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希特与《易经》

《易经》在德国

    在德国提起《易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周易》，人们首先想到的是20世纪大汉学家卫礼贤，是他第一个把中国这部最古老最难懂的著作翻译成德文，从此以后，德国读者才有幸读到它的经文，同时又能读到相当详细明白的解说。他的翻译工作是在清末官僚、大学者劳乃宣的帮助下进行的，花了大约十年工夫才完成。据说劳乃宣所依据的蓝本是朱熹的《周易本义》，他逐字逐句讲解，卫礼贤用德文写成笔记，经过一番整理，再翻译成汉语，读给劳乃宣听，得到劳乃宣认可，方可定稿。1924年，厚厚的两卷本德文《易经》在耶拿出版，此后被翻译成多种欧洲语言，卫礼贤为这本著作在欧洲的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这部译稿，还有大量中国古代哲学译著，扎扎实实地奠定了卫礼贤20世纪欧洲最伟大汉学家的地位，他被誉为“中欧文化交流的桥梁”。

    一时之间，卫礼贤成了德国知识分子、社会名流聚会上的明星，许多名人的太太小姐甚至邀请他给自己算命，卫礼贤也乐得乘机展示自己的中国文化知识，借助演绎《易经》的神秘性，展示自己掌握的东方智慧。著名小说家黑塞当年也十分着迷于卫礼贤翻译的这部《易经》，他曾经津津有味地研究过用蓍草卜筮的方法。这在最初接触《易经》的德国读者中，可能是个普遍现象。毕竟算命的神秘性最容易引起人们的好奇心，但这种好奇心又毕竟是短暂的，它无法令人对《易经》产生持久的兴趣。

    布莱希特则与众不同，他阅读《易经》，似乎对卜筮毫无兴趣。对他来说，《易经》的魅力在于它的辩证思维方法，它在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象数义理结构中所呈现的缜密、丰富的辩证法系统，给布莱希特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他在读《易经》之前，读过老子《道德经》，这本书引起他最大兴趣的，就是其中的辩证法，而老子的辩证法显然是滥觞于《易经》。布莱希特把中国古代的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辩证法结合起来，在思维能力上如虎添翼。从此以后，他就千方百计把这种辩证思维方法运用于文学创作，指导自己的日常行为。熟悉布莱希特的人都知道，德国法西斯上台以后，他曾经凭着从《易经》等中国古代哲学经典中得来的智慧，一而再、再而三地摆脱了德国法西斯的追捕。希特勒入侵苏联前十天，布莱希特离开海参崴去美国，在时机的把握上，他每一次都给人以“料事如神”的印象。二战以后，他又一次及时摆脱了美国“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迫害，在遭到审讯的第二天，便举家离开美国，返回欧洲。不少布莱希特研究者认为，像他这样具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人，历经十几年的流亡生涯，居然能够毫发无损地返回德国，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易经》“韬光养晦”、“趋吉避凶”的智慧。晚年他被尊称为“中国式智者”，甚至被冠以“中国诗人”的美誉。

《墨子∕易经》书名的是与非

    说起“布莱希特与《易经》”这个话题，德国文学研究界的人立即会想到，布莱希特流亡途中断断续续写过一本语录式散文，它们无头无尾，形式和风格颇似阿拉伯世界的《朱哈的故事》，更像我国《墨子·耕柱》里有问有答的语录式散文，有些篇幅短得类似《墨经》式的短语。二战以后，学者把它们编辑成书出版，取名《墨子∕易经》（Me- Ti, Buch der Wendungen），颇受酷爱哲学思维的德国读者追捧，它是学术界研究布莱希特的思想境界，研究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绝对绕不开的一本书。

    遗憾的是，《墨子∕易经》这个书名却有画蛇添足之嫌。从布莱希特的“工作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在写这些语录式散文时，把它们定名为《易经》（Buch der Wendungen），并无“墨子”二字，所谓《墨子∕易经》这个书名，是编辑者根据自己的理解拟定的。

    编辑者为何要加上“墨子”二字呢？据我猜想，有两个原因。一是编辑者知道，布莱希特流亡期间，始终随身携带一本阿尔弗雷德·佛尔克（Alfred Forke）翻译的皮封《墨子》，流亡到哪里读到哪里。他十分推崇墨子为平民立言的理论倾向，墨子作为中国古代智者，在他心目中有着崇高地位。人们不仅能从布莱希特这本《易经》中看到墨子思想的痕迹，他的剧本《高加索灰阑记》也充分体现了作者研习《墨子》的心得。第二个原因是，这些散文的主人公，虽然都是作者自己的化身，但大部分都被命名为“墨子”，可见作者有以墨子自诩的意思，他把自己视为像墨子一样为平民立言的作家。书中有许多对话，开头都采用“墨子说……”的格式，仿佛这些散文所表达的看法，都与墨子学说有关系。编辑者据此误以为这是“布莱希特研究墨翟学说的心得体会”（《墨子∕易经》编后记）。

