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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3年03月27日 星期三

    我自己现在也有了孩子,有时看着他在我的身边睡着了,那天使一般的表情,心里对他涌起无限的爱。我就会想,姥爷那时看我,也是这样的吧。

    蒋雯丽的体操生涯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3月27日   16 版)

        那时,时间对所有的人都是静止的。现在,时间对所有的人都是如梭的。

        姥爷把我送到体操房那天,是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我记得体育场空旷无比,长了很多半人高的野草。

        主席台上空落落的。跑道边有人在踢球,有人在跑步,还有人练习跳高、跳远的。有裁判的哨声,还有文工团的歌声,特别响的是蝉鸣。

        我对体育场充满了恐惧,对“练体操”这件事也充满了恐惧。我迟疑地迈着步子,跟在姥爷身后,姥爷像是看透了我的心思,坚定地头也不回地往前走。我多么希望他能回头看我一眼,看我可怜巴巴的样子,心一软,就不去体操房了。可他就是不回头。他可能也知道,回了头就去不了了。

        体操房是一座高大的红砖建筑,门框窗框都是绿色的,窗玻璃几乎全没了。

        在荒凉的体育场的一角,这座建筑像主席台一样的醒目。

        体操房的隔壁,是文工团的宿舍。从那里传来了悠扬的歌声,我站在那儿听了一会儿,紧张的心一下子松弛了下来,仿佛在天堂里漫步,仿佛片刻飞离了尘世,无比轻松自在。

        体操房里的动静,比外面还要热闹响亮。

        运动员们上下翻飞,各类器械发出稀奇古怪的声音。教练一边指挥,一边大声吆喝,那情景很像现在的农贸市场。

        我和姥爷站在地毯边上,我们俩都是第一次对体操有了活生生的印象。

        那位史老师,笑嘻嘻地走到我们身边,虽然只隔着一米左右的距离,却依然嗓音洪亮:

        “唐大爷,这就是你的外孙女?”

        我吓得直往姥爷身后躲,姥爷却紧紧拉着我的手,满面笑容地把我推到史老师面前。

        史老师捏捏我的肩膀,又把我的胳膊平举、上举了几下,边摆弄边问:

        “小鬼,几岁了?想不想学体操?”

        “刚刚八岁,当然想练体操了。”

        不待我回答,姥爷已经替我回答了。

        那不是我的意思,姥爷,那是你的意思。

        现在已经做了母亲的我,才能体会姥爷的心,也真的同情那会儿的我。

        我又何尝不是经常强加给孩子很多他不想做的事情?让他学习,让他练琴,让他……总之一切都是“为了他好”。

        有一天,他突然含着泪问我:“你什么时候想过我的感受?”

        我好久说不出话来。

        是啊,孩子,我能说什么?三十多年前的姥爷又能说什么?我心疼你,可是社会的压力如何去抗衡? 

        就在我想要申辩的时候,史老师一把拉住我的胳膊,拖着我就往地毯中间走。走了几步,把我往地上一撂,把我的腿前后分开,尝试劈叉。从没练过功的我当然是劈不下去的,两条小腿只分开了一点点,屁股离地很高,像只被架起来的蛤蟆。

        突然,一阵撕心裂肺的巨痛从双腿传遍了全身——在我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的时候,身强力壮的史老师已经整个人站在了我的身上,两只大脚牢牢地压在我那两条瘦弱的小细腿上,我的屁股这下也牢牢地贴在地上了。

        “啊!——”

        我歇斯底里地喊了出来,比体操房里所有的声音都要响亮,响彻云空。

        这位壮硕的史老师,抱着膀子,悠然地站在只有八岁的撕心裂肺的我身上,说:

        “想练体操就得能吃苦,我给你数十下,一、二……”

        如果世间还有时间?我觉得那会儿没有了,每一个数字之间之漫长,如同宇宙间的光年。什么声音都没了,体操房的喧闹,知了的鸣叫,远处的歌声、哨声……只留下了空气的声音,还有那越等越久才发出的数字。史老师的那双大脚还时不时地在我细嫩的小腿上颠两下,让我更像针刺一般。

        什么叫心狠?我算领教了。

        什么叫昏天黑地?我算体会了。

        被姥爷当花儿一样养到了八岁的我,在这个盛夏的下午,明媚的阳光中,知道了什么叫铭心刻骨。

        终于,史老师从我的身上跳了下来,这双腿已经不属于我。除了心在抖,泪在流,其他一切都不属于我了。

        我不知道在地上趴了多久,让我的身体回到我的身上来,让我的感知回到我的心里。

        这时候,我想起了姥爷,对了,我亲爱的姥爷呢?

