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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3年04月10日 星期三

    “如果我是‘贩卖’中国元素,他们为何不去‘贩卖’呢”

    ——专访哈金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4月10日   07 版)
    哈金,本名金雪飞,英文笔名Ha Jin,华裔美国作家。1956年出生于中国辽宁,1985年移居美国,目前住在马萨诸塞州,在波士顿大学教书。1990年出版第一本诗集《沉默之间》,小说作品包括《南京安魂曲》、《落地》等。

        他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但他放弃了用母语写作。在大洋彼岸,他曾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福克纳小说奖、海明威奖等一系列连英语母语作家都梦寐以求的文学奖;他是最受英美文坛推崇的当代华裔作家,被誉为中国的“纳博科夫”。

        他是哈金。哈金的成功,被称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传奇征途”。继《南京安魂曲》后,中文版《小镇奇人异事》《落地》陆续由江苏文艺出版社推出,哈金又受到读者的关注。我们发现,不论他写什么,文学的根脉流淌着中国赤子的血液,他的文字依然深深地打着中国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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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报:14岁参军,当时的军旅生活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听说你那时候就在军队经常编写宣传材料,当时就显示了文字上的天赋吗?

        HJ: 当时去了前线,那里很紧张,头两个月里吃不饱饭。冬天有时夜里不准脱衣服睡觉,一旦前方有事,好能立刻赶过去。但我心里很安静,知道军人的天职是保家卫国,应当生死置之度外。不过,1970年夏季后,边境的气氛缓解了下来,我开始有些失落,不知道在和平时代该怎样生活,只是朦胧地感觉应该去上学,受好的教育。我并没写很多宣传材料,不过是一个普通士兵。一开始当炮手,又当了几个月通讯员,后来当了报务员。因为报务工作常常一人值班,所以我有自己的房间,可以悄悄读书,读中学课本和各种能找到的书籍。当然,不能被别人发现。

        读书报:回溯当年的成长,选择英语系是一个关键环节。1977年恢复高考后你考入黑龙江大学英语系——这是个人的选择吗?在读书的问题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动力,读完大学本科又考入山东大学读美国文学硕士学位。大学教育给你带来什么?

        HJ:英语是我的第五志愿,最后一个。上大学之前我没见过会说英语的人,完全是跟广播讲座学的。所以,从一开始我就在最慢的一个班里,一直到毕业。清华大学的政治学家阎学通跟我在同一个班待了四年,我们都有被遗弃的感觉。系里总有一两位外教,但从来不教我们慢班。当时七七届的同学都非常努力,因为已经十年没有上大学的机会了,大家都有一种饥饿感。有的人老大不小了才开始学英语,口舌疼痛,每天吃止痛片。有的天不亮就起来背单词和例句。我们慢班老师不怎么管,我主要靠自学。黑大英文系当时没开文学课,我考入山大美国文学研究所完全靠自己读了些美国文学的书籍,还在中文系听了些课。我跟中文系的文学社来往比较密切,他们中有些人后来成为作家,像张曙光、李庆西、曹长青等。

        读书报:刚去国外时生活是怎样的状况?

        HJ:在山东大学读研究生时我跟一些美国教授学习过,也修过美国的文化课,多少知道美国的情况,所以出来后并没有觉得震撼。唯一印象深刻的是美国的土地比中国的土地肥沃,自然环境得天独厚,保护得很好。当时我给国内的朋友去信说:“我们古老的土地太贫瘠,太疲惫了。”

        2

        读书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最早的作品发表是在什么情况下?用英文发表作品,你几乎每发必中,囊括了美国多个重量级的文学奖项。这些奖项给你带来了什么?

