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说文学传记中虚构的尺度

    文学传记固然要尊重相关史料，就此加以生发铺叙，同时也可以有些虚构的故事和人物语言；否则仅仅罗列碎片，就不成其为传记，可读性也差，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发挥不了太大作用了。

    问题在于，这里虚构的尺寸不宜太大，过大就成为小说，而非传记了。传记和小说写法大不相同，让我们举例来说明之。

    关于曹植和他的嫂子甄氏之间有无恋情一事，有一个古老的传说，略谓：

    魏东阿王（按指曹植）汉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缕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泣。时已为郭后谗死，帝亦寻悟，因令太子留宴饮，仍以枕赉植。植还，度轘辕，少许时，将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见女来，自云：“我本托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今与君王，遂用荐枕席。欢情交集，岂常辞能具？为郭后以糠塞口，今披发，羞将此形貌重睹君王尔。”言迄遂不复见。所在遣人献珠于王，王答以玉佩。悲喜不能自胜，遂作《感甄赋》。后明帝见之，改为《洛神赋》。（《文选·洛神赋》李善注引《记》）

    后来论及《洛神赋》时，颇有学者认为洛神就是影射甄氏。此事虽查无实据，而事出有因，足备一说。所以，到《曹植传》（王玫著，中华书局2012年第一版）一书中大写曹植与甄氏感情瓜葛的来龙去脉，起伏跌宕，艳丽多姿，虽然大有爱情故事之意，却是传记文体可以允许的。人是真人，故事亦渊源有自，且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所以不妨如此这般。

    《三国志演义》是家喻户晓的历史小说，其中虚构的尺度就相当大了，例子举不胜举，即以后来又改编为戏剧的蒋干盗书来说，就同历史记载完全不同。

    历史上的蒋幹完全是一个正面的形象，绝无跑到老同学那里去盗窃机密文件之事。《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载：

    初曹公（操）闻（周）瑜年少有美才，谓可游说动也，乃密下扬州，遣九江蒋幹往见瑜。幹有仪容，以才辩见称，独步江、淮之间，莫与为对。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诣瑜。瑜出迎之，立谓幹曰：“子翼良苦，远涉江湖为曹氏作说客耶？”幹曰：“吾与足下州里，中间别隔，遥闻芳烈，故来叙阔，并观雅规，而云说客，无乃逆诈乎？”瑜曰：“吾虽不及夔、旷，闻弦赏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幹入，为设酒食。毕，遣之曰：“适吾有密事，且出就馆，事了，别自相请。”后三日，瑜请幹与周观营中，行视仓库军资器仗訖，还宴饮，示之侍者服饰珍玩之物，因谓幹曰：“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行计从，祸福共之，假使苏、张更生，郦叟复出，犹抚其背而折其辞，岂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终无所言。幹还，称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间。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

    真实的蒋幹与读者观众相当熟悉的那个自作聪明、业余充当间谍的小丑相去绝远，他来见周瑜确实是当说客的，但当他发现对方“非言辞所间”，就“终无所言”，回去复命——他知其不可而不为，不失名士风流，声誉丝毫不受影响。这同《三国志演义》以及三国戏里的那个鼠窃狗偷而中了圈套的小丑蒋幹几乎毫不相干，所以“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三国志演义》作者的想象力和叙事技巧非常值得佩服，他是在写小说；如果写传记，就绝不能这样处理。

    王著《曹植传》引出了不少曹植的诗歌，其中给这些作品安排的写作背景，有些是没有直接的史料依据的，但处理得颇合情理；那些作品的系年，本来就是曹植研究中难以解决的问题，即使有专家给它们系过年，也只是推测，并非定论，那么在传记里根据情理暂拟些写作背景，应当也是文学传记许可的。如果是写小说，即使帮曹植新写一点作者认为有必要的诗篇，我以为也未尝不可——既然小丑蒋幹可以无中生有，然则来一点无中生有的曹植诗，也只是小菜一碟。

    这就是虚构的尺度不同。这两种尺寸，掌握起来各有各的难处，也各有巧妙不同；如果处理得好，并无高下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