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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但他放弃了用母语写作。在大洋彼岸，他曾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福克纳小说奖、海明威奖等一系列连英语母语作家都梦寐以求的文学奖；他是最受英美文坛推崇的当代华裔作家，被誉为中国的“纳博科夫”。
他是哈金。哈金的成功，被称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传奇征途”。继《南京安魂曲》后，中文版《小镇奇人异事》《落地》陆续由江苏文艺出版社推出，哈金又受到读者的关注。我们发现，不论他写什么，文学的根脉流淌着中国赤子的血液，他的文字依然深深地打着中国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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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报：14岁参军，当时的军旅生活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听说你那时候就在军队经常编写宣传材料，当时就显示了文字上的天赋吗？
HJ: 当时去了前线，那里很紧张，头两个月里吃不饱饭。冬天有时夜里不准脱衣服睡觉，一旦前方有事，好能立刻赶过去。但我心里很安静，知道军人的天职是保家卫国，应当生死置之度外。不过，1970年夏季后，边境的气氛缓解了下来，我开始有些失落，不知道在和平时代该怎样生活，只是朦胧地感觉应该去上学，受好的教育。我并没写很多宣传材料，不过是一个普通士兵。一开始当炮手，又当了几个月通讯员，后来当了报务员。因为报务工作常常一人值班，所以我有自己的房间，可以悄悄读书，读中学课本和各种能找到的书籍。当然，不能被别人发现。
读书报：回溯当年的成长，选择英语系是一个关键环节。1977年恢复高考后你考入黑龙江大学英语系——这是个人的选择吗？在读书的问题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动力，读完大学本科又考入山东大学读美国文学硕士学位。大学教育给你带来什么？
HJ：英语是我的第五志愿，最后一个。上大学之前我没见过会说英语的人，完全是跟广播讲座学的。所以，从一开始我就在最慢的一个班里，一直到毕业。清华大学的政治学家阎学通跟我在同一个班待了四年，我们都有被遗弃的感觉。系里总有一两位外教，但从来不教我们慢班。当时七七届的同学都非常努力，因为已经十年没有上大学的机会了，大家都有一种饥饿感。有的人老大不小了才开始学英语，口舌疼痛，每天吃止痛片。有的天不亮就起来背单词和例句。我们慢班老师不怎么管，我主要靠自学。黑大英文系当时没开文学课，我考入山大美国文学研究所完全靠自己读了些美国文学的书籍，还在中文系听了些课。我跟中文系的文学社来往比较密切，他们中有些人后来成为作家，像张曙光、李庆西、曹长青等。
读书报：刚去国外时生活是怎样的状况？
HJ：在山东大学读研究生时我跟一些美国教授学习过，也修过美国的文化课，多少知道美国的情况，所以出来后并没有觉得震撼。唯一印象深刻的是美国的土地比中国的土地肥沃，自然环境得天独厚，保护得很好。当时我给国内的朋友去信说：“我们古老的土地太贫瘠，太疲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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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最早的作品发表是在什么情况下？用英文发表作品，你几乎每发必中，囊括了美国多个重量级的文学奖项。这些奖项给你带来了什么?
HJ：大概是在1988年夏季，我写了《沉默之间》中的大部分诗。这本诗集很快就被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接受了，但我计划不久就回国教书，并没把英语写作当回事。后来拿到博士论文后找不到工作，又不愿意或不敢去学计算机或商业之类的专业，就在英语系内略略改了一下方向，去波士顿大学学创意写作。
作品得奖有很多偶然的因素，其实我在1990—1996那些年里，根本出不了书，只能在杂志上发表一些作品。后来得了一些奖，但并没带来什么东西，最多可以说使自己的声誉好了些，工作更稳定了些。
读书报：你的“中国书写”，大概有几类题材？内地的军旅生活？东北题材？移民题材？能否分别介绍一下自己不同的创作题材？
HJ：每本书都不一样。像我这种作家，每一本书都是新的起程。一开始只能写自己知道的中国，渴望把历史升华为文学。后来回不去了，题材也开始变起来，开始写移民的经历。今后还将处在变动的状态。
读书报：写作这么多年，你觉得自己的创作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HJ：逐渐地我开始接受创作是艺术，也力争以艺术家的身份立身。
读书报：你的语言朴实、平缓，描写了大量的小人物平庸无奈的生活，充满压抑，也饱含温情。这是你追求的语言风格吗？
HJ：我讨厌花哨的东西。其实，我的语言是因书而异的，风格应当服务于故事。幻象不是想象，想象力的核心部分是综合力。这是西方文学理论的主要观念之一。我深受俄罗斯文学中写小人物的传统的影响。写小人物意味着不考虑卖点，写作的难度要大得多，出书也会困难。但文学有自己的标准，不能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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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报：《词海》和《光天化日》中的小说，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三季刊》（Triquarterly）、《凯尼恩观察》（Thenyon Kenyon Review）这些较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你认为国外刊物发表作品的标准和国内有何不同？
