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舒晋瑜）为期两天的第二届中澳文学论坛4月3日在京闭幕。中国作家铁凝、莫言、刘震云、叶辛、李尧、徐小斌、李洱等与澳大利亚作家J.M.库切、布莱恩·卡斯特罗、尼古拉斯·周思、伊沃·印迪克、大卫·沃克等，围绕“文学与包容”的主题展开了5场对话。在对话中，知名出版家伊沃·印迪克指出，今天的出版界面临的危机是读者消失的危机。他的演讲立即得到中国作家的回应。
出版界面临窘境，读者正在减少，哪一种体裁受影响最大？在澳洲最受欢迎的是长篇小说，最不受欢迎的是诗歌、中篇和短篇，单一作者的散文集也很难销售。伊沃·印迪克指出，在澳大利亚，多数读者希望阅读是轻松的、逃避现实的，如果作品又短又难读，那就是出版的灾难。他举例说，人们没有太多时间，也许喜欢看短篇，去年他曾出版了中篇小说和散文集，制作成短篇系列。事实上根本没人买，最好的销量也就1000本。长篇小说命运好一些，能销售2000册左右。因此，作家、出版商以及评论家常常感到很孤立，因为读书的人太少了，少数带来利润的图书是有关烹饪、体育、明星之类的图书，而非文学。文学渴望接触更多人起到更大作用，人们也期望如此。但印迪克还是对此感到沮丧，文学怎样扮演这样的角色？也许作品的价值需要时间来证明，可问题是，我们生活在现在，却要相信未来。伊沃·印迪克和美国同行交谈，如果诗集能卖到1000册就不错了，文学读者群不会随着人口群增加而增加。在任何国家，文学的读者群都是小的。
对此，叶辛也有同感。叶辛回顾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阅读：从1949年到1966年，17年中我国共出版长篇小说197部；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中中国的读者难得读到一本文学经典，总是在私下里排着队争读一本长篇小说。以至于1977、1978年重印文学经典时，书店门口排起了长队，大家如饥似渴地阅读小说；时至今日，书店中各类文学经典应有尽有，中国每年出版的图书仅长篇小说就有三千多部，为什么阅读一本长篇小说非得下很大的决心呢？长篇小说体裁和今天人们的阅读之间，该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呢？叶辛谈到，现在的阅读量的确急剧萎缩。今天的阅读形式对所有作家都是挑战。“读者”是两个字，但细分起来也是千差万别。20世纪80年代所有长篇印数几乎都在10万册以上，2001年以后印数急剧下降。2000年他的作品《客过亭》印数仅1万册，而《孽债》（1，2）的发行量曾突破百万。
在大学教授创意写作专业的布莱恩·卡斯特罗认为，当代写作已经放弃了对精神的坚守，写作对很多人来说变成了纯粹的技术活儿。作家被出版商逼着改造写作，以适应读者和市场的需求。文学成了少部分人的事情，那些伟大的文学传统正在被遗忘，越来越少的人能感受到它的气息。他提出，文学批评应该站出来发挥作用、施加影响。批评应该照亮在黑暗中前行的文学创作。
作家徐小斌对此表示认同。她认为，好的文学永远被读者需要。她一直在追求纯粹的文学。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消费主义乃至拜金主义大有冻结所有精神探索与想象力的趋势，她觉得自己成了落伍者、失败者并为此感到困惑。她认为，作家应该在精神的炼狱中创造出另一个世界，不管它是否符合市场的需要，但至少应该符合人类精神的需要。在高度的商业化之后，文学必将返璞归真。
在闭幕式上，两国作家分别朗读了各自的代表作：“这种氛围之中，审美与审智的写作成了笑话，我觉得自己成为了失败者，面对急速变化的时代我曾经深深地困惑，用福楼拜在乔治桑去世时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的心变成了巨大的坟场。”徐小斌的新作《天鹅》就成了这种纠结的产物，一方面，她写了拜金主义时代的纯真爱情，而另一方面，连她自己也不相信这个时代会真的有这种故事。但徐小斌说，支撑自己写下去的，是身体最内部一个微弱的声音：“写作，不就是栖身于地狱却梦想着天堂的一种行当吗？”——难道不能在精神的炼狱中创造一个神界吗？不管它是否符合市场的需要，但它至少会符合人类精神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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