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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管网络文学
今年“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何建明提出，要建立健康的网络文学环境。相比传统文学，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力，网络文学都可谓“后生可畏”。他何以关注到网络文学？
读书报：您所了解的网络文学是怎样的状况？
何建明：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有5000余家文学网站，而在网络上发表或连载的小说有数万部、数十亿字之多。我了解的情况是，目前网络文学每家网站都有稳定的作者群，网络文学的读者数量已超过纸质书刊，在某些知名网站上，网络文学作品的点击量动辄几百万次，有的甚至能突破千万次。
网络文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网络文学作品良莠不齐，“妖魔化”现象严重、价值导向时有偏颇，问题不少。具体而言，目前的网络文学数量庞大、好作品少，大量的所谓作品是“复制品”，内容重复，相互抄袭现象十分普遍。很多作家或写作者出于功利性考虑，根本不考虑作品的质量、思想深度、艺术内涵，一味地迎合市场，什么火、什么赚钱就写什么。这样的作品基本没有多少营养价值，只是粗劣的文化快餐。
读书报：您如何看待网络文学“妖魔化”现象？
何建明：很多网络作家既不注重文学修养的提高，也不专注于作品内容本身，而是玩“眼球文学”，用暴力、色情、隐私、美女等描写造成读者的“轰动”，各种“鱼目混珠”“妖魔鬼怪”的垃圾东西充斥着网络文学。许多家长对此很担忧，说孩子们通过阅读网络上的所谓文学作品，接受的是有毒的精神垃圾。
除此之外，现在很多网络文学作品社会责任感缺失，大多沉溺于宫廷争斗、男女情感、武侠游戏等。我承认，这也是一种文学表现，但是这些作品本身的价值及思想深度都有限，反映人民生活、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东西少之又少。
读书报：网络文学如此现象说明了什么？您有什么具体建议吗？
何建明：网络文学对青少年的影响力巨大，缺乏深刻和健康精神价值的追求，必然会使网络文学陷入发展误区。我感到，是时候积极引导网络文学健康发展了。我们可以成立网络文学管理服务机构对网站进行监管和指导，建立和健全网络文学规范法律；对网络作品的内容，各网站的编辑与内容审核要自律，制止为了访问量和点击量而不加审核盲目发文的行为，要明确禁止“复制品”等网络文学垃圾。
网络文学的现状与问题恰恰说明它有着极大的提高和发展空间。政府和社会要建立健康的网络文学环境，为其创造更好的平台。有关部门应该加以正确积极的引导，把网络作家的文学创作与功利性、娱乐性加以区分，打击文学炒作，同时也要制定法律法规，严厉打击盗版侵权行为，加大对网络侵权的惩罚力度。
对学校、家长和社会而言，要让青少年正确认识网络文学作品，提高分辨网络文学作品精华与糟粕的能力。网络上的文学作品丰富多样，把握住了方向，就会比传统文学教育事半功倍，我们所肩负的担子还很重。
平息“三牛风波”
作为写了三十多年的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第一次如此零距离地“随网逐流”， 是因为某地区级政府网站上发生的一条不起眼的“公示”，它将亿万网民和公众搅得忐忑不安。
读书报：《三牛风波》的写作是为了澄清网络上的质疑，这是你第一部关注网络声音的作品吗？这是否说明报告文学作家所关注的领域也与时俱进？你觉得网络声音对“三牛事件”的质疑反映了什么问题？
何建明：“三牛风波”确实是来自网络的声音，也是我第一次以网络上引发的问题作为写作对象。眼下网络事件非常混乱，随意性很大，需要正视影响，正面引导，这是报告文学应发挥特殊作用的新的着力点。通过报告文学的深度采访和记录，对公众了解事实真相和化解疑惑大有好处。