HJ：美国有大、小杂志之分。《大西洋月刊》和《纽约客》等是大杂志，新人在这种杂志上发表一篇小说，基本可以说手中的短篇小说集就会有出版的机会了。经纪人会跟上去的，会找上门的。小杂志多是纯文学刊物，虽然发行量不大，但热爱文学的人也会认真跟踪。每年小杂志中有很多作品被选入“最佳美国短篇小说”，“欧亨利短篇小说奖”和“手推车奖”。一旦一个作品被选入，其效果跟在大杂志上发表作品差不多，会有经纪人给作者写信，请求代理你的作品。这样新人就会有一个良好的开始。也就是说，对新人来讲，在杂志上发表作品是为自己建立信誉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漫长、充满挫折的过程，但通过这个过程新人得以成长，并更具有耐力，能够忍受孤独和失败。所以，我总是鼓励学生不断地给杂志投稿，把这件事当成写作的一部分。
读书报：后来被艾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聘用教授诗歌，是什么让你从当时竞聘的二百多个诗人中脱颖而出？他们看中你什么？
HJ：可能主要是因为我没说错话，手中有博士学位，还有强有力的推荐信。我的导师们比我对我自己更有信心。
读书报：学校要求每年都要发表东西，四年后再根据发表的东西决定是否继续雇用。你是在什么心态下开始写作的？生存的压力对你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HJ：写作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在生活中失败后退到纸上的选择。丢了工作，我照样会写下去。我夫人也不让我把工作当成负担。当时艾默里大学第一次跟我面谈时就问我为什么写作，我说：“做什么都失败了，不得不退到纸上。”他们笑了，说都是这样的。
读书报：开始写作时，每天给各大文学刊物投稿，又陆续收到退稿，灰心过吗？接到退稿，是否不断地修改？
HJ：我深受卡夫卡《饥饿的艺术家》的影响，写作只是为了满足心中的饥饿。每回接到退稿后，我当然要认真修改，不断地改。再寄出去时要做到：此时此刻自己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改不动了。当然，几周后又会有改动的空间。至少当时要对自己和作品诚实。
读书报：1997年《词海》（Ocean of Words）获“美国笔会海明威奖”，1999年长篇小说《等待》（Waiting）得了“国家图书奖”后，你的生存状态得到了怎样的改善？为什么决定离开艾默里大学去波士顿大学教写作？
HJ：没得到“国家图书奖”前我就拿到终身教职了，工作基本稳定。那些奖项会把作者推到作家行列的前列，但这很快就会过去，最终还得依赖作品的生命力。写《战废品》时，我从艾默里大学辞职了。没了工作，出版商知道你的收入完全依赖他们，就对你不一样了，所以写完《战废品》后我要继续教书，就去了波士顿大学。
读书报：进入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英文系写作班对你的创作有影响吗？
HJ：当然有。教书花掉很多精力，但有稳定的收入是非常重要的，可以不受图书市场的制约。除了教中长篇写作外，我还教文学。认真读一些经典让我获益不少，每回教它们都悟到新东西。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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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报：在《南京安魂曲》中，有很大篇幅是写战争对人的心理和精神的创伤，写作时心态是怎样的？这部作品改了四十多遍，都是在哪些方面着力？
HJ：这部小说写的就是精神创伤，写作过程很艰难。2008年下半年我在柏林，有时每天写作十四五个小时，但走了弯路，最后全书仍是散杂。修改到三十几遍时就改不动了。所以，又重新来，创造了高安玲这个叙述人。明妮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我不能给她创造重大事件，而她的故事又构不成整体，所以我最终选用安玲的故事来带动明妮的故事。这是出力不讨好的做法，因为读者不会考虑你写得多么艰难，就像餐馆里的顾客从来不问菜是怎么做的，只知道好吃或不好吃。
读书报：《战废品》是一部用回忆录形式撰写的长篇小说，作品描述了鲜为人知的志愿军战俘的悲惨命运。《南京安魂曲》又以纪录片般的真实感,重新发掘了这一历史悲剧面前的众生万象和复杂人性。在众多描写战争的作品中，你认为自己写作的战争小说，有何独特之处？
HJ：我总是写一个人的经历，从个人的角度来写重大的历史事件。我不相信什么宏大叙述。越是个人的就越是普世的。
读书报：《落地》中，写了想改名的华人小孩、努力晋升的英文教授、既堕落又向往新生活的妓女……不知道你是否看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中国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在你的笔下，纽约移民的众生相，和1990年代相比有何不同？
HJ：没看过电视剧，但书读过。现在的移民有各种各样的，很多人不再像以前的移民那样每天拼命工作，有的是投资移民。而且年轻人，特别是80后和90后，不再把故土看得那么重。但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愫仍弥漫在很多人的心里。
