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如是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蓝本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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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蓝本事件，陈源的表述是“窃贼”、“抄袭”、“整大本的摽窃”，胡适的表述是“万分冤枉”、“洗刷明白”，顾颉刚的表述是“蓝本”、“剿袭”。

    蓝本事件是一个老话题，几乎与《中国小说史略》的出版同步出现，1924、1926年在女师大风潮和厦大国学院风潮都有体现，1936年在鲁迅逝世之际又被讨论，近年随着厦大国学院的重建又有回顾。以往学者基本站在鲁迅一面批驳陈源，1997年顾潮《我的父亲顾颉刚》出版，提出“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袭之嫌，父亲亦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说，学者乃将注意力转移在顾氏及“当时有人”上。至2007年《顾颉刚日记》全部出版公开，学者方知提出“抄袭”说的只是顾氏一人而并无其他。2011年《顾颉刚全集》出版，有关蓝本事件的讨论益加深入。但随着《顾颉刚全集》出版的除了《日记》之外，还有《顾颉刚书信集》，迄今尚未见到学者加以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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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本事件见于1927年的《顾颉刚日记》共2处，记载“我告陈通伯，《中国小说史略》剿袭盐谷温《支那文学讲话》”，虽已明言，但未确指何处剿袭，迫使研究者不得不大范围做出种种推测。《顾颉刚书信集》有关蓝本事件的记载也有2处，其一为1927年致容庚信，仍只泛泛说到“蓝本”，其二为1973年致陈则光信，则透露出顾氏蓝本之说除了一般性的泛指之外，更有一项具体指认，即一幅图表。信中写道：“鲁迅在《中国小说略》中列了一个关于《红楼梦》人物的关系表，而这个表是从日本人盐谷温《支那文学讲话》中钞来的，我用考据学的眼光看，认为鲁迅应当写出出处，并把这种想法讲给陈源，也告诉了孙伏园。”

    顾颉刚所说“人物的关系表”，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称之为“贾家の系谱”，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称之为“贾氏谱”，鲁迅《不是信》称为“《贾氏系图》”。

    图表制作不比文字叙述，带有更多的个性特征，同样的内容由不同的学者绘制出来，要想雷同都难。比对盐谷温与鲁迅之图，其相似性极容易判断，确有“蓝本”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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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怀民《风起红楼》一书对《贾氏系图》有详细分析，认为讲义本《小说史大略》对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借鉴更多，不过也作了一些小的修改”，正式出版本《中国小说史略》“又进行了一些修改”。其分析包括三个方面，条列如下：

    第一简化：（1）在盐谷温的表格中，“图中的黑字是男子，白字是妇女”；（2）“外围长方形框子的，是《红楼梦》的中心人物，即贾宝玉与金陵十二钗”；（3）“人名下底数目字是贾家四艳底长幼顺序”；鲁迅均给予省略。（4）“最大的改变是将原来标示的贾宝玉和薛宝钗的夫妻关系删去。”

    第二补充：（5）“增加了符号的说明，将金陵十二钗用‘*’标示出来。”

    第三增删：（6）《小说史大略》在李纨和贾珠下增加贾兰，在贾政和王夫人下增加贾环，并有说明“其母赵氏，与宝玉为异母兄弟”。《中国小说史略》又将增加的贾兰、贾环删去。

    结论认为：“合理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这是学术研究中的正常现象，它和抄袭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

    以上三个方面差异共计6项。实际上，苗怀民举出的这6项均与作者的著作创意无关，而与当时的图书出版条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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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怀民所对比的，是许寿裳藏本的整理本与单演义整理本的《小说史大略》，和孙俍工翻译本《中国文学概论讲话》。而鲁迅讲义本《小说史大略》至少有3个不同版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小说部分则至少有6个译本。

    单演义的底本为《小说史大略》最早的油印本，但整理本有错。《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发表的《贾氏系图》将王熙凤的连线误划到了巧姐上面，陕西人民出版社单行本改正了，但在王熙凤的连线上既画了空白方框又加了问号，增加了重叠之误。这两处错讹大概不能理解为鲁迅的“意见”，而只能表明图表排版之不易。

    荣太之整理本的底本也是油印本，其突出之处是在图表一角保留了3项图例：以直线为亲戚记号，方框为十二钗记号，×为夫妇记号。

    许寿裳所藏《小说史大略》为铅印本，突出之处是取消了十二钗名字上的方框。

    单演义本有贾兰和贾环，荣太之本只有贾兰，没有贾环，许寿裳本则二人都取消了，说明苗怀民所举的第6项增加而又删除二人，很可能是一个不经意的过程。而最明显的变化则是两种油印本均有方框，铅印本没有方框，其改动原因不难推知。因为在图书出版的铅排时期，要想画出一个方框需要排出4道铅条，而十二钗与其他虚框共计有15处，烦难可知。但在油印本中，只需手绘即可瞬间完成。在许寿裳铅印本的整理本中，还可见到取代方框的星号，不是*，而是※（到抗战间重庆土质版的《中国小说史略》又排为★），也都不是出于鲁迅的创意，而是由于排版之故。