《三牛风波》是2012年纪实文学中销量最好的一部作品。报告文学需要报告的对象，作品写出来需要传播。文学的精神层面是重要的，但是如果没有好的传播就会出现问题，就拿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来说，如果没有翻译，没有传播，就不可能让世界真正认识中国文学。文学作品在于传播观点、传播思想、传播精神，报告文学也是这样，记录时代的目的就是传播给更多的读者，作品在读者中的影响力是作品的终结点。有些作家认为作品完成后开个会、评个奖就达到目的，那是片面的。如果作品不在市场上流通或流通不畅，或者流通了但反映不好，作品肯定是失败的。
文学的生产力就在于影响力。评价一部报告文学的影响力，实事求是讲，应该离开专家的视野，看发行量，看公众的认可度和关注度。圈子代表水准，但不能代表全部，读者才是硬碰硬的标准。
读书报：网络资讯如此发达，文学影响力又相对滞后，而报告文学又是需要“走出来”文学样式，您如何看待获取素材与资讯的便捷？
何建明：我们原来靠双腿“跑”走素材题材，现在是多了一种方式，就是还可以用眼睛“走”出一些素材和题材来。网络上有众多闪烁的信息，我们可以从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寻找素材需要甄别，需要梳理，需要到产生客观事实的地方去调查。网络暴露问题很迅速，传播速度快，我们通过传统写作回馈到网络告诉公众事实，得到最终结论，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效果。
《国家》的“国家叙述”，
“国家叙述”是何建明报告文学创作的主要风格。以《国家》为题的“国家叙述”，是何建明创作风格的一次具有新的标志性意义的突破。紧凑而合理的结构是实现“国家叙述”的高度与全局的梁柱，语言与情节则是依傍在这些宏梁伟柱之间的砖瓦和混凝土。何建明的“国家叙述”由此走向“国际叙述”。
读书报：《国家2011·中国外交史上的空前行动》是对中国在利比亚的海外撤侨行动的长篇纪实，书写这一中国外交历史上最大的撤侨行动，您采访了50多位事件的亲历者，创作只用半年？写完《国家》，您有怎样的收获？
何建明：实际上写作只用了两个月，两本书总共用了半年。很多人不会相信，其实一个作家的写作快慢，与质量不见得成正比。尤其报告文学，作家一旦遇到重大事件，就应像士兵打仗一样，十年八年苦战和全力以赴瞬间夺取山头，目标是一样的。报告文学的文体决定了必须要以最快的速度、最真实的材料和最生动精彩的文字，把真相告诉公众。像《三牛风波》那样具有新闻性的事件，必须要在最快的时间内写出来。《国家》也是这样。
读书报：我们都注意到，2012年您的两部作品中，《国家》获得的奖项和引起的关注度更高。
何建明：《三牛风波》关注的是新闻事件，是今天的社会转型时期容易出现的矛盾之一，发酵得快，被淹没得也快，可能瞬间变化、瞬间消失。在社会转型时期，每天都发生很多新的事件，网络、电视等各种多媒体都有记录，报告文学如何发挥特别的作用，进行深度表现？这一点需要研究。外交战线认为《国家》是60年来外交部形象的完整展示，新闻过去了，但报告文学全面、立体地总结撤侨事件，其历史价值是永恒的。因为《国家》其实展示了十三亿中国人一直追求的那种强国梦想的一次完美实现。
读书报：近年来你担任了很多重要职务，但是创作量并没有因此减少。大家只看到一部部厚重的作品，并不了解作者的艰辛。一般人似乎很难想象是怎样的劳动强度。
何建明：对我来说一切时间都是宝贵的，除了吃饭，几乎都在写作。前年写《忠诚与背叛》，夜里两三点钟起来，写到早晨七八点再去上班。现在一年中我们除了工作上班外，还有100多天节假日，我的创作成果几乎都是来自这些时间。我想一个人，只要把自己所有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工作，没有干不成的事。所以这样的工作强度不用怀疑，不只是何建明，任何作家付出一样的劳动和代价，也同样能够完成。我一直被时间赶着，从当年写《落泪是金》到现在正着手进行的报告文学 ，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积极向上，避免“封条”
30年48本书，何建明似乎已经习惯了追赶时间，或者说，被时间催赶。他一直寻求安静的创作环境，能够喝着茶看窗外的日出日落，能够合理有效地安排属于自己的时间，可是，这些对来他说是一种奢望。何建明总觉得，不光自己的创作没有进入最佳状态，报告文学的整体状况与中国的发展也还不够匹配。
读书报：这样的状况影响到您的作品质量吗？