读书报：《小镇奇人奇事》也是一部好读又耐读的作品，而且可以从中体味到鲁迅遗风。你自己认为呢？是否鲁迅对你的影响也很大？
HJ:这本书的确受鲁迅影响很大。像《复活》那个故事，我写作时一心想把《阿Q正传》的传统推到极致。内地读者一看就认出鲁迅的影子，而英语世界中没人提到鲁迅的影响，台湾也没有。对我来说，影响越多越好，影响是力量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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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报：在海外华人作家中，你觉得自己的创作有何独特之处？
HJ：我受过比较系统的文学教育，但除了鲁迅之外，我受中国文学的影响不很多，因为我力图在英语文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关心的不是回归，而是抵达。不过，我坚持可译性是自己作品的准则，就是说我的作品必须对华人读者更有意义。
读书报：你的作品在海外影响很大，但是长期以来，在国内介绍不多，没有引起充分的关注。近几年来，《南京安魂曲》、《落地》等作品陆续被翻译到国内，你怎么看待这种变化？
HJ：这种变化对我当然意义重大，会让更多的大陆读者接触我的作品，但我的另一些作品恐怕短期内不会在大陆出版。这不是我个人能左右的，我不期待什么。
读书报：除了你之外，卢新华、严歌苓、李彦、张翎、陈河等作家（恰恰都是1950年代出生的）纷纷回到中国内地推出他们的作品，而且态势非常好。你关注过这一现象吗？除了出版方面的开放与接纳，是否也有作家本人寻求认可的期待？
HJ：他们中有的是我的朋友，所以我知道他们的情况。寻求认可是自然的，尤其是用汉语写作。我的处境不一样，不敢寻求什么，只能努力接近伟大的作品。就是说力争把每一本书写好。我相信每本书有它的命数，我所能做的只是给它一颗强壮的心。一经出版，我就不管它了。
读书报：一直以来，你使用直译的策略，比如，bound feet（裹脚），child bride（童养媳），Red Guards（红卫兵）。你觉得自己的作品对于西方读者认识中国起到怎样的帮助？
HJ：这要看故事的内容和时代。如果人物所处的时代有那样的细节，我就毫不犹豫地写出来。比如，《等待》中淑玉是小脚，因为原型人物就是小脚。我伯母是小脚，我夫人的姨妈是小脚，莫言的母亲是小脚。在乡下，我们上一代的女人中有不少是小脚的，虽然裹脚早就被禁止了。我不是想让西方读者认识中国，我想让他们在中国人物身上发现他们自己。
读书报：为什么选择英文写作？你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母语思维根深蒂固，但是你却表示不再用中文写作。离开母语的创作，不觉得是一种冒险的行为吗？
HJ：为了生存。当时无法找到跟汉语有关的工作，自己的全部学位都是英文，英语就成了谋生的手段，唯一的选择。如果我有一份教汉语的工作，我就会用中文写作。这样断裂会比较小。当然选择英语是个冒险，但英美文学中已经有一些母语不是英语的伟大作家，他们可以成为我的传统和精神坐标。他们都有一个重大的弱点，缺乏驾驭母语时那样的自然状态，但他们能够把自己的弱点变成一种风格，最终使自己成为风格家。当时我知道自己的选择根本不是什么创举——我所需要的是勇气、能力和运气。
读书报：即便不用中文写作，你的作品中也仍然抹不去“中国”的烙印。比如在《等待》中，你把中文中的“老赵”直接用“Old zhao”来表示。有人认为你的这种移民语言破坏了英语的“纯洁性”，但是也有人认为，这为英语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你怎么看？你觉得怎样才能使英语表达与汉语节奏达到和谐？
HJ：英语的活力来自它的不纯洁性。所谓纯正的英语往往是没有生命力的语言。做为外来者，我不应该也不可能把净化英语当做写作的目的，我只能力争丰富英语。反过来说，这种拿汉语来丰富英语的做法才是自己最大的损失。这是我为什么说如果我用汉语写作，成就会大些的原因。那样，我将努力学两三种外语，再把外语的财富融入汉语。那将是了不起的成就。但人总得生存，不能依靠集体才活得有尊严。还有，生命是短暂的，不能犹豫不决，不能等待国家变化，应当尽量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读书报：国内对你的态度想必也耳有所闻,一部分学者认为你是靠“贩卖”中国元素而立足的；也有另外一些评论家，称你为“中国的纳博科夫”或者“康拉德”。你本人对此怎么看？
HJ：那他们为什么不去“贩卖”中国元素呢？有的学者往往希望别人都不是真的劳有所获，从而间接地为自己的平庸辩解。特别是英语科班出身的学者更是如此。像我这样从边缘来的人，一介丘八，单枪独马，从未进过重点校，在他们眼里是根本不该出息的，除非耍了什么花招，糊弄洋鬼子。当年郭沫若看到林语堂用英文在美国出书，就嫉妒死了。这是中国文人的陋习和自卑，以为用英文出了书就出人头地了。好书就是好书，不管是用什么语言写的。我不是纳博科夫也不是康拉德，虽然他们构成我的文学传统。我有自己的文学理想和存在方式。
读书报：你认为目前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
HJ：近年来有了些提高，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给中国文学加了一把火。但全世界的文学都不太景气，不能指望短期内会有突变。
读书报：你目前在美国的生活是怎样？在写作上，还有怎样的计划？
HJ：忙忙碌碌。最近招生工作占去了大部分时间。今后每本书都将是新的启程，也许写当下的事，也许会写六七百年前的事。总之，我要走得更远。
（本报记者 舒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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