    苗怀民所说“最大改变”的第4项，即删除宝玉、宝钗夫妻关系的一个×号，在单演义、荣太之两种讲义本中其实都在。只有在许寿裳本中才不见了。许寿裳本整理发表时，不仅繁体竖排改为简体横排，而且其《贾氏系图》也排在了一页。此本的原貌虽然不易见到，但是笔者在北大图书馆1941年所清理的学生存物收藏中，发现1册《小说史大略》铅印本，与许寿裳本形态相同。其《贾氏系图》分两页接排，书口两侧分别是贾宝玉、薛宝钗二人，二人中间的记号×便无着落，其夫妻关系未能体现，仍由排版之故。这不但不能说明鲁迅的创意，相反地，正表明了作者校对之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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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小说部分有多种译本。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正式出版之前，1921年郭绍虞出版了同名作品《中国小说史略》。其后卢隐连载了摘译本《中国小说史略》，雷昺连载了译述本《中国文学研究》，陈彬龢出版了选译本《中国文学概论》，易君左发表了小说部分的全译本《中国小说概论》，孙俍工出版了全译本《中国文学概论讲话》。此外1935年谭正璧出版《中国小说发达史》，“参之周氏原作”不少，1939年郭箴一出版《中国小说史》，名为著作，实为照抄鲁迅与孙俍工而来，似可称为盐谷温书的“译抄本”。各译本中，卢隐、雷昺、陈彬龢、谭正璧省略了《贾氏系图》，郭绍虞、易君左、孙俍工、郭箴一则予以保留。

    孙俍工译本影响最大（台湾多次翻印），苗怀民即用孙译作为比对。然而就《贾氏系图》而言，最忠实于原著的则是易君左。

    孙译本《贾氏系图》的图例5条为：“图中的黑字是男子，白字是妇女。”“黑线是表示贾氏的系谱，点线是表示外家的系谱。”“外围长方形框子的，是红楼梦的中心人物，即贾宝玉与金陵十二钗。”“×示夫妇的关系。”“人名下底数目字，是贾家四艳底长幼顺序。”这与苗怀民所称的“盐谷温表格”相同，但是，大正八年（1919）日本雄辩会出版的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原书的图例，并非“白字”而是“朱字”；并非“点线”而是“朱线”。盐谷温原图采用红色套印，这一点只有易君左的译本做到了。

    孙译本改彩色套印为单色墨印，改朱字为白字，即黑底反白的铅字，当然既不能称为创意，也不能认为其翻译不忠实，而只是出于印刷条件的限制（其译稿原貌必非白字）。但改用点线（即虚线）也不是孙俍工的原创，在他之前八年，郭绍虞译本已经用“点线表示外家之系谱”，同时改用圆括号（）标识女性。郭译还最早引入了盐谷温原图所没有的星号，只不过不是用来标识十二钗，而是用来标识夫妇关系。

    要之，除了文字之相同以外，鲁迅《贾氏系谱》图例符号×沿用盐谷温。虚线源于郭绍虞和孙俍工，星号的使用源于郭绍虞。即便将“增加了符号”称之为创意，也并无一处出于鲁迅自己的原创。

    和盐谷温原图对比，鲁迅之图所缺少的一个重要元素是看不出图中人物的男女性别，以致不得已在“敏”字处加括号注明为“女”。同时妙玉由于没有系谱可以连接，单独悬在十二钗之后，故原图注明“不知父母姓氏”，此句郭绍虞、易君左、孙俍工均予保留，而鲁迅则删去。探春的系谱在贾政与王夫人之下，盐谷温原注“赵氏出”，此句不得简略，否则探春似为王夫人所生，而亦为鲁迅删去。在苗怀民所举简化和补充6项中，只有使用1234标识“贾家四艳”确为鲁迅省略，各译本中所仅有。

    可知鲁迅改动盐谷温原图之处是确实存在的，但均遗弃了原图的合理元素，删所不当删。就《贾氏系谱》所包含的全部元素而论，鲁迅之图保留的元素最少，流失元素最多，整体质量在各本中乃是最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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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即便不说鲁迅、盐谷温二书的整体差异，单就《贾氏系谱》的比对已可判断鲁迅难逃剿袭之责。鲁迅自己的一番解释“自然，大致是不能不同的，例如他说汉后有唐，唐后有宋，我也这样说，因为都以中国史实为‘蓝本’。我无法‘捏造得新奇’”云云，在此完全不适用了。

    盐谷温《贾氏系谱》在其原书520-521页之间，为三层的折叠插图，体现着原作者的特殊用意。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共有3种讲义本，还有北大新潮社版、北新书局的初版和修订版，生前至少有6种不同版本，所见有1923、1925、1930年3次题记，照说，作者有多次机会很容易地注明出处，但鲁迅没有。因之每一版内容的变动，其《贾氏系谱》便涉嫌一次侵权，最终造成反复多次的抄袭。

    关于蓝本事件，鲁迅本人所执的是“根据大意”说。《不是信》中说道：“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所谓“大意”、“意见”，如果只就整本著作而言，就比较难于分辨，因为一般的剿袭总是会只取大意，并且多少变更次序，最后略出己意亦非难事。但是鲁迅的话又是连着说的（《语丝》所刊原文即均标逗号），他说“还有”、“也是”云云，语意中“不过是大意”、“意见就很不同”包括了“一张《贾氏系图》”在内，换言之，鲁迅认为即便是《贾氏系图》也不存在剿袭行为。如此即只能表明，鲁迅当面撒谎。在《贾氏系图》问题上，绝没有“不过是大意”的含糊存在，更没有“次序”的不同，也没有“意见”的“很不同”。

    “他自己抄了人家”，作为最直接的当事人与原告，顾颉刚如是说。其说虽未必视为最后定谳，但顾氏长于史料的微观考辨，持论积50年不变，世间恐罕能再有异议出乎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