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代历史看《儒林外史》

    拜读商伟先生大作《礼与十八世纪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受益匪浅。对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我们都不感陌生，这是一部我们从小便读过的古典小说名著。但是真正给我留下较深记忆的，却只是入选中学课本的《范进中举》，和那些男孩子们感兴趣的“张铁臂”、“凤四老爹”之类真假侠士。自习明史以后，虽偶将《儒林外史》作为旁证史料引用，因为其所述虽以明代为背景，其实讲的是清代的事情，与一般明人的小说并不尽相同，比如里面说到的一些官职，都是清朝的官制，一般不适合作为明代史料引用，于是渐渐也就不大翻阅了。

    这次拜读商伟先生的著作，使我有不同以往的感觉，他抓住了一个我阅读这部书不曾关注的问题，那便是从礼和文化转折的角度来看小说中所表述的那个时代。这于是使我不得不重新审视《儒林外史》这部清人小说，于是一些想法也便相应而生，于此不揣冒昧，兹就商伟先生的大作与《儒林外史》略述一隅之陋见，以就教于方家。

    《儒林外史》与明史

    商伟先生在附录《〈儒林外史〉的作者、版本及其相关问题》中，提到这部书最早的版本卧闲草堂本，并说：“关于闲斋老人的身份，我们所知甚少，也不排除他就是吴敬梓本人的可能性，……如果闲斋老人不是吴敬梓本人，那他至少和吴敬梓关系密切，能够在小说写作的初期就得知了它的书名，并且广而告之。”（《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第413-414页）

    我很同意商伟的看法。但是我们如果不是从版本，而是从这部书写作的方式来看，《儒林外史》的书名，应该在准备写作的那一刻便已经确定下来了。

    这部“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作品，从元末明初的王冕说起，是完全符合正史“儒林传”（其实更似“文苑传”）体例的。不过因为其所述除一王冕之外，皆系“儒林”（“文苑”）以外的人物，外史的定位昭昭然矣，且其虽不限于人物传纪的方式，却也不能脱离史传的体例，“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也就不足为怪了。

    清修《明史》，分设《儒林》、《文苑》二类传，其所分者，“儒林”初以论道德，修治术，兴教化为本，后以经义为先，制科取士，网罗硕学，所录皆承汉、宋之学者；“文苑”则博考以文学称盛于一时之诸家，虽与儒林互通，然亦不尽同者。王冕即入《明史文苑传》。

    《儒林外史》第一回所述元明之际王冕的故事，不过是全书的一个楔子，下面的正文，待到周进出场的时刻，便已经是成化末年的时代了。

    《儒林外史》选择从明朝的成化说起，首先是出于吴敬梓对于明朝历史的了解。

    我们知道明朝的历史，在成化的时代，发生了与往不同的变化。我曾经说：“这期间一次可能发生变化的时期是成化中。这个时候距开国已经约一百年之久，商品经济和社会生活开始出现繁荣，中国传统社会的母体中开始躁动起新的胚胎。这虽然是一种渐进的变化，却给人们的观念带来了相当大的反响。”（商传：《明代文化史》第一章《总论》第13页，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上海）

    我们经常引用明人王錡的所见：

    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之据，天兵所临，虽不被屠戮，人民迁徙，实三都戍远方者相继，至营籍亦隶教坊。邑里潇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年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亦繁盛。闾檐辐辏，万瓦  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性盖益巧而物产益多。（《寓圃杂记》卷五《吴中近年之盛》，元明笔记史料丛刊，中华书局）

    我一直认为，从成化到正德的数十年间，是明朝士大夫们最感惬意的时代。那时候一些官员们过着神仙般的生活，史书形容御史姚绶“作沧江虹月之舟，泛游吴越间，粉窗翠幕，拥僮仆，设香茗，弹丝吹竹，宴笑弥日。家设亭馆称是，作室曰‘丹丘’，自称丹丘行生。人望之亦以为神仙云”。（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姚御史绶》）这种情况很有一点儿像元明之际江南士大夫杨维桢们的那种放浪潇洒，而且还多了一些政治地位。不仅是这些官员们，一般来说，社会生活开始繁荣起来，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人们开始有点儿钱用在文化生活上了。

    《儒林外史》正文开讲成化末的另一个原因，是书中要以“八股文”为一主线，而明朝“八股文”亦始于成化间。过去我们经常说“八股文”取士是明太祖朱元璋和刘基议定的，其实不然。清人胡鸣玉考订：