        在我最痛苦的时候他怎么没有冲上来呢?他怎么没把史老师从我身上拉下去,狠狠地捶她一拳呢?我泪眼婆娑地四下里看,几个门口,几个犄角旮旯,都找不到姥爷的身影。难道他走了?难道他扔下我走了?

        姥爷的确实走了。

        当史老师跳到我身上的时候,他受不了了,看不下去了,走了。

        八十八岁的姥爷那一路是怎么走回去的?走了多久?是像史老师喊的数字一样长久吗?他一定跟我一样颤抖着心,流着泪,在几乎空白的意识中往回走。

        好不容易有了出路,看到了希望,没曾想,史老师意外受伤,伤势很重,不能再担任体操教练了。

        刚来几天还没被正式接收到体操队伍里的我,面前那扇小小的后门被关上了。

        市体校紧急从外地调来了一位新教练,新教练姓路,人长得很漂亮。

        如果用现在奥运会体操比赛的运动员来做比喻,史老师应该是美国队的,而路老师更像是俄罗斯队或罗马尼亚队的。

        路老师个子不高,体格也不粗壮,后背挺拔,头发总是一丝不苟地盘在脑后,声音响亮,穿透力极强,但不苟言笑,跟史老师的风格截然不同。

        没有了史老师,又不认识路老师,我就被搁在那儿了,一搁就搁了三年。

        什么叫“搁”呢?

        在这个业余体校的体操队里,我算是业余中的业余。

        编制内的队员,穿着统一发放的体操服和体操鞋,我穿着自己的运动服和白球鞋;编制内的队员做动作时,有教练保护,我没有指导,也没有保护,自己在旁边模仿着教练的动作跟着练。

        从我进了体操房,就一直是这么个状态,从来没改变过。我自己倒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也从来没想过去问问路教练,什么时候能把我转成正式队员?

        姥爷一直鼓励我“好好练”,练好了,就可以转成正式队员了,就有体操服和体操鞋了,就可以去省体工队,不用上山下乡了。

        别人练什么,我就在一边模仿着练。

        摔了,爬起来,再练。

        我的模仿能力,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培养起来的吧,居然还能得到教练的表扬:

        “你们看看人家小鬼,没人教都能练成这样!”

        小鬼,成了我在体操房的代名词。

        当我正练着高低杠,别的队员也要练的时候,他们就会说:

        “小鬼,一边儿练去!”

        我赶紧下杠,站在一边看他们怎么做动作。

        当我正模仿着教练,如醉如痴地练着自由体操的时候,突然听到教练大喊一声:

        “小鬼,闪开!”

        我立刻闪到一边,队员在教练的保护下,一阵风似的从我面前翻着小翻呼啸而过。

        但是,教练表扬我了,虽然受到这些冷遇,都比不上教练的一句表扬。

        突然间,我的信心大增,全国体操冠军蒋绍毅成了我的短期奋斗目标,世界体操冠军科马内奇成了我的偶像和长期奋斗目标。

        那会儿,流行一本小说,叫《新来的小石柱》。小石柱是贫下中农的孩子,从农村来到省队,立志要练好体操,完成“空中转体180度”的高难度动作。他克服了重重困难(其中还包括“阶级敌人”的迫害),终于实现了梦想。

        于是,小石柱,也成了我的偶像。

        今天想来,这是一个多么荒谬的局面:一个八岁的孩子,被“上山下乡”的运动逼迫着,来到体操房,穿着洗旧的棉毛衣裤和发黄的白球鞋,每天在角落里模仿别人的动作,自学自练。摔疼了,在地上趴一会儿,爬起来再练;胳膊扭着了,自己揉一揉,缓过劲儿再练;心里怀揣着“世界体操冠军”的梦想,却不知,那梦想比天上的星星还要遥远。