    这个判断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误导了读者和布莱希特研究者。人们不但轻率地接受了这个画蛇添足的书名，而且也贸然相信了布莱希特这些散文“以墨翟学说为依据”的说法。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卫茂平教授在他的《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中指出，这些语录式散文并非只是布莱希特研究墨子学说的心得体会，它们还涉及老子、庄子、孔子、列子等众多中国古代哲人的思想。他的这个判断，对于德国学者来说，可能并不容易理解。在德国，像布莱希特这样怀着巨大兴趣阅读过中国古代哲学著作的人毕竟不多。我们不能想象，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著作在德国能像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的著作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一样普及。这样看来，这位编辑者的误判，是可以理解的。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本书编者认为布莱希特的《易经》与中国《易经》无关。他提出的理由是：布莱希特的本意在于创作“一部以墨翟学说为依据的《行为学手册》（Buechlein mit Verhaltenslehren）”。这个判断同样是错误的。作者自己并未这样说过，书中的内容也并非如此。

    这个问题要分两层来说。第一，上文已经指出，这些散文不只是涉及墨子思想，还涉及众多中国古代哲人的思想。说布莱希特的《易经》是他研究《墨子》的心得体会，是以墨翟学说为依据创作的，这是说不通的。事实上书中有许多从“墨子”口里说出来的话，与墨子了不相干，有的是中国其他哲学家的思想，有的源自欧洲思想家的智慧，还有一些出自马克思主义理论。人们不能把所有这些都归在墨子名下。第二，说布莱希特又称他的《易经》为“行为学手册”，在中国读者看来，根本无须与墨翟学说联系起来。这样的联系是牵强附会的。任何一个稍微了解《易经》的人都知道，《易经》本来就是古代中国人的“行为指南”。这是中国易学界的共识。中国《易经》是一部卜筮之书，中国古人做事情之前，特别是重大事情，如战争、迁都、出行、狩猎、婚丧嫁娶，等等，都要由专职筮者问卜一番，以便“趋吉避凶”。《易经》就是问卜的工具书。布莱希特称他的《易经》为“行为学手册”，不就是根据他对中国《易经》性质的理解命名的吗？他的《易经》只是在表达方式上与中国《易经》不同而已，在精神实质上，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布莱希特效仿老子《道德经》的榜样，吸收借鉴中国《易经》的辩证思维方法，对他面临的当代政治、社会、哲学、文艺、道德等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辨别，为自己也为读者确立“行为指南”，免得自己和读者成为当前这个乱世的牺牲品。他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与中国先秦思想家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一样，他称之为“黑暗时代”（finstere Zeiten或者schlechte Zeiten）。这样看来，布莱希特的《易经》不是与中国《易经》无关，而是关系相当密切。

这“易”那“易”，都是“易”

    话说到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本来卫礼贤把中国《易经》这个书名翻译成“Buch der Wandlungen”，为何布莱希特翻译成“Buch der Wendungen”？他为何用“Wendungen”代替“Wandlungen”，而不因循卫礼贤的译法？细心的读者在这本书里可以找到解答这个问题的线索。

    书中有一条语录，标题叫《论易》（Ueber Wendungen）。一看这个标题读者就会想到，这不就是表达他对“易”这个汉语词的理解吗？这条语录十分简练，翻译成汉语不到三十个字：“米恩列教导说：推行民主能够导致推行专制。推行专制能够导致民主。”这里的“米恩列”是布莱希特为列宁取的别名。类似的情况书中还有许多，例如称马克思为“卡梅”、恩格斯为“艾福”、黑格尔为“徐烨”、希特勒为“胡易”，等等。这条语录，话说得无头无尾，只是个结论，颇似《墨经》的语言风格。这句话是否出自列宁，布莱希特写这句话的背景如何，暂时都可以不顾。单就这句话来说，它显然表达了布莱希特对事物发展过程的认识：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是可以互相转换的，事物发展到某种程度，会实现“物极必反”。用欧洲现代哲学术语来说，就是事物从“量变”转为“质变”。这就是布莱希特对“易”（Wendungen）这个词的内涵的理解。他大概认为“Wendungen”这个词不但能表达“量变”的内涵，更能表达“质变”的内涵。这样看来，也许布莱希特对卫礼贤把汉语的“易”字翻译成“Wandlungen”并不满意。他可能觉得“Wandlungen”这个德文词可以表达“量变”的内涵，但不足以表达“质变”的内涵，而没有“质变”的内涵，是不足以表达《易经》的辩证法真谛的。

