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用典故不是李白的创举

    我国古代文人作诗填词喜欢用典。所谓用典，是指在诗词中引用前朝故事或有来历出处的词语。如投军报效，曰“请缨”，属于事典，见《汉书·终军传》：“军自请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冬至节到，曰“一阳来复”，属于语典，见《易·复》：“七日来复。”孔颖达疏：“五月一阴生，十一月一阳生。”在诗词中运用典故，言简意赅，能够收到以少胜多的效果；同时以彼喻此，可以诱发读者的想象。前人用典大都正面引用，如果反其意而用之，用得恰当，则更显得技高一筹。

    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断言：“反用典故应该说是李白的创举。”

    郭老立论的根据是李白的《别内赴征三首》的第二首诗。郭老考证，《别内赴征三首》“注家都以为天宝元年应唐玄宗征召，与《南陵别儿童入京》同时所作，那是完全弄错了。不仅诗的情趣不一致，地望也讲不通；因此，有人说《别内赴征》是伪作。其实这三首诗是至德元年(即天宝十五年)应永王璘的征聘时所作的。”这个见解十分精辟。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祿山，率部众十五万人，以讨伐宰相杨国忠清君侧为名，起兵叛乱。河北州县大多望风瓦解。叛军在灵昌(今河南滑县西南)渡黄河，破陈留，陷荥阳，夺取东京洛阳。第二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燕。安禄山起兵叛乱时，李白正在梁苑(河南开封)，仓皇携夫人宗氏“窜身南国避胡尘”(《猛虎行》)，第二年秋至庐山屏风叠隐居。那时，李白五十六岁，因为政治上的失意，他感叹：“吾非济代人，且隐屏风叠”(《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居庐山屏风叠》)。就在李白落脚屏风叠的时候，永王璘接受唐玄宗的旨意，经营长江流域。《唐书·永王璘传》说：“璘，七月至襄阳，九月至江陵，召募士将数万人，恣情补署。”郭老认为，“江陵是永王的根据地。永王之聘请李白，论理是在他到了江陵之后，估计是在天宝十五年的十月中旬。”郭老的分析有道理。应当指出的是，太子李亨已在天宝十五年七月十二日即位于灵武，改元“至德”。永王璘曾三次遣使邀请李白下山入幕。第三次的聘使是韦子春，他是永王璘的主要谋士之一，官拜秘书监著作郎。李白有《赠韦秘书子春》诗，所写的就是敦聘时事。郭老说：“就是这位韦子春的广长舌把李白说动了，使白在诗中宣告：‘苟无济代(世)心，独善亦何益！’而终于下了庐山。”并断定：“李白随韦子春下庐山应在十二月半，已是冬末。”那么，《别内赴征三首》就作于至德元年冬末下庐山前夕。

    《别内赴征》第二首诗写道：“出门妻子強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归来倘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 从诗中传达的信息看，李白的妻子宗氏反对他下庐山入永王幕。《战国策》记载：“苏秦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去秦而归。至家，妻不下机，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的一家人是势力鬼，待后来苏秦游说六国成功，身佩六国相印，全家人态度陡变，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李白诗中引用这个典故，意思是说：“倘若我身佩黄金印荣归，你可不要看不起我这个庸俗的苏秦而不理不睬。”这里刚好是反其意而用之。

    《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先生的封笔之作。这部著作问世于四十多年前，众所周知，那是一个中华学术荒芜的岁月。当时我还年轻，记得听到郭老出书的消息，心喜若狂，立刻跑到新华书店购买一本，连夜拜读。但读到此处，对郭老“反用典故应该说是李白的创举”这一论断却产生了怀疑，但苦于一时找不到反驳的依据。后来，我每逢读到唐诗，就特别留意反用典故的问题，总希望能见到比李白反用典故早的事例。十几年光阴倏忽而过。总算功夫不负我，在1988年初，居然找到这样一例。那就是跟李白同庚的山水诗人王维的一首五律《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楚辞·招隐士》云：“王孙遊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岁暮兮，不自聊。蟪蛄(即寒蝉)鸣兮，啾啾。……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山居秋暝》的尾联“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意思是说：“尽管春天的花卉已经自然凋谢，但山中的秋色仍然秀丽，王孙公子自可留居山中”。这显然是跟《楚辞·招隐士》唱反调，属反用典故。那么，王维的《山居秋暝》作于何时，是否比李白的《别内赴征》诞生得早呢？答案是肯定的。