        HJ:大概是在1988年夏季,我写了《沉默之间》中的大部分诗。这本诗集很快就被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接受了,但我计划不久就回国教书,并没把英语写作当回事。后来拿到博士论文后找不到工作,又不愿意或不敢去学计算机或商业之类的专业,就在英语系内略略改了一下方向,去波士顿大学学创意写作。

        作品得奖有很多偶然的因素,其实我在1990—1996那些年里,根本出不了书,只能在杂志上发表一些作品。后来得了一些奖,但并没带来什么东西,最多可以说使自己的声誉好了些,工作更稳定了些。

        读书报:你的“中国书写”,大概有几类题材?内地的军旅生活?东北题材?移民题材?能否分别介绍一下自己不同的创作题材?

        HJ:每本书都不一样。像我这种作家,每一本书都是新的起程。一开始只能写自己知道的中国,渴望把历史升华为文学。后来回不去了,题材也开始变起来,开始写移民的经历。今后还将处在变动的状态。

        读书报:写作这么多年,你觉得自己的创作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HJ:逐渐地我开始接受创作是艺术,也力争以艺术家的身份立身。

        读书报:你的语言朴实、平缓,描写了大量的小人物平庸无奈的生活,充满压抑,也饱含温情。这是你追求的语言风格吗?

        HJ:我讨厌花哨的东西。其实,我的语言是因书而异的,风格应当服务于故事。幻象不是想象,想象力的核心部分是综合力。这是西方文学理论的主要观念之一。我深受俄罗斯文学中写小人物的传统的影响。写小人物意味着不考虑卖点,写作的难度要大得多,出书也会困难。但文学有自己的标准,不能掺水。

        3

        读书报:《词海》和《光天化日》中的小说,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三季刊》(Triquarterly)、《凯尼恩观察》(Thenyon Kenyon Review)这些较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你认为国外刊物发表作品的标准和国内有何不同?

        HJ:美国有大、小杂志之分。《大西洋月刊》和《纽约客》等是大杂志,新人在这种杂志上发表一篇小说,基本可以说手中的短篇小说集就会有出版的机会了。经纪人会跟上去的,会找上门的。小杂志多是纯文学刊物,虽然发行量不大,但热爱文学的人也会认真跟踪。每年小杂志中有很多作品被选入“最佳美国短篇小说”,“欧亨利短篇小说奖”和“手推车奖”。一旦一个作品被选入,其效果跟在大杂志上发表作品差不多,会有经纪人给作者写信,请求代理你的作品。这样新人就会有一个良好的开始。也就是说,对新人来讲,在杂志上发表作品是为自己建立信誉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漫长、充满挫折的过程,但通过这个过程新人得以成长,并更具有耐力,能够忍受孤独和失败。所以,我总是鼓励学生不断地给杂志投稿,把这件事当成写作的一部分。

        读书报:后来被艾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聘用教授诗歌,是什么让你从当时竞聘的二百多个诗人中脱颖而出?他们看中你什么?

        HJ:可能主要是因为我没说错话,手中有博士学位,还有强有力的推荐信。我的导师们比我对我自己更有信心。

        读书报:学校要求每年都要发表东西,四年后再根据发表的东西决定是否继续雇用。你是在什么心态下开始写作的?生存的压力对你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HJ:写作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在生活中失败后退到纸上的选择。丢了工作,我照样会写下去。我夫人也不让我把工作当成负担。当时艾默里大学第一次跟我面谈时就问我为什么写作,我说:“做什么都失败了,不得不退到纸上。”他们笑了,说都是这样的。

        读书报:开始写作时,每天给各大文学刊物投稿,又陆续收到退稿,灰心过吗?接到退稿,是否不断地修改?

        HJ:我深受卡夫卡《饥饿的艺术家》的影响,写作只是为了满足心中的饥饿。每回接到退稿后,我当然要认真修改,不断地改。再寄出去时要做到:此时此刻自己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改不动了。当然,几周后又会有改动的空间。至少当时要对自己和作品诚实。

        读书报:1997年《词海》(Ocean of Words)获“美国笔会海明威奖”,1999年长篇小说《等待》(Waiting)得了“国家图书奖”后,你的生存状态得到了怎样的改善?为什么决定离开艾默里大学去波士顿大学教写作?