    书中还有一篇短文，也给我们提供了布莱希特何以选择“Wendungen”代替“Wandlungen”的答案。这篇短文的标题为《米恩列攀登高山的比喻》，除开头几句话，这篇短文系列宁《政论家的短评》的第一节，它的标题叫“打个比方”。这是一段寓言式的文字，文采飞扬，生动活泼。讲述一个攀登高山的人，克服了空前的困难和危险，攀上别人不曾到过的高处，但尚未到达山顶。这时他发现按照原定方向和路线继续前进，不但有困难和危险，而且简直不可能。于是他决定掉转头来往下走，另找虽然较远但可以到达山顶的道路……列宁用这段寓言比喻共产党人灵活的策略思想。从布莱希特引用这段文字可以看出，他当年阅读过列宁写于1921—1922年论述“新经济政策”的系列文章和讲话。列宁在论述苏联共产党人为何要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变为“新经济政策”时，字里行间洋溢的辩证法的魅力，一定引起了布莱希特的特别关注和兴趣。尤其是在《十月革命四周年》这篇文章里，列宁指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以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后一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并巩固前一革命的成果。但是，后一革命能够超过前一革命到什么程度，这要看革命的实践。革命者一定要学会“随机应变”这种必不可少的革命艺术，善于根据客观条件迅速而急剧地改变自己的策略。列宁这些篇文章中多次运用“转变”这个词，在德文里这个词通常翻译成动词“wenden”，它的动名词复数是“Wendungen”。列宁运用这个词汇所表达的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和处理事物的灵活性思想，一定给布莱希特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大概是促使他思考如何翻译中国《易经》书名时，用“Wendungen”代替“Wandlungen” 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这两个德文词译成汉语，都可以翻译成“易”，就词义来说，前者偏于“转变，转化”，后者偏于“变化，变易”；前者不但能表现事物的“量变”，更能表现事物的“质变”，后者似乎更偏重于表现事物的“量变”。布莱希特大概觉得用“Wendungen”翻译汉字“易”，比用“Wandlungen”表达得更确切。

    据德国学者介绍，布莱希特去世以后，人们在他的遗稿中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Buch der Wendungen”，时间是他流亡丹麦初期，是1934年左右，照理说应该与上述“论易”的语录写于同一时间。“Buch der Wendungen”作为书名第一次出现在他的“工作日记”里，是1939年5月25日，那时他刚刚从丹麦流亡到瑞典一个月。他在这一天的日记里记下了一位德国流亡者与他的谈话。他认为，这位流亡者关于共产主义与伦理道德关系的说法虽然他并不完全赞同，但却为他写作Buch der Wendungen提供了相当多的素材。这说明他在流亡丹麦时期就开始写作这些语录式散文了，而且把它们定名为“Buch der Wendungen”，后来他又在“工作日记”中称他的《易经》为“行为学手册”。由此可见，布莱希特从未称他这些语录式散文为《墨子∕易经》，而是始终称它们为《易经》。而“行为学手册”这个副标题，完全符合中国易学专家对《易经》功能的理解，这个称谓与墨翟学说无关。

《易经》与布莱希特的文学创作

    布莱希特研习《易经》，像研习老子、孔子、墨子等人的思想一样，是学以致用，不是为了做学问，而是为了文学创作——如他的音乐家朋友艾斯勒（Hanns Eisler）所说，从中汲取“思想启发”（Denkanregung）。布莱希特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想法：学习中国人的思维方法，改造西方人的思维方法；学习中国人的艺术表达方式，改造西方人的艺术表达方式；学习中国人的智慧，丰富西方人的智慧。这种愿望在他的流亡途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个已经被德国纳粹褫夺国籍、丧失家园的人，仿佛在中国文化中找到了归宿。无论是他的理论著述，还是诗歌、剧本，都洋溢着浓郁的中国智慧。他那些被称为《易经》的语录式散文，不论是评论欧洲政治事件、哲学论争，还是分析文学艺术问题，处处都流露着他对中国《易经》式辩证思维的理解和运用，其中的每一篇散文，哪怕是一条只有几十个汉字的语录，都洋溢着浓郁的中国式辩证法智慧。正是因为这样，布莱希特这本《易经》才受到酷爱哲学思维的德国读者的欢迎。

