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心的“尴尬”

    “举世称颂的事物人物，大半令我怀疑。”（木心语）吊诡的是在他去世几年后，不巧自己也成了被怀疑的人物。

    近期，在各种场合不断有人向我热诚推荐木心。荐者身份背景不同，说法却颇为吓人——“被遗忘的文学大师”、“我们时代唯一一位完整衔接古典汉语传统与五四传统的文学作者”等，大有坐向废名、周作人，甚至鲁迅等大师身边的架势。

    知道木心是在2006年。深读后有些感觉，也委婉地写到过这段私人阅读体会。如今，大家的推荐搞得我很尴尬。于是席间也请那些人说说原因。

    其一是因为“木心先生读书博广，还能生动地谈得出自己的感受”。博广是相对于目前大部分阅读缺失的状态而言的，一个可悲的问题。与同期的作者比，这点不足信服。木心先生最担得起的可能是这段评价里的“生动”一词。

    第二是因为我们的时代缺乏“反偶像”。时代喧嚣，火气旺盛，缺乏清淡好文字。先生的文字是不是好文字？也有一个参考系的问题要明确。他是那个时代的人，在那个时代的人中，他的文字，我以为极为平常。但他对文学的理解成全了他的文字，让他的文字更倾向于一种随谈。我以为，文集中最好的是随谈部分，家常且有机智。

    先生的文字让我联想到了另一个“反偶像”——李敖。他的确没有李敖那样的火气，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冥冥中的“幽怨”——直接说是有一点阴性特质。（当然，这种气质的男作者很多，大概是阴柔气决定了他对事物敏锐而独特的感知。）

    我不喜欢这种将感知角度带入叙述中的文字。那么好的措词造句，毁于这种语塞——所谓好阅读者一定能明白的“不干净，呼吸不畅”之感。

    木心先生在其作品《即兴判断》一书中曾清醒地提到“艺术家的声誉之起，有的是走运，有的是成功。走运中会脱运，一脱运就湮灭了。”而很多热情的读者却不管不顾地扑了上去，殊不知会影响到老人家的意愿。

    这多人将木心看作一种符号。在诸多推介中，一个作者以文字活着，我却觉得他活得太累了——陈丹青先生说：“谈论民国史”的命题落在了他一个人身上。他是否乐意？没人知道，包括很多关于他的话题，细想起来也都与他，或者他的文学越离越远。

    作为旁观者，我对老先生是尊重的。他让我知道对文学需要投入巨大的迷恋才可以做好。“先生诚于自己对文学的忠贞，毁于对大好生活的不接受。”我的看法是这样。

    在我看来，他的纯粹以及虔诚深深影响了画家陈丹青。作为学生，陈丹青说自己是很坏的一个。而恰恰是他推动了很多人对木心的注意。这是时代问题，我们也没办法。总体来说，木心先生讲的文学是他说得最多，对其影响至深的那一种文学。关于他对老师的阐述中，很多尊敬是私人的，赤子般的——文学这件事就是这样。公共是文学的敌人，也是感情的敌人。

    这本《文学回忆录》，比前作更加凸显出一个迟暮者的身份（以前多有隐藏）。他的“不合时宜”恰恰在于沉湎前尘。前尘里含了愁绪万千。他的流行，他的被议论，与他的寂寞的文学生涯做一个对比的话是尴尬的。

    木心是他文字的贵族。文中的确有好意思灵光一闪，读至结尾，但大部分已消逝在我们的感受里。有的人能接受，读多了，自然习惯他。有的人不免觉得造作。有人说，读木心读得出红楼梦，读得出唐宋八大家，读得出桐城、公安，或某些篇还读得出伍尔芙……各种说法都对，也不对。

    即使木心给了你再多别人的感觉，他还是自己。纵文字千变，他写了，脱不尽对往昔的几分怅怨之意。这一点又让我坚信老先生到底不像他的文学一样不食人间烟火！

    在文字邋遢的时代，梳妆打扮的行文至少体现用心。木心的文字有一种精致少妇般的姿态是可以接受的。愁绪蕴含文字，他写来总带那么点少妇们爱发的牢骚。大概这也是某种思想，会“思想”不是好事。木心也说：如果，思想家不知自己是“多余的人”还算什么思想家？

    他有一句诗：“掩门匆匆走了，整部记忆呆在台阶上……”台阶之上，日暮西斜之下独坐着那个人。后影苍老，但我认得出这就是昔日的公子——“民国时代的阅读记忆”终究落了伍。

    情景与历史中的某些人完全可以对应。众所周知，那些人有的成了我们至今吟咏的诗情画意，有的被人深埋文学史，还有的成了三三两两的掉书袋者的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