    开元二十一年(733)，张九龄拜相，主张任用贤能，反对植党营私，擢王维为右拾遗。王维在《献始兴公》诗中赞美张九龄，并表示自己愿意报效国家：“侧闻大君子，安问党与仇。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感激有公议，曲私非所求。” 这说明壮年时期的王维很有些政治报负。开元二十四年(736)，张九龄罢相，李林甫上台，政治由清变浊。王维思想变化很大，向往归隠生活。但当时他却没有坚决退出官场，其原因并不像他自己讲的那样：“家贫祿既薄，储蓄非有素。几回欲奋飞，踟蹰复相顾。”(《偶然作六首》之二)实际上他是害怕弃官失禄，过清贫生活。置身官场“恐招负时累”，归隐山林又怕生活艰苦，这种矛盾心理，使他从开元末年至天宝年间，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天宝十五年(756)六月，安禄山叛军攻陷长安，唐玄宗仓皇奔蜀，王维扈从不及，被俘，缚送洛阳菩提寺拘押，失去自由。根据史实，结合诗作的情趣，历来注家都以为《山居秋暝》是天宝年间王维居辋川时的作品。这样看来，王维的《山居秋暝》比李白的《别内赴征》诞生得要早一些。于是，我产生了一个念头：郭老的论断 “反用典故应该说是李白的创举”，恐怕属于智者之失了。

    当时，这个念头还带有几分谨慎。因为对于李白《别内赴征》诗的写作年代学术界尙存分歧，毕竟有些注家以为作于天宝元年。果真如此，郭老的论断就未必是错。直到近期，我读了杜甫的五律《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后，可以断定：反用典故不是李白的创举。

    清代仇兆鳌《杜诗详注》引宋代黄鹤注，说《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是“开元二十四年以后作”。这个说法可信。因为开元二十三年(735)，杜甫漫游吳越归来，转赴京师应试，不幸落第。那时，其父杜闲任兖州司马，杜甫便往兖州省亲，从开元二十五(737)年起，开始第二次漫游，“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开元二十九年(741)，杜甫归东都洛阳。筑陆浑山庄于偃师县西北首阳山下。黄鹤注杜诗《对雨书怀走邀许主簿》，说“鲁訔年谱引公酹文云：‘二十九年，在洛之首阳祭远祖。’”据此可以断定，《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作于开元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间。该诗全文：“秋水清无底，萧然净客心。掾曹乘逸兴，鞍马到荒林。能吏逢联璧，华筵直一金。晩来橫吹好，泓下亦龙吟。” 前人曾说：杜诗“无一字无来历。”这话大抵不错。拿上述这首杜诗说，开头一句“秋水清无底”，就字字有来历。“秋水”是《庄子》一书中的篇名，潘岳的《秋兴赋》也有“澡秋水之涓涓兮”的句子。“清无底”，前人早已指出：这是“翻用”隋代卢思道“秋江见底清”的诗句。这种“翻用”是反用语典。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李白与杜甫是唐代诗坛上两座相峙并秀的高峰。清代贺裳说：“唐无李、杜，摩诘(王维)便应首推。”(《载酒园诗话》又编)假若认可这个说法，那么，李白、杜甫和王维恰好就是唐代诗坛的三鼎甲。李白得“诗仙”的美名、杜甫获“诗圣”的尊称，王维有“诗佛”的雅号。看来，诗界的仙、圣、佛，都有反用典故的技巧，但最先使用的是诗圣杜甫，而不是诗仙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