        HJ:没得到“国家图书奖”前我就拿到终身教职了,工作基本稳定。那些奖项会把作者推到作家行列的前列,但这很快就会过去,最终还得依赖作品的生命力。写《战废品》时,我从艾默里大学辞职了。没了工作,出版商知道你的收入完全依赖他们,就对你不一样了,所以写完《战废品》后我要继续教书,就去了波士顿大学。

        读书报:进入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英文系写作班对你的创作有影响吗?

        HJ:当然有。教书花掉很多精力,但有稳定的收入是非常重要的,可以不受图书市场的制约。除了教中长篇写作外,我还教文学。认真读一些经典让我获益不少,每回教它们都悟到新东西。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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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报:在《南京安魂曲》中,有很大篇幅是写战争对人的心理和精神的创伤,写作时心态是怎样的?这部作品改了四十多遍,都是在哪些方面着力?

        HJ:这部小说写的就是精神创伤,写作过程很艰难。2008年下半年我在柏林,有时每天写作十四五个小时,但走了弯路,最后全书仍是散杂。修改到三十几遍时就改不动了。所以,又重新来,创造了高安玲这个叙述人。明妮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我不能给她创造重大事件,而她的故事又构不成整体,所以我最终选用安玲的故事来带动明妮的故事。这是出力不讨好的做法,因为读者不会考虑你写得多么艰难,就像餐馆里的顾客从来不问菜是怎么做的,只知道好吃或不好吃。

        读书报:《战废品》是一部用回忆录形式撰写的长篇小说,作品描述了鲜为人知的志愿军战俘的悲惨命运。《南京安魂曲》又以纪录片般的真实感,重新发掘了这一历史悲剧面前的众生万象和复杂人性。在众多描写战争的作品中,你认为自己写作的战争小说,有何独特之处?

        HJ:我总是写一个人的经历,从个人的角度来写重大的历史事件。我不相信什么宏大叙述。越是个人的就越是普世的。

        读书报:《落地》中,写了想改名的华人小孩、努力晋升的英文教授、既堕落又向往新生活的妓女……不知道你是否看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中国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在你的笔下,纽约移民的众生相,和1990年代相比有何不同?

        HJ:没看过电视剧,但书读过。现在的移民有各种各样的,很多人不再像以前的移民那样每天拼命工作,有的是投资移民。而且年轻人,特别是80后和90后,不再把故土看得那么重。但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愫仍弥漫在很多人的心里。

        读书报:《小镇奇人奇事》也是一部好读又耐读的作品,而且可以从中体味到鲁迅遗风。你自己认为呢?是否鲁迅对你的影响也很大?

        HJ:这本书的确受鲁迅影响很大。像《复活》那个故事,我写作时一心想把《阿Q正传》的传统推到极致。内地读者一看就认出鲁迅的影子,而英语世界中没人提到鲁迅的影响,台湾也没有。对我来说,影响越多越好,影响是力量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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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报:在海外华人作家中,你觉得自己的创作有何独特之处?

        HJ:我受过比较系统的文学教育,但除了鲁迅之外,我受中国文学的影响不很多,因为我力图在英语文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关心的不是回归,而是抵达。不过,我坚持可译性是自己作品的准则,就是说我的作品必须对华人读者更有意义。

        读书报:你的作品在海外影响很大,但是长期以来,在国内介绍不多,没有引起充分的关注。近几年来,《南京安魂曲》、《落地》等作品陆续被翻译到国内,你怎么看待这种变化?

        HJ:这种变化对我当然意义重大,会让更多的大陆读者接触我的作品,但我的另一些作品恐怕短期内不会在大陆出版。这不是我个人能左右的,我不期待什么。

        读书报:除了你之外,卢新华、严歌苓、李彦、张翎、陈河等作家(恰恰都是1950年代出生的)纷纷回到中国内地推出他们的作品,而且态势非常好。你关注过这一现象吗?除了出版方面的开放与接纳,是否也有作家本人寻求认可的期待?

