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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3年02月20日 星期三

    忆王佐良老师

    张耘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2月20日   18 版)
    1988年, 王佐良在莎士比亚故乡斯特拉福特出席国际莎学年会

        1956年夏天,我来到了北外,分到了英语系学习。还没上课便听到了如雷贯耳的三个名字:王佐良、许国璋和周珏良。他们是著名的教授,英语系的顶梁柱,被大家称作“王公、许老和周公”。他们三个是老清华的同班同学,其中,王公和许老是从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回来的,周公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都是20世纪50年代初从国外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的。王公当时是英语系主任。

        1958年秋天开学以前,听说王公将担任我们班精读课老师一年,全班同学都高兴极了。暑假后上课的第一天,王公走进了教室,穿着一件浅咖啡色的西服,打着一条墨绿色的领带,儒雅、大方又得体。人虽然已经不算年轻,但相当帅气,很有精神,个子不算高,但一双眼睛十分有神,一下子便把我们吸引住了。虽然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但当时的情景仍如在眼前。

        当然真正折服我们的是他渊博的知识,深厚的学问,扎实的英语功底和自然,地道又流畅的英语口语。

        王公教我们的时候正是“大跃进”的年代,我们去十三陵修水库,挖沙担石,劳动量很大,回到学校大家都累坏了,上课坐不住,困得眼睛睁不开,打瞌睡是经常的事。为了把课听好,我总是坐在第一排正当中,老师的眼皮底下。但上王公的课我永远不用担心会犯困,因为他的课非常充实又具体生动,容不得我们走神。他来上课并不带什么笔记本,往往只有一张纸,几行字。起初我还有点奇怪,但是很快我便发现他上课确实不需要什么笔记本,他的学问全在脑子里面,已经溶进了他的血液,一呼即出。

        记得有一次上课,王公走进教室,只拿巴掌大小的一张纸片,便开始讲18世纪爱尔兰著名作家斯威夫特的文章《一个小小的建议》(A Modest Proposal)。他讲作家对当时社会的抨击,建议把小孩杀了,因为肉可以吃,皮可以作为用具。他对文章的分析十分深刻,并讲到作者用词的讲究、笔锋的犀利。课讲得如此生动,至今我仍然记得王公当时的表情和手势。我们大家都为这位作家能把不平等的社会揭露得这么深刻,语言如此辛辣而佩服不已。(但是到了“文革”时期,有些人开始了对王公、周公和许老的批判,给他们带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称他们三人为“洋三家村”。王公对这篇文章的选用,也被上纲成“对社会主义的攻击”,让王公受了不少委屈。)

        1960年5月,我们年级一批同学提前调出来当了老师。为了提高我们的业务水平,王公又给我们上课了,他的教学还是那么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这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文学的热爱。他文学知识的博大精深,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下决心也要探索文学这丰富多彩神奇美妙的世界。

        就在这个时期,有一天王公邀请我们去他家玩儿。他的夫人徐序在清华大学教书,他们的家就在清华园内一幢旧式的平房里。我很吃惊地发现他家的居住条件并不好,他们和几个孩子住得并不宽敞。家具也相当破旧,只有那墙边书架上的书让我们眼睛一亮,其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真让我们羡慕!这是王公的小图书馆。不少书都是国内外旧书店淘来的。从那时起,我也开始爱书如命,立志也要建起自己的小图书馆。20世纪80年代,我有机会去美国学习,便省吃俭用,回来时带了不少书,光运费就花了几百美元。

        还有一次上课,王公讲英国女作家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一书,除了对情节和人物等的剖析,他专门强调了奥斯汀的语言之美,说她把英国语言之美推到了极致,尤其赞美其对话的生动幽默。王公说为此他每年要把《傲慢与偏见》阅读一遍。受王公的影响我也对这本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也阅读了多次,并深深喜欢上了它。我对阅读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来自王公的熏陶。

        “文革”后期,我们从湖北沙洋干校回到了北京。虽然每天很疲劳,要上课,要管孩子,要做很多说不清的事情,但是我仍然每天阅读,几乎把图书馆能借到的书都看了个遍(当时文学书能借的并不多)。有一天我提着暖壶去打开水,碰到了王公,他脱口而出,说:“You young teachers are really cheap and good.”(你们这些青年教师真是物美价廉)他很了解我们,知道我们拼命地工作,还要拼命地学习提高,生活条件又十分艰苦,工资只有56元。当时我们一家三口,有时还要加上两位老人,住在一间十多平米的房间里,挤得转不开身。他对我们非常关怀,非常同情。

        1984年春,由于王公的推荐,我以自费公派的形式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学习,一面当助教养活自己,一面选修文学课。那一段日子也很艰苦,要面对美国文学专业的大学生,要选自己的课、写自己的论文。两年中没有在凌晨两点钟以前睡过觉,但是这两年对我日后的教学有着极大的影响。我为两位戏剧教授当过四个学期的助教(两年共有八个学期),这就为回国开戏剧课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感谢王公给我提供了这么好的学习机会。

