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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3年03月27日 星期三

    重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张千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3月27日   10 版)

        最近,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炒得火热,受到很多人的关注。不过大多数人似乎是在人云亦云地看热闹,公众乃至学者对这本书的讨论只是停留在表面,甚至存在一些明显的误读。比如有人竟然说法国革命前夕和中国目前一样,房地产泡沫也很严重。其实托克维尔根本就没提到这个问题,他那个年代也许压根不存在这个问题。他只是提到了法国土地的碎片化,即土地因为历代继承分割得越来越小,致使私人土地最终无法承载独立的生计。这有点像中国农村,因为家庭人口不断增加,承包土地面积越来越小。但是法国革命无论和中国革命还是中国当下都是很不一样的,不能用我们当代面临的问题想当然地去套18世纪的法国。我看许多人的评论,应该是没有认真读过这本书就跟着起哄,至少是没有读完,也许只读了一个目录或摘要。这种风气是很让人忧心的,因为它很说明一个民族的素质。如果连白纸黑字摆在那里的东西都读不懂,那我们还能把什么做好呢?幸好托克维尔写的是本好书,以讹传讹害处有限。前几年国内盛传纳粹法学家施密特的著述,我看很多人也是没有怎么读过他的原作(或许只读了别人的评论)就在那里跟着叫好。把糟粕当精华,这当然要比误读托克维尔更危险。

        《旧制度与大革命》确实对我们有很重要的启示,值得深入挖掘。这本书的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是公众期望攀升律,有人称之为“托克维尔定律”。这是大家都已关注到的,无需赘述。托克维尔是反经济决定论的,在这个意义上和韦伯一样都对长期受僵化意识形态影响的中国读者有所启示。原来一个社会是否发生革命或暴乱,不一定是在它经济最糟糕或社会最压抑的时候。相反,恰恰在改革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反而容易发生革命,因为社会期望的上升速度超过了实际生活的改善,而人民有了一定的思考和行动自由。

        二是“治权特权合一律”。托克维尔比较了英法两国,得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如果享受特权的精英同时也掌握实际统治权,这样的社会比较稳定;如果两者发生割裂,就容易发生革命。严格地讲,英国不是完全没有革命,但总的来说历史演化比较延续,而法国却发生了大革命。为什么?根据托克维尔的分析,英国由贵族统治,同时贵族享受着特权。相反,法国贵族有特权而无治权,他们在大革命之前已经很长时间不履行治理社会的职能。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法国贵族之所以非常看重自己特权,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实际统治权,所以把特权看作是丧失治权的一种补偿,但是在老百姓看来,这帮人什么都不干,却在那里养尊处优,社会不公的感觉油然而生。他描写的当年法国贵族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官二代”和“富二代”,很容易成为社会的众矢之的。

        以上两点都容易产生一些误读。既然改革让公众期望不断攀升,是不是不改革反而江山永固?如果没有改革,人们就没有期望,没有期望不就不会发生革命了?既然治权特权统一有助于社会稳定,是不是统治者把权力牢牢抓在手里就万事大吉?这显然不是《旧体制与大革命》的结论。凡是在改革之前三十年中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中国不存在改或不改的选项。改革是不以个别领导人意志为转移的必然。以中国当时的经济和社会形势,不改革情况可能会更糟。随着改革的进行,公众期望攀升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如何防止社会不满酿成影响社会稳定的风潮。至于治权特权合一论,托克维尔是想说英国贵族比较明智,希望通过一种开明统治来永久维持自己的特权。英国贵族知道自己只能在适当治理社会的前提下享受特权,而这种特权又不能过于招摇,还必须适当照顾老百姓的利益,所以有时不得不牺牲部分特权。如果比较英国中世纪到18世纪的税收变化,会发现英国税收后来实际上是对穷人有好处的。

        当然,托克维尔的解释可能夸大了两国贵族的差异。善治完全取决于贵族的自律或觉悟,恐怕也不太现实。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英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民主化,市民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从而产生对自己更有利的税制。托克维尔也注意到,税赋问题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只是不同体制的结果截然不同。民主体制的税赋必然是对大多数人或者穷人有利,必然会加重对富人的征税,就像今天的美国或者欧洲的情况一样,富人都叫苦不迭,都认为自己受到了“剥削”,但多数人受益是民主体制的一个基本特征,而多数一般来说是穷人,至多是中产阶级。专制社会则恰好相反,国家决策永远是让少数既得利益者受益,税负当然不例外。大革命前的法国就是这种情况,税收分配是越来越有利于富人,两极分化愈加严重。

        “社会期望攀升律”和“治权特权合一律”虽然富于启示,却并非《旧体制与大革命》所要论证的重点。托克维尔真正想要着力论证的是第三点,那就是法国大革命的根子在于中央集权专制。“大独裁者”路易十四众人皆知,但作者的雄心是要追根求源,找到法兰西文明的集权文化基因。他最终因为身体等原因,并未完成这一自我赋予的使命,但书中已经揭示了路易十四之前的种种集权主义端倪。托克维尔致力论证,中央集权是万恶之源;它导致法国社会严重割裂,而社会割裂正是革命的前兆。他花了很大篇幅论证法国社会的割裂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贵族、平民和新兴资产阶级变成了“老死不相往来”的陌路人。在他笔下,当时的法国已经变成一个各自为政的社会,每个人只想着怎么去得到更多的特权和好处。法国贵族这样的既得利益阶层变本加厉地为自己捞好处,很容易遭到社会底层的憎恨。税收体制之所以在大革命前变得越来越不平等,就是因为贵族等富裕阶层都只想着自己从这个国家得到好处,却不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以前在封建体制下过着一种贫困但有保障的生活,有点像我们以前的“大锅饭”时代。到了18世纪工业化革命以后,他们不仅没有分享工业革命带来的财富,而且基本生计、教育越来越得不到保障。这样导致富人和穷人之间越来越没有共同利益、交往和相互同情,造成彼此不能相互理解、共同生活的局面。这种局面本来是集权体制造成的,现在反过来加固集权专制。一个严重割裂的社会不能自治,只有依靠一个更加集权的政府来统治社会。

        托克维尔还探讨了政治言论自由对于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他认为法国早先是比较自由的,但到了后期因为中央集权加剧而变得越来越不自由。这导致各个阶层之间不能相互沟通,进而阶层割裂和相互仇恨埋下了隐患。一旦国家陷入这种困境,就特别容易发生革命。如果说专制体制最害怕革命,那么它也最容易产生革命。专制从一开始就为自己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并为其茁壮成长供应肥沃的土壤和养分,最后收获革命的苦果。

        在我看来,《旧体制与大革命》最重要的启示恰恰是以上第三点,也就是集权体制给这个社会带来的危险。革命容易在专制社会中发生,尤其容易在法国这样的中央集权国家发生。这是托克维尔思想中最重要也是最容易为人忽视的一点。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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