture Perfect: Life in the Age of the Photo Op就是主要研究影视、摄影等大众文化的。 Photo Op这个词不太好翻译，它是指在媒体文化中一些名人政客为迎合摄影或录像有意识地摆出各种造型以建构他们理想的图像。这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竞选中一种重要的手段。他们知道如何利用图像和媒体事件来表现他们自己。在她的书中，她将这一现象与五六十年代的摄影家、电影艺术家等构筑图像的方法做了比较。具体来说，现代西方的很多政治竞选其实是一场争夺图像控制权的斗争，所以，很多的候选人在摄像机面前总是有意地摆出各种英雄式的或者其他受人欢迎的造型。不过媒体并不安于接受他们预先建构的这幅图像。媒体往往会试图解构它们。比如他们会拍这些政客如何梳头、如何在后台摆造型以及空的场地等。现在这种有意识地建构图像的做法在政治竞选中已经非常明显了，不过在早年间的艺术摄影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有意识建构图像的痕迹。比如在一些艺术摄影中，不仅会有表现主题的图片，而且还会有为表现主题而构建背景的图片，现在这种有意识建构图像的倾向在政治中已经非常普遍。举一个实例，有一次布什总统访问中国，与中国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会谈结束后起身离开，径直走向一扇大门并试图拉开。结果门是锁的，场面非常尴尬。针对这一事件，纽约时报在头版登了三张布什试图开门的照片，色彩艳丽。其实这也不算是一个多大的新闻事件，可是却成为了政治家之间竞争的一种工具，因为这几幅照片丑化了布什的形象。

    陶东风：不过像这样的照片可能不会出现在中国的媒体上。我对您夫人的著作非常感兴趣，已经翻译成中文了吗？

    桑德尔：还没有。她也研究电影中的图像。我很希望这本书能够出版中译本，也许等中译本出版的时候，我们可以举行一个研讨会，来讨论对比中美两国媒体中的视觉图像。比如说英雄这一形象。其实不仅是政治家将自己扮演成英雄形象，在大众文化中也有典型的英雄形象，例如“牛仔英雄”约翰·韦恩，“硬汉”克林特·伊斯特伍德，都是经典的美国英雄形象。对比一下美国和其他国家（比如说日本或中国）电影中呈现的英雄形象，揭示其文化背景，我想会非常有趣。

    陶东风：很多媒体都提到您的著作在亚洲国家，尤其是东亚引起了很大反响，您觉得这是否是因为您著作中的社群主义、共同体主义与东亚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儒家文化有关？

    桑德尔：这个问题我该问您，您是如何想的？

    陶东风：我之所以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认为部分中国读者对您的著作存在一定的误读。实际上，社群主义是在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中产生的，自由主义强调个人价值，社群主义强调共同体价值，两者是相互补充的；而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基本上没有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观念，所以，如果不加辨别地把它们加以类比，就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误的解读。中国的儒家思想中的确有“群”的思想，认为“群”的价值高于个人，个人要忠于家庭、忠于国家。我认为这一点与社群主义在表面上有相似性。但是，如果以此来压制个人权利，会对政治、经济等的现代化产生不利的影响。

    桑德尔：是的，我同意您的观点。如果以强调集体价值为借口来压制个人权利，会产生不利影响。我的书主要是挑战了目前充斥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个人主义，对其进行了批判，但并不是完全否定个人价值。我试图将正义与谋取群体利益联系起来，强调社群的积极价值。我认为如果过度依赖市场经济和个人主义，将会损害一些非常重要的价值，如社群、邻里、家庭和传统等。所以我主要是批判西方泛滥的市场交易和个人主义。我想一些亚洲的读者对此会有同感，因为书中我揭示了社群价值的重要性，同时也指出市场观念可能会损害这种群体价值。我的观点与传统的儒家思想“群”有一点相似，而且我同意您的观点，过度强调社群价值有损于个人权利和价值的表达。

    陶东风：在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前，比如“文化大革命”期间，群的价值观被扭曲并夸大，提倡“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兴共灭私”“狠批私字一闪念”，把私和公对立起来并绝对压制私，这不但给私人价值而且给群体价值都带来了危害，损坏了“群体”这个词的声誉，导致后来的反弹：人们提起“公”“群”就反感。这当然也是不合适的，但是它的根其实是以前的时代过于扬公抑私。

    桑德尔：是的，我同意这种说法。

    陶东风：所以，我认为中国一些新“左”翼知识分子曲解了您的观点，并借助您的思想批判中国的个人主义价值观。

    （本文英文由王蜜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