        1984年到1986年我在明尼苏达大学学习期间,王公应邀去明大英语系作专题演讲,题目是《对莎士比亚的研究》。那一天,在一间明亮宽敞的大厅里聚集着明大英语系的教授们,他们饶有兴趣地聆听王公的演讲。王公讲话从容,用词简朴而生动,还不时用一些幽默风趣的词句引起大家的热烈反响。最重要的是他对莎翁的作品有极深刻的认识,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教授们听得津津有味。他们对王公的评价很高,几百年来有多少人研究莎翁,要讲出新意实在不容易。

        王公做学问的认真严谨也是出了名的。80年代后期,他送我一本他新出版的专著《论契合》,是一本比较文学研究的集子。这本书对不同作家、不同文学之间的契合,尤其是中外文学之间的契合作了认真的研究。全书用英语写成,语言十分流畅,涉及到的中外作家很多,光参考书目就有密密麻麻十几页,索引有近二十页。据说不少英美学者都为其水平之高而惊叹。老一辈学者做学问的态度和精神永远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王公对英美文学的研究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我曾多次看到他与英美文学界知名人士交谈,涉及到很多作家、作品和不同派别的评论家。不论是新的、老的他都知道,都能发表自己的见解。难以想象他读过多少书,看过多少文章。甚至对一些非常新的、还不太知名的作者他也熟悉。他对知识的探求、对书籍的热爱深深地感动着我。他常说好的作品要细细品味,不是吞下去而是要细细嚼,才能领会其味。这些话使我终身受益。

        王公的中文水平和中国文学、古代文学的修养也极深。正因为他通晓中外文学而且有高超的写作能力,因此他的翻译才能得心应手,成为“信达雅”的典范。我至今还记得他在课堂上讲他翻译苏格兰著名诗人罗伯特·彭斯的诗《我的爱人像朵红红的玫瑰》时的情景。他先朗读了原诗,之后读了他的译文,并讲为什么这样翻译。彭斯的诗音乐性很强,因此译文中保留了节奏和韵脚;原文很接近民歌,王公在译文中用了清新朴素的中文。他还特别讲到,他把“red, red rose”译作“红红的玫瑰”,很贴切,很生动,那时人们还不常把“红”字叠用,不像现在,人们已将其看作一种习惯用语。这种译法在当时是很精彩的创新。

        说起诗歌,也许是受王公的影响,我在学生时代便对其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在明尼苏达大学学习时,我在一位美国诗人的鼓励下开始了英语诗歌的创作。我把发表的诗给王公看,后来在美国出了诗集也送给王公一本。他看了很高兴,说好,说喜欢,要我继续写下去,有了新诗别忘了给他。他为学生取得的每一点进步感到高兴和安慰。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1994年夏天,作为富布莱特访问学者,我要去耶鲁大学进修美国戏剧,临行前去办公室与王公告别,那时他要从副校长的办公室搬出来,正在收拾他的书籍。记得他曾对一位老师说过:“我该做的事都做完了。”当时我在他的眼神里也看到一丝凄凉。他嘱咐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好好读书,还要尽量多走走多看看。动身的头一天我又给老师打了一个电话,他说:“机会难得,会有收获的。”我则说希望他保重身体,坚持做我教给他的保护颈椎的五老抓气功,我回来再看他。谁知这一去便成了永别。

        1995年1月,我正在耶鲁大学住处写论文,收到了吴千之从西海岸打来的电话,接着杨勋也从纽约打来电话,告诉我王公去世的消息。怎么也想不到他走得这么急,竟没有给我回北京看他的机会。我失去了一位好老师,北外失去了一位大学者,中国失去了一位英美文学的领军人物!在国外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许老、王公相继而去,周公更先他们一步走了。为什么三个人走得如此匆忙?他们是英语系的支柱,是英语系的开创者,没有他们就没有英语系的今天。

        得知王公去世的当天,我把关于奥尼尔的论文放到了一边,写了小小的一首诗,献给王佐良以及先他而去的许国璋、周珏良二位老师。

        AND NOW YOU

        was January 19 the date

        oh, wang gong you left

        in such a haste

        pulling close the gate

        that let in learners and visitors

        colleagues and friends

        you are one of those

        who left behind treasures

        in the numerous works of yours

        and generations of students

        the seeds you have sown

        multiply and bloom

        I still hear in my ears

        "a modest proposal",

        "pride and prejudice"…

        must be over 30 years

        and that dark period

        when you were labeled

        "three villagers of the west"

        the three of you wang, xu, zhou

        pride of our school

        springhead of knowledge

        makers of the department

        you left in a hurry---

        zhou, xu and now you

        you three are again together

        eternally together

        chatting, talking and laughing

        essays, poems

        novels and plays

        heartily celebrating your reunion

        but you have left us behind

        weeping for our loss

        not one, or two, or three

        we’ve lost you all

        zhou, xu

        and now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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