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文化形态的冲突与共融

    我作为《译林》杂志的老读者、老作者和编委，每次一收到编辑部寄赠的杂志就先睹为快地浏览一遍，感到莫大的愉悦，虽然偶尔也有让人失望的地方。而2013年第1期则令我刮目相看。早在这一期公开出版之前，我就从编辑那里拿到一本样书，从头至尾地将所有的作品都仔细阅读了一遍。听说该期上市之后，众多读者从微博、邮件、电话等渠道纷纷表达了他们对改版的意见，肯定的和批评的都有。我想这些都是正常的，一本文学杂志若改变得好会带来一连串的正面效应：比如说销量提高，读者队伍扩大，优秀的作者增多等。有时也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但正负两种效应并存的现象比较多。比如，两年前，我经常收到的美国文学刊物《明尼苏达评论》（Minnesota Review）改版，该刊原先是以文学评论为主的学术性较强的期刊，后来改成了更加大众化的样式，除了照样邀请著名学者发表高水平的论文外，还兼发表作品和作家、批评家访谈，而且出版机构也改成蜚声学界的杜克大学出版社。果然不出编辑所料，改版后的刊物发行量确实增大了，而且一些著名学者和作家也纷纷应邀在上面发表作品或论文。但是不知何故，带来的一个负面效应也出现了，可能是由于该刊动作太大，因而专门研发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和A&HCI（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数据库的汤姆森路透集团在2011年来源期刊调整时视其为新创刊的刊物，便将该刊排除出了数据库。这当然对该刊的学术声誉是一个重大打击，好在普通读者和作家们对此并不介意，美国高校的学者也不太介意。而对在上面发文的中国以及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学者来说，问题可就大了。按照中国高校的论文评价指标，收录SSCI或A&HCI的分值大大高于收录本国研发的数据库CSSCI（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因而在一家非A&HCI来源期刊上发表论文，其学术分量就会被看轻许多。我对我的中国朋友们说，不要太介意这个，论文如果真是写得好应该经得起同行的评审。而且，收录A&HCI的来源期刊也是不确定的，它是一个动态的数据库，如果该刊坚持现在的办刊方针，一定会受到学界同行的认可和推荐。因此可以肯定，该刊在近几年内一定会重返A&HCI数据库。

    而对《译林》而言，则不必受到这样的制约，因为它的定位不同：它并非学术刊物，而是一个面向大众的通俗外国文学刊物。据我所知，它不以学术为导向，而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因此它应该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也即不必像《世界文学》那样面面俱到地照顾到国别文学作品的介绍，而是一切由市场和读者所需来决定刊物的办刊原则。我们作为学者和编委，也不必要按照自己的学术趣味和评价标准来要求一个面向大众的通俗文学刊物，而应该设身处地为刊物着想。

    鉴于这样的考虑，我认为改版后的《译林》2013年第1期已经越来越与同类的国际刊物，如美国的《纽约客》等相接近，该刊素来以高雅的学术论文和诉诸读者大众的文学作品及其他文章同时吸引两方面的读者，并吸引了相当一批当红的作家和批评家为其撰稿，带来的正面效应就是，该刊的发行量一般都在百万份以上。我以为这应该是《译林》所追求的目标。确实，这一期的内容可谓十分丰富：从安东尼·赫克特的诗歌开篇，直到情节起伏跌宕、读起来扣人心弦的长篇小说《XO》；从对加拿大当代女诗人勃兰特的访谈，到对美国著名女作家莫里森新作的评介，其间还插有“大奖点击”和“世界文坛”扫描，等等，简直令人目不暇接。再者，对于时间紧张的文学爱好者来说，读一读短篇小说也许是一种文学的享受。应该说本期所选发的短篇小说都具有一定的可读性。“海外风情”栏目所选发的《劳伦斯在西澳》不仅对我们追踪英国现代小说家劳伦斯的足迹有所裨益，同时也间接地介绍了风光绮丽的西澳大利亚城市佩斯，对于我这位曾在那里生活和工作过的人文学者来说，仿佛又感受到了那里的风土人情。因此，在我看来，《译林》杂志的这次改版应该是基本成功的。或者说，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当然，唯一使我感到缺憾的大概是这样两点。