    今之八股，或谓始于王荆公，或谓始于明太祖，皆非也。案《宋史》。熙宁四年，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命中书撰大义式颁行。所谓大义，即今时文之祖，然初未定八股格，即明初百余年，亦未有八股之名，故今日所见先辈八股文，成化以前，若天顺、景泰、正统、宣德、洪熙、永乐、建文、洪武百年中，无一篇传也。（胡鸣玉：《订讹杂录》卷7《八股文缘起》，转引自黄云眉《明史考证》第500页，中华书局，1979年）

    顾炎武亦称：

    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试文格式》）

    自成化以后，“八股文”作为科试统一要求的格式，直到万历间，人们并未对其有过多的批评，因此我认为：

    考试规范化是考试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一种进步。在中国传统科举考试中，基本是采取了作文考试的形式，以八股文作为考试规定，就要求应试人必须去作政论文字，而不能随意去作任何其他形式的文字，如像诗词歌赋等等。而一般来说，政论文字对于考生写作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等方面的考察较之其他文章形式要更加有利。由此而论，八股文虽有其束缚人们思想的一个方面，但其仅仅作为试卷的要求则是有其道理的。（商传：《明代文化志》258页，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上海）

    到吴敬梓生活的时代，“八股文”这块通往仕途的敲门砖渐渐为一些思想解放的读书人所摒弃，众多未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读书人产生对“八股文”的厌恶之心，于是以“八股文”为象征的科举考试也便成为他们嘲讽的对象。

    吴敬梓作为一个清朝人，以明朝的背景写这部《儒林外史》，不仅因为他对于明朝历史的了解，更因为他所生活的时代，虽然距明朝的灭亡已近百年，距明朝嘉、隆至万历时代更已有两百年之久，但是却与明朝那个时期诸多社会特征有极为相似之处。我认为这也是他能够得心应手写出这样一部历史小说的基础。

    礼与晚明的文化转折

    商伟先生的大作中，第一部分便以《礼与儒家世界的危机》为题，他将儒家的礼分为“二元礼”、“苦行礼”，并重点讲了“泰伯礼”，并且说：“泰伯礼的段落出自明清时代广泛传播的有关儒家礼仪演习操作的说明文字，尤其是‘仪注’这样一类文体，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仪式指南；准确地说，小说的第37回是对仪注的复制和改写。确认了它的文本来源和文体特征，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在我看来，这为我们探讨《儒林外史》对儒家礼仪主义的理解和呈现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和观察的角度，可以帮助我们去发现《儒林外史》中暗含的叙述线索，正是这些线索将小说内部那些看上去互不相干的片段和场景串联了起来，让我们看到吴敬梓对儒家礼仪世界的整体想象如何在叙述时间中逐渐展开，形成了一个不断探索而又不断反躬自省的过程。”（《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第35页）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塑造了一些典型的极端代表人物，拿当时社会生活中人们习以为常的东西与真正的道德世界对比，从而达到他对于现实的辛辣批判。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礼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法的作用的。它用一种官方的制度要求，或者约定俗成的方式，补充了法律的不足。但是它与法又不同，相比之下，礼具有更多的弹性，并且随着时代发展而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

    我们看《儒林外史》，正文便始于成化末，其后有正德朝宁王之乱，而到嘉靖，以至万历，恰恰写出有明一代社会变化最为突出的变化。明朝人自己即称，有明一代的社会风气，自正德、嘉靖为之一变，迨万历朝复为之一大变。

    如云嘉靖初年，文人墨士，虽不逮先辈，亦少涉猎，聚会之间，言辞彬彬彬可听。今或衣巾辈徒诵诗文，而言谈之际，无异村巷。又云嘉靖中年以前，犹循礼法，见尊长多执年幼礼。近来荡然，或与先辈抗衡，甚至有遇尊长乘骑不下者。……又云嘉靖十年以前，富厚之家，多谨礼法，居室不敢淫，饮食不敢过。（《客座赘语》卷五《建业风俗记》）

    这段话出自王丹丘所著《建业风俗记》，引录者其后评论则称：“先生所见，犹四十年前事也，今则又日异而月不同矣。”四十年后，即万历中也。

    文化转折与社会转折应该是同步的。晚明文化转折最主要的特点是反传统和大众化倾向。不过晚明文化转折过程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顺应商品经济条件下的财富观。晚明的这种情形大约与吴敬梓生活的时代有很多相似之处，不过他对社会风气的变化有了更为深刻的思考。他在小说中写道：

    话说万历二十三年，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此时虞博士那一辈人，也有老了的，也有死了的，也有四散去了的，也有闭门不问世事的。花坛酒店社，都没有那些才俊之人；礼乐文章，也不见那些贤人讲究。论出处，不过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论豪侠，不过有余的就会奢华，不足的就见萧索。凭你有李、杜的文章，颜、曾的品行，却是也没有一个人来问你。所以那些大户人家，冠、昏、丧、祭，乡绅堂里，坐着几个席头，无非讲的是些升、迁、调、降的官场；就是那贫贱儒主，又不过做的是些揣合逢迎的考校。（《儒林外史》，第五十五回）