        姥爷在满是花卉盆景的小院里,奇迹般地给我竖起了一个高高的单杠,所有来家里的人都要从单杠下走过,而姥爷也会美滋滋地坐在他的藤椅里,看着我在杠子上翻来翻去。

        有时候,我还会跑到外面宽敞的巷子里去翻跟头,给邻居们表演,让他们知道我学了些什么。

        邻居们纷纷前来围观,赞不绝口:

        “小文丽,这个叫什么?”

        “侧手翻。”

        “这个呢?”

        “拉拉提。”

        “拉拉提是什么?”

        “就是侧空翻。”

        “小文丽不得了啊!”

        “要当体操冠军喽!”

        在一片赞誉声中,我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越翻越来劲儿。

        晚上,当“裴多菲俱乐部”的叔叔大大们,聊时政聊累了,或者“隔墙有耳”需要调剂一下气氛的时候,就轮到我出场了。两个个子大的叔叔,就把姥爷准备好的一根又粗又长的竹竿子扛在肩膀上,嗓音洪亮的良顺叔叔充当解说员,每日例行的“现场直播”开始。

        “现在入场的是,我们中国最优秀的体操队员小文丽,她要给我们展示她最拿手的单杠项目,好,队员已经准备好了,比赛马上开始,看,她多么轻盈地翻身上杠啊,大家鼓掌!”

        大家都热烈地鼓起掌来。

        姥爷靠在小床上,那是他的老位置,抽着烟袋,眯缝着眼睛,笑嘻嘻地看着我,满心欢喜,满眼得意。

        在没有电视机的年代,我们是这样打发着我们的日子的。

        后来,筹拍电影的时候,我又回到了体操房,问了当年那批“正式队员”中学得最好的,现任体操队教练的素华:“小时候你练完体操回家,会不会给家人和邻居表演?”她说:“从来没有过。”

        为什么我却表演得不亦乐乎呢?

        是不是生怕别人不知道我在学体操,生怕没有大家的认可?这种认可,在体操房我是得不到的,只好去家人和邻居那里寻找。而优秀的素华,已无需向别人证明什么了,她知道自己是最棒的。

        这就如同真正富有的人,无需显示,自卑的人,反要证明自己的强悍一样。

        在我一个人练了一年多以后的一个下午,体操房里来了一个胖乎乎的小女孩,她妈妈手里拿着一大卷宣传纸,在跟路教练交谈着什么。

        她站在妈妈身边,惊恐地看着眼前的一切,那情景,让我想起了一年多以前的自己。当她看到我的时候,目光停住了,好像是诧异于我的打扮跟大家的不同。

        正当我们俩互相打量的时候,突然,我听到路教练那尖利的声音:

        “小鬼!你过来一下,小鬼!”

        一开始,我没有意识到她是在叫我,因为教练几乎从来就没有叫过我。等她“小鬼,小鬼”地接连喊了几声,大家都朝我看过来的时候,我才一下子反应过来,赶紧从地毯上爬起来,向她们跑过去。

        路教练和颜悦色地把这个胖乎乎的小女孩推到我的跟前说:

        “她叫马燕,以后,你们俩一起练吧。”

        这个叫马燕的小女孩,从此成了我的伙伴儿。

        在这个偌大的体操房里,我终于有了一个跟我同样境遇的人,终于有一个可以一起练体操,一起说话的人了。真是如获至宝呀。

        我像个小妈妈一样地,照顾着她,保护着她。

        我们不仅练体操在一起,平时也舍不得分开。因为两家离得不远,她几乎“长”在了我们家。

        清晨,天还没有亮,她就跑来敲我们家的窗户,叫我起来晨练。我们俩穿过伸手不见五指的巷子,穿过还亮着路灯的马路,认认真真地,毫不敷衍地向体育场跑去。

        放学后,我们相会在体操房,煞有介事地一起换衣服,一起做准备活动。

        我就是马燕的教练,虽然我练得也不怎么样,但毕竟比她早来了一年多,所以体操房里每天的路数和训练程序,我都逐一耐心地教给她,那些我自学的动作和技巧,也都毫无保留地与她分享。