        HJ:他们中有的是我的朋友,所以我知道他们的情况。寻求认可是自然的,尤其是用汉语写作。我的处境不一样,不敢寻求什么,只能努力接近伟大的作品。就是说力争把每一本书写好。我相信每本书有它的命数,我所能做的只是给它一颗强壮的心。一经出版,我就不管它了。

        读书报:一直以来,你使用直译的策略,比如,bound feet(裹脚),child bride(童养媳),Red Guards(红卫兵)。你觉得自己的作品对于西方读者认识中国起到怎样的帮助?

        HJ:这要看故事的内容和时代。如果人物所处的时代有那样的细节,我就毫不犹豫地写出来。比如,《等待》中淑玉是小脚,因为原型人物就是小脚。我伯母是小脚,我夫人的姨妈是小脚,莫言的母亲是小脚。在乡下,我们上一代的女人中有不少是小脚的,虽然裹脚早就被禁止了。我不是想让西方读者认识中国,我想让他们在中国人物身上发现他们自己。

        读书报:为什么选择英文写作?你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母语思维根深蒂固,但是你却表示不再用中文写作。离开母语的创作,不觉得是一种冒险的行为吗?  

        HJ:为了生存。当时无法找到跟汉语有关的工作,自己的全部学位都是英文,英语就成了谋生的手段,唯一的选择。如果我有一份教汉语的工作,我就会用中文写作。这样断裂会比较小。当然选择英语是个冒险,但英美文学中已经有一些母语不是英语的伟大作家,他们可以成为我的传统和精神坐标。他们都有一个重大的弱点,缺乏驾驭母语时那样的自然状态,但他们能够把自己的弱点变成一种风格,最终使自己成为风格家。当时我知道自己的选择根本不是什么创举——我所需要的是勇气、能力和运气。

        读书报:即便不用中文写作,你的作品中也仍然抹不去“中国”的烙印。比如在《等待》中,你把中文中的“老赵”直接用“Old zhao”来表示。有人认为你的这种移民语言破坏了英语的“纯洁性”,但是也有人认为,这为英语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你怎么看?你觉得怎样才能使英语表达与汉语节奏达到和谐?

        HJ:英语的活力来自它的不纯洁性。所谓纯正的英语往往是没有生命力的语言。做为外来者,我不应该也不可能把净化英语当做写作的目的,我只能力争丰富英语。反过来说,这种拿汉语来丰富英语的做法才是自己最大的损失。这是我为什么说如果我用汉语写作,成就会大些的原因。那样,我将努力学两三种外语,再把外语的财富融入汉语。那将是了不起的成就。但人总得生存,不能依靠集体才活得有尊严。还有,生命是短暂的,不能犹豫不决,不能等待国家变化,应当尽量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读书报:国内对你的态度想必也耳有所闻,一部分学者认为你是靠“贩卖”中国元素而立足的;也有另外一些评论家,称你为“中国的纳博科夫”或者“康拉德”。你本人对此怎么看?

        HJ:那他们为什么不去“贩卖”中国元素呢?有的学者往往希望别人都不是真的劳有所获,从而间接地为自己的平庸辩解。特别是英语科班出身的学者更是如此。像我这样从边缘来的人,一介丘八,单枪独马,从未进过重点校,在他们眼里是根本不该出息的,除非耍了什么花招,糊弄洋鬼子。当年郭沫若看到林语堂用英文在美国出书,就嫉妒死了。这是中国文人的陋习和自卑,以为用英文出了书就出人头地了。好书就是好书,不管是用什么语言写的。我不是纳博科夫也不是康拉德,虽然他们构成我的文学传统。我有自己的文学理想和存在方式。

        读书报:你认为目前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

        HJ:近年来有了些提高,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给中国文学加了一把火。但全世界的文学都不太景气,不能指望短期内会有突变。

        读书报:你目前在美国的生活是怎样?在写作上,还有怎样的计划?

        HJ:忙忙碌碌。最近招生工作占去了大部分时间。今后每本书都将是新的启程,也许写当下的事,也许会写六七百年前的事。总之,我要走得更远。

        (本报记者 舒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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