    所以他最后写了几个人，一个是会写字的，一个是卖火纸筒子的，一个是开茶馆的，一个是做裁缝的。但是他们同时都是文化人，都是通于琴棋书画的有修养的人物。

    吴敬梓的思想在这里跨进了一大步。因为在传统的士大夫思想中，“士大夫游艺，必审轻重，且当先有迹者。谓学文胜学诗，学诗胜学书，学书胜学图画。此可以垂名，可以法后。若琴弈，犹不失为清士，舍此则末技矣。”（叶盛：《水东日记》卷四《范启东述前辈语》）吴敬梓有意将其摒弃掉了。

    到了吴敬梓生活的时代（晚明时代略同）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就连儒家的学说也发生了变化，晚明时代以王阳明心学为代表的新儒家成为时代思想的主流，作为儒家伦理的支点的礼，当然也发生了变化。而吴敬梓时代是颜元和李塨的时代，他们批评宋学，认为“宋儒为辽夏金元之功臣”，可是那时候，他去各个地方，人们还都是在讲宋儒之学，因此他要重整道德。但是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业，就如同小说中写到的“泰伯祠”最终的倒坍。（参看商鸿逵：《颜元》，《中法大学月刊》，1936年9月号）

    商伟先生说：“尽管第55回充满了对泰伯祠的渴望与回忆，《儒林外史》却没有结束于对泰伯礼简单认可和肯定。相反，它以精致而微妙的方式，修正了泰伯礼所体现的礼仪化世界的图景，甚至对这一图景提出了质疑。”（《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第161页）吴敬梓的目的只是对于文人们道德沦落的批评，虽然他本人并不想去充当重整道德的旗手。由于他是一位没有进入体制内的读书人，除去官场那种令人厌恶的虚伪和形式化的礼仪外，他也看到了更多他所生活的圈子，一般读书人们的状况，那便是世风与士风的现实。

    我感到，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转型的时期，最突出的便是二元化的道德标准，这也便是商伟先生提出的二元礼；最缺乏的则是礼让精神，这也便是商伟先生一再强调的“泰伯祠”所代表的那种精神。虽然我不懂清史，但是我非常同意商伟先生从礼与文化的角度提出的看法：十八世纪的中国，确实再一次处在了社会文化的转折期。

    这是一次怎样的转折呢？今天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们，将晚明的那次文化转折作为近代文化的开端，并将其作为“五四”新文化的源头。比如“竟陵派”与“公安派”。我对文学实为门外之汉，不敢妄论。只是出于历史角度的考虑而感到每当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以公安、竟陵为代表的晚明文学便成为追宗的热点。这其间，令人隐然感到了晚明时代社会转型期文化对于中国近代文化的深远影响。（拙文《竟陵派与晚明社会》，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最后我想从明史研究的角度简单谈一点个人对商伟先生大作和《儒林外史》中涉及明朝历史的看法。商伟先生谈到何满子先生的一个观点，即“在对第56回的读解中，打到了在他看来是贯穿整部小说的讽刺语调”。就是把万历皇帝的自我陈述置于一个反讽的语境中。内容主要是说万历皇帝数十年不上朝的事情：“话说万历四十三年，天下承平已久，天子整年不与群臣接见，各省水旱偏灾，流民载道。督抚虽然题了进去，不知那龙目可曾观看。”可是“突一日，内阁下了一道上谕”，万历皇帝竟然称：“朕即祚以来，四十余年，宵旰兢兢，不遑暇食……”“今岂有贤智之士处于下欤？不然，何以不能臻于三代之隆也？”商伟先生说：“这一反讽读法暗示了将第56回整合进《儒林外史》整体结构的一种方式。”（《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第222页）

    何满子先生与商伟先生认为作者在此以反讽的写法寓以更深的思想内涵，我是同意的，但是这里面却有一个历史误点，就是对于万历皇帝及晚明的评价问题。万历朝是明朝乃至中国历史上政治相对最为宽松的时期，万历皇帝虽然不上朝，但并不是不问政，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不符合他意愿的奏疏留中了。（可参看拙文《从“口喃耳语”到“抵掌剧谈”——晚明专治政治的松动与早期人文主义》，载《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1期）吴敬梓显然受到了需要推敲的清朝官方传统说法的影响：明亡于万历、天启，非亡于崇祯。

    （本文标题系编辑所拟。发表时有删节，全文将刊于《清华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