        她很听我这个小教练的话,这个在孩子眼中无比高大的体操房里,我们是对方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

        训练结束后,我们也学着其他队员的样子,相互帮对方做放松。原来没人帮我做的事情,现在都有了,都正规化了。我也把我伟大的梦想传递给了马燕,我们俩要共同向着“科马内奇”进军。

        有一天,马燕换上了一件她姥姥用花布给她做的“体操服”。花布没有弹性,她又有些胖,看起来就像个小花球,很是滑稽可爱。

        虽然不正规,也比我的棉毛衣棉毛裤强些。我又成了唯一一个没有体操服的人了。

        回到家,我就缠着姥爷,让他也帮我缝一件体操服。姥爷坐在那儿想了半天,好像突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便带着我上街了。

        那个时候,体操服、体操鞋都是体校统一发的,商店里不卖,所以我以为姥爷也想上街买一块花布,帮我做体操服。

        我们来到市里唯一的一家体育用品商店,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根本没有体操服和体操鞋卖,只有墙上挂着的几件游泳衣。

        “怎么样?”

        姥爷问我。

        “什么?”

        我不解地看着姥爷。

        “游泳衣啊!”

        姥爷指着其中一件蓝色的小号游泳衣。

        “干吗?我又不会游泳。”

        “当体操服来穿嘛,除了没袖子,其他都一样。”

        我真服了姥爷,从此我便穿上了游泳衣练体操,我跟小马燕,一个小花球,一个游泳衣,成了体操房的一景。

        训练结束后,我和马燕一起,学着其他队员的样子,在地毯上相互做放松。

        路教练一边走来走去地喊口令,一边纠正着队员的动作。她走到我们身边的时候,看到马燕帮我放松的动作不正确,就在我的腿上踩了踩,给她做示范。

        我幸福地被路教练踩着,真有劲儿,真舒服。

        路教练边教马燕,边对我说:

        “你这个小鬼,将来要长成大个子的。”

        那天,真是我最幸福的一天。

        路教练不仅帮我做了放松,她还说,我将来要长大个子。长大个子多好啊,这不是在夸奖我吗?

        长大以后,我才明白,路教练其实是在暗示我,你就别再练体操了,练体操是没有前途的,因为你是大个子。其他运动项目可能需要大个子,而恰恰体操运动员需要小个子。

        傻大姐一般的我,高兴得拉起马燕一路跑回家,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姥爷。姥爷听了也很高兴,他当然也希望自己的外孙女能长大个子,亭亭玉立,多好啊!谁又知道练体操是什么规矩呀。

        姥爷看到了教练的表扬带给我的喜悦和兴奋,很想趁热打铁做点什么。正好那天,爸爸托人从新疆带回来几个哈密瓜。姥爷自己只留了一个,其他几个都切成一小牙一小牙的,分给周围的邻居,让大家尝个新鲜。

        我是那个负责运送哈密瓜的人。

        分着分着,瓜就没了。从李大娘家回来,姥爷拎着一个小篮子,站在院子里等我,篮子里还是两牙哈密瓜。他把篮子递给我说:

        “给你们路教练送去,让她好好教你,你就能成体操冠军了。”

        那时我还不懂贿赂、送礼这些成人世界的游戏,但“拍马屁”是知道的,这是孩子之间的语言。

        为了博得教练的欢心,我要如此降低我的人格吗?从家到体育场,这条路,是如此漫长,我的两条腿,如同千斤重。我拔腿跑向体操房后面的荒草萋萋的一条小河沟旁。这条小河是以前我和姥爷经常一起来捞鱼虫的地方,可我此时却无心去欣赏这自然的美景,只想着下面该怎么办。

        夕阳渐渐地落下去了,我看到队员们陆陆续续地从体操房里出来,路教练也出来了。一直等到了天完全黑下来,我才离开小河沟,提着篮子,沿着路教练走过的路,向体校宿舍走去。

        我第一眼就认出了路教练的家,走到门口,听到路教练跟她儿子说话的声音。她的儿子我是见过的,经常在体操房里玩,很有优越感地跟着妈妈走来走去。

        我一面听着屋里的动静,一面观察周围有没有人注意到我,同时还想着,该怎样才能把哈密瓜交给教练。

        突然,门动了一下,然后,路教练儿子的声音已经在门口了,说时迟,那时快,我连想都没来及想,拔腿就跑。

        门在我身后被打开了,就听见路教练儿子说:

        “干什么的?”