    流亡丹麦期间，从1934年到1936年，布莱希特断断续续地创作了一部教育剧，名叫《贺拉提人和库利亚提人》。这出戏取材于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罗马史》中的一段战争故事，布莱希特用贺拉提人和库利亚提人代替故事中的罗马人和阿尔巴隆伽人；用双方的弓箭手、长枪手和刀剑手的对决，代替原故事双方三胞胎的对决，增强了故事的社会性，削弱了素材的偶然性。库利亚提人是侵略者，贺拉提人是被侵略者；库利亚提人兵强马壮，武器精良，贺拉提人势单力薄，兵器简陋。贺拉提人作为弱者，在形势不利的条件下，采取避实就虚，以退为进，把敌人分割开来，各个击破的战术，终于打败强敌，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关于这出戏的创作背景，有人猜测是受苏联红军委托创作的，也有人猜测是他的苏联朋友建议他创作的。这些说法全无根据，“猜测”而已。我倒认为它很可能是布莱希特当年受《易经》启发而创作的。自从流亡以来，他的文学创作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大部分作品都是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驾驭欧洲题材，或者说其中洋溢着浓郁的中国古代哲人的思想成果。《贺拉提人和库利亚提人》就是这样一出戏。按照中国戏剧分类，这是一出“武戏”，作者在说明中明确规定，演员要像中国京剧的武生一样佩带“靠”。这种做法当然有形式模仿之嫌，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后他再也不曾作过这样的尝试。不过，从这种尝试和他当时写的关于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的论文可以看出，布莱希特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是多么浓厚。

    为什么说这出戏是受中国《易经》启发创作的呢？这是因为它的主题思想与《易经》有密切关系。了解《易经》的人都知道，“师卦”在《易经》中是唯一讲兴师动众、用兵打仗的，尽管它的前一卦和后一卦都与打仗有关系，但那是讲战争前因后果的。概括起来说，“师卦”象征性地讲了战争的三重内容：一是战争的性质，二是统帅的重要性，三是作战指挥的灵活性。从思维方式来说，布莱希特十分欣赏最后这一点。本来出师打仗就是要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可战场上瞬息万变，万一形势于己不利，指挥官就要因时制宜，适时应变，不宜进攻时，就要知难而退，在保存自己实力的情况下，沉着审视敌我力量对比，采取措施，变不利为有利，伺机转退为进，夺取胜利。“师卦”在作战指挥灵活性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巨大智慧和胆识，一定深深吸引了布莱希特，促使他写成这出戏。这出教育剧的目的在于向青少年展示辩证法的意义，并不像某些学者解读的那样，是直接为反法西斯战争服务的。

    无独有偶，他的《易经》里有一篇短文，标题是《变换手段》。讲故事人墨子讲了一个苏国人与伽国人打仗的故事。说的是苏国人在战争形势于己不利的情况下，运用逃跑的计谋，把伽国人分割开来，逐个战而胜之。作者的代言人墨子称这个苏国人是个“辩证法家”，说他懂得“逃跑不仅是失败的标志，也是制胜的手段”。这个故事显然与《贺拉提人和库利亚提人》是同一题材，它们可能写于同一时期，其主题思想同样是来源于《易经》的“师卦”。如果我们再对比《米恩列攀登高山的比喻》、《描写真理的五重困难》等文章和叙事诗《老子出关著〈道德经〉的传说》，不难看出，布莱希特流亡初期，对中国《易经》中的“以退为进”、“趋吉避凶”、“韬光养晦”，《孙子兵法》中的“计谋”思想，老子的“柔能克坚”等东方智慧，曾经表现出了极大兴趣。他在流亡年代汲取《易经》的某些智慧成果，创作出像《贺拉提人和库利亚提人》这样的作品，后来又陆续创作了《伽利略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帅克》，这是必然的，说明中国《易经》为他流亡时期的文学创作，一再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启发”。

    布莱希特创作于1938年的《伽利略传》，同样也应该与受《易经》的启发有密切关系。剧本描写16世纪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因证明哥白尼“日心说”，遭到罗马天主教会的迫害，被囚禁期间写出《关于两大宇宙体系的对话》，继续宣传自己的科学主张，证明自己并未屈服于教会势力，而是“身退道不退”。这个故事框架不是与周文王被殷纣王囚羑里而作《周易》的传说十分相似吗？

    1942年，布莱希特又创作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帅克》，该剧的主人公不就是一个箕子式的形象吗？他那身为亡国奴，装疯卖傻的形象，满口貌似废话，实则是对法西斯入侵者的讽刺揶揄，婉转揭露，甚至尖锐批判的语言，多么像中国历史上那个因不满殷纣王残暴统治，而佯狂披发以晦其明，身为囚奴而不改其正的箕子呀。

    类似表现“韬光养晦”以蒙大难的作品，还有《寇一纳故事》中的短文《反对暴力的措施》。《逃亡者对话》中的第五篇，明显是受《易经》的“遁卦”启发而创作的。布莱希特把这些散文命名为《逃亡者对话》，这个书名同样是受了“遁卦”的启发，德文的“逃亡者”和“遁”具有同样的词根。根据这些作品的内容，我们可以判断，布莱希特在1934年到1942年之间，曾经关注过《易经》的德文译本，从中为他的剧本和散文创作汲取过“思想启发”，在一段时间内井喷一番创作了这么多体裁不同的作品。布莱希特被人称为“中国式智者”，可以说是名副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