    对于读者来说，当今时代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读图的时代”，也即文字的功能逐渐萎缩，而图像的功能越来越变得无所不在。因而，对于读者来说，一本图文并茂且精美的图像居多的通俗文学刊物应是十分受欢迎的。当然，这会涉及两种文化的冲突。也即我们的读者究竟欣赏何种文化？毫无疑问，在人文学者看来，充满精英意识的高雅文化，只是服务于少数人的文化，因而常常被视为表现了自我个性的审美文化，甚至“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化观念，等等。显然，这一切都是现代主义时代文学艺术家所追求的。而在当今这个以消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后现代社会，这一切都受到后现代主义者的批判和抵制。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特征是反美学、反解释、反文化和反（精英）艺术，但是它反对的是具有崇高特征和精英意识的现代主义美学，抵制的是具有现代主义中心意识的解释，抗拒的是为少数精英分子所主宰的主流文化，超越和批判的是现代主义高雅文学艺术，总之，后现代主义文化艺术与现代主义的高雅文化艺术不可同日而语。它既在某些方面继承了现代主义的部分审美原则，而在更多的方面则对之批判和消解。尽管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高潮早已过去，但后现代主义本身却分裂成了碎片，渗透到了当代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并且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和世界观。

    后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消费性，在后现代社会，特别是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了，这使得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仅仅依赖于物质文化的生产，而更多地崇尚对这些物质文化进行享用和消费。如果说，在现代主义时代，人们的审美观念主要表现在注重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实用性的话，那么在后现代社会，人们的审美观则更多地体现在文化产品的包装和消费上。如果说，在传统的工业文明时代，这种物质文化的消费只是低层次的“温饱型的”，那么在后现代信息社会，人们对物质文化消费的需求就大大地提高了。后现代社会为人们提供了审美的多种选择：他们不需要去花费很多的时间阅读厚厚的长篇文学名著，只需在自己的“家庭影院”里花上两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欣赏到一部世界文学名著所提供的审美愉悦；同样，不少从事精英文化产品——文学研究的学生也改变了过去那种沉溺于书斋中阅读经典的做法，代之以观赏和研究更容易激发审美情趣的电影或电视。作为后现代社会的一个必然后果，图像艺术的崛起和对文字的挑战导致了一种新的文体——语像写作的崛起。它是后现代消费社会的一个必然产物。它也和互联网写作一样，伴随着后工业社会信息和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而出现，因此它的独特特征便决定了它只能出现在当今的后现代消费社会，因为在这里人们更加热切地追求着阅读图像而非阅读书本。毫不奇怪，当人们在做完一天的繁冗工作之后，最需要的就是自我放松，而不是在业余时间继续刻苦地阅读书本或专业期刊杂志。因此他们需要轻松愉快并审美地消费各种文化艺术产品以便满足他们的视觉需求。既然各种图像是由五彩缤纷的画面组成的，因而能够很快地刺激人们的眼球，满足他们的视觉欲望，使他们轻松地审美地通过阅读这些图画而欣赏图像并进行各种联想和想象。就这一点而言，《译林》杂志正在朝这方面发展，它已经比过去刊载更多的图像，但还远远不够。我认为这也许是杂志今后努力的方向。

    另一点我想指出的是，对《译林》2013年第1期改版的各种反应，无疑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观的冲突。但是，作为杂志的经营者，难道就没有办法在这二者之间协调吗？我认为应该是可能的。我的看法是，它不妨可以效法《纽约客》的做法，在学术论文的发表上做些安排，也即除了扶持青年作者外，注意邀请著名作家和学者为之撰稿，这样，杂志出版后，也许一些学者或读者就冲着某一篇或某几篇文章去阅读或购买杂志，这样不就实现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的协调和共融了吗？当然，这仅是我的一家之言，不知广大读者和编辑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