        我跑出大院,跑出了体育场,跑过好几条街道,直跑到上气不接下气,在一个没人的墙角,停了下来。

        我蹲在地上,过了好半天,才把气儿喘匀乎。看看那个被我提了一下午的篮子,两块哈密瓜还躺在那儿。

        我看了看四周,确认没人,就把哈密瓜倒在墙角,提着空篮子走了。

        这一天,我的“科马内奇”梦消失了。

        从那以后,我对练体操就再也没有以往的热情了,只是为了让姥爷高兴才去练。“冠军”的梦想,已经不是我的梦想,而只是姥爷一个人的梦想了。

        我开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时跟马燕一起去游泳,有时带她去小河沟捞鱼虫,有时在文工团排练厅外的台阶上,扒着窗户,看哥哥姐姐们排练节目。

        另一个不想回体操房的原因,是怕见到路教练。

        虽然那天路教练并没有看到我,但她的儿子打开门后,可是看到我了。他会不会告诉妈妈?路教练会不会问我为什么去她家?去干什么?那我该怎么回答?

        好不容易克服了心理压力,再去体操房的时候,发现其实自己的种种猜测都是多余的,压根儿没有人多看我一眼。

        在那段有一搭无一搭地练体操的日子里,爸爸从新疆调回来了。出于好奇,爸爸想看看他的小女儿是怎么练体操的。一天下午,爸爸的脑袋,从体操房的没玻璃的大窗户外,悄悄地探了进来。

        他看见他的小女儿,穿着蓝泳衣、白球鞋,和穿着花布体操服的小马燕,孤独地在地毯的一角玩耍着,没有人理会她们。

        教练正在辅导那些身穿体操服和体操鞋的正式队员。队员们排着整齐的队伍,一个接一个地翻着高难度的跟头,空中转体180度,生龙活虎。而地毯边上的那两个小孩,互相搀扶着做动作,如同小丑的表演一般。

        这两个小孩并不知道,有一双看着她们的眼睛被深深地灼伤了。这样的一幕,映在爸爸的眼里,心里,他不忍再看下去,悄悄离开了。

        那天晚上,我像往常一样,从体操房回来,洗手洗脸,准备吃饭。

        爸爸坐在椅子上,一直盯着我看。

        我全然不知下午发生的一切,兴高采烈地吃着饭。爸爸突然说:

        “今天下午,我去体操房了。”

        我和姥爷、妈妈都看了看爸爸,妈妈高兴地问:

        “是吗?我们的体操冠军练得怎么样啊?”

        爸爸没有理会妈妈,还是盯着我说:

        “你一直就是这么练体操的吗?”

        我低下头,不敢看爸爸的眼睛。

        大家谁也没说话,气氛很压抑。

        爸爸又问:

        “你为什么不把这个情况告诉家里人呢?”

        我的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滴答滴答”往下掉,妈妈和姥爷也放下了筷子,大家都默默地看着我,等待着我的回答。

        我怎么回答?

        这时候,只能听到钟表“滴答滴答”的声音了。

        爸爸最后说:

        “你以后不要再去体操房了。”

        突然,我的内心里感到无比快乐,就像囚徒得到了自由一般。我仰起脸,满脸是泪,感激地望着爸爸。

        孩子的命运,掌握在父母手中,父母的命运,又掌握在社会手中。我们都被无形的压力捆绑着往前走,反倒是远道而来、不在其中的爸爸,用他干干脆脆的一句话,解放了我三年来的桎梏,解放了我的天性。

        我的体操生涯就这样结束了。

        (本文摘自《姥爷》,蒋雯丽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3月第一版,定价:34.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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