何建明：时间是决定我能否出大作品的关键，对作家来说时间比生命还重要。生命是有限的，作品是无限的。我们的国家有这么大的发展，这个时代有太多的变化，网络又提供给我们无限的空间，我们的创作环境又具备了充足的阳光、空气和肥沃的土地，就看作家能否下工夫去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了！现在社会上不太满意我们的文学成果，不是社会没有创作资源，而是由于我们思想认识的高度不够，不敏感，跟不上时代飞速的步伐 ，流失了好多素材。作为时代的记录者，我们的使命，应该把最精彩的事件、人物记录下来。
我的报告文学创作在题材和处理上没有问题，这一点我非常自信，剩下的是才情、智慧和情怀。我希望自己在年富力强时，能写出更多大作品。可是我现在觉得很累，有些力不从心，每次作品都是被赶出来的。报告文学需要深入大量的调查，作品出来还要精益求精地修改，这种过程对我来说极少，尽管作品出版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我自己认为还远远不够，就我个人而言，我的真正创作没有开始，至少没有进入最佳状态。
读书报：这几年报告文学创作也很繁荣，您认为报告文学的时代到来了吗？
何建明： 我认为报告文学处在繁荣“过渡期”，现在许多报告文学作家面对好的题材，写了但是没能达到好效果，文体本身还有待完美与创新；另外，也存在好作品没有被公众认识和阅读。报告文学好的时代应该具备上述三方面共同构筑才行。
任何文学的创作，特别是报告文学的创作是很辛苦的，今天的写作者不愿意吃苦，更多地希望一夜成名，报告文学不可能像小说家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网络作品中就基本没有报告文学。
读书报：作为报告文学学会的会长，您如何评价中国报告文学创作存在的问题？
何建明：我们在报告文学艺术创作上要突破、要提升，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和艺术性是生命的两个方面，忽略哪一方面都不行。另外，报告文学的评论队伍不好，和创作队伍一样，人员少，水准低，不能有效指导报告文学的创作方向。
读书报：有很多读者评价：何建明的报告文学作品，是可以拿来当小说读的。您怎么看待这个评价？
何建明：正因为报告文学也是文学作品，基本特性是艺术感染力，才能引人入胜，身临其境，否则就失去了文学作品的本质。报告文学让人读来觉得像小说，说明在艺术上进入一种境界。在《国家》的写作中我采取了电影的叙述方式，令人惊心动魄，现在看作品达到了基本效果。
读书报：80年代之前，报告文学创作几乎是静态的；90年代之后，报告文学是动态式的，流动的、不确定的，比如房改、医改，思考的问题及如何把握，作品的立意及切入点，都需要作家高水平的把握。您的思考，是有全局性、前瞻性的，我觉得这也是与其他报告文学作家的不同之处。您在采写上不但有扎实的功底，还有相当的技巧。同样是反映问题，您的作品得到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百姓的重视和欢迎，而有的作家的作品却被贴了上“封条”，为什么？
何建明：动态的报告文学，要求事件还没有结论时作家去写，对于是非的判断和对事件的真相的把握，是对作家能力的考验。
很多人用小说的题材，或小说的架构来进行纪实作品的叙述，这里存在很大的问题。同时，也不能把社会非主流的、片面的东西作为报告文学的主流，不能把局部的、片面的狭隘替换整个社会的真实性，一个负责任的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必须全面、客观、准确地反映事物，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的创作必须和这个时代吻合，要发现社会的主流价值。经典的作品，都是具有高尚的精神追求的。我写的农民问题更尖锐，但我用正面形象表达尖锐的问题。文学作品除了真人真事，要着重表现时代、表现人民积极向上的追求。这样就可以避免“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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