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墓”仍不宜定论

    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认定河南安阳市西高穴东汉大墓为魏武王曹操高陵，引起了学术界乃至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为一座当时还没有结束发掘工作的墓葬举行新闻发布会，这在文物考古界是罕见的，更何况墓主人还是在公众中知名度极高的历史人物曹操，所以引发热议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如今已经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需要冷静下来认真进行学术研究和分析，尽管发掘单位及其负责人，接受了不少媒体专访，讲了许多前后矛盾的话，但我们还是要以发掘简报为依据进行研究和分析。在《考古》2010年第8期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县文化局联名发表了《河南安阳市西高穴曹操高陵》的发掘简报，当年稍后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曹操高陵考古发现与研究》，其中刊登的《河南安阳市西高穴曹操高陵》发掘简报，对内容进行了补充修改。

    发掘简报认为该墓“应为魏武王曹操的高陵”，并提出了十条理由和证据，由于其中存在诸多问题，我认为还不具备唯一性，尚不能成为定论。至于发掘简报所称的“曹操高陵”，按照考古学惯例应该称为“西高穴2号墓”。

    现就墓葬的年代和墓主人身份等，提出如下问题，以求教于读者。

“曹操墓”形制规格低

    根据发掘简报描述，所谓的“曹操墓”是一座平面甲字形多室砖室墓，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和侧室组成，认为“该墓与同期墓葬相比，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埋葬较深，仅其墓道就可见一斑……（墓道）宽度比已被认定为北齐开国皇帝高洋的湾漳大墓宽两倍还多，长度也多出10米。因此，此墓应为王侯一级的，与魏武王曹操身份相符”。

    湾漳大墓的发掘报告作者认为该墓的年代应在公元550至570年，推定为公元560年前后，或许不致有大的谬误，“其墓主人有可能是高洋的陵墓”，却从没有肯定其为高洋的陵墓；其次，发掘简报认为西高穴2号墓的年代是东汉晚期，而湾漳大墓的年代是北朝晚期，两者相差三百多年，不属于所谓“同期墓葬”，二者时代不同，墓葬制度不同，没有可比性。

    如果要做比较的话，应该与其年代相近的墓葬进行比较。我们首先将之与东汉晚期的诸侯王墓或列侯墓进行比较。目前发现的东汉诸侯王墓见诸报道有八座，可定为列侯墓的有三座。东汉诸侯王墓的基本特征是有封土，方向多坐北朝南，为单墓道土坑竖穴砖石结构的多室墓，前后室为长方形，前室为横长方形，后室基本都有回廊环绕（发现的八座墓中七座有回廊），并普遍使用玉衣殓服，多同穴合葬，少异穴合葬。如已知的东汉晚期的两座诸侯王墓：一座是山东济宁普育小学汉墓，年代大约在公元170年左右，是任城王刘博或刘佗之妻的陵墓，石室墓由墓道、横长方形前室、南北侧室、长方形后室及后室的三面回廊构成，随葬品中有铜镂玉衣的玉片；另一座是河北定州43号墓，由墓道、甬道、东西耳室、横长方形前室和中室及并列的两后室构成，随葬品有银镂玉衣、铜镂玉衣各一套，应为中山穆王刘畅夫妇合葬墓，年代为东汉灵帝熹平三年，也就是公元174年。而西高穴2号墓的形制规格要低于这两座墓葬。虽然发掘简报说曹操《遗令》有“不封不树”，“殓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西高穴2号墓确实没发现封土。但文献记载曹操墓上建有灵屋；对一座已经多次被盗的墓，怎能证明其“无藏金玉珍宝”？显然证据不足。

    曹操于东汉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去世，二月葬高陵，同年其子曹丕称帝，东汉灭亡，进入曹魏时期。我们不妨再来比较西高穴2号墓和曹魏时期墓葬。过去能够确定为曹魏时期的墓葬不多，有公元247年的洛阳正始八年墓、洛阳杏园6号墓，以及公元233年的山东东阿曹植墓，最近还发掘了洛阳孟津大汉冢曹魏贵族墓，墓内出土有“曹休”铜印，文献记载逝于公元228年。从已知这几座墓的形制来看，曹魏时期墓葬特点是墓道长大，坐西朝东；墓道两壁有不同数量的台阶；横前室变为方形。上述特点都与西高穴2号墓相似，这说明西高穴2号墓也具有曹魏时期墓葬的特点，其年代不能仅仅限于发掘简报所认定的东汉晚期。

    最后我们来比较西高穴2号墓和曹休墓。曹操与曹休死亡时间只相隔八年，所以近年发掘的曹休墓格外引人关注。文献记载曹休是曹操族子，官封大司马、扬州牧，爵封长平侯，太和二年（228年）病殁。而曹操是东汉王朝末年的实际掌权者，自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挟天子以令诸侯”，至建安十八年为魏公，十九年“天子使魏公位在诸侯王上”，二十一年进为魏王，“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二十五年正月殁于洛阳，谥号武王，二月葬高陵。这两座墓葬的共同点都是多室砖墓，各有六个墓室，等级明显高于洛阳正始八年墓和杏园6号墓。具体而言，曹休墓面积550平方米，占地面积1067平方米，大于西高穴2号墓；两者墓道宽度相同，墓道两壁内收都是七级台阶；曹休墓前室与西高穴墓2号墓前室面积相同，后室则略小，但曹休墓前室南双侧室和北侧室都比西高穴2号墓前室南北侧室的面积大。虽然曹休墓是砖铺地，西高穴2号墓是石铺地（旧画像石），仅就这一点西高穴2号墓或许高于曹休墓。从总体上看，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曹操提倡薄葬，可其陵墓应该是“位在诸侯王之上”的规格，而西高穴2号墓的规格和身为长平侯的曹休的墓葬大体相似，属于同一等级。

“曹操墓”可能是曹操墓的陪葬墓

    所谓的“曹操墓”中出土了两类石刻铭牌，一共62块。一类六边形，器形小，刻有随葬品的名称和数量，比如“黄绫袍领袖一”、“镜台一”、“书案一”等；一类圭形，器形大，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等内容。可以发现六边形的占大多数，没刻人名；圭形的占少数，刻有人名，且有的字迹潦草。发掘简报认为它们“是认定墓主人身份的直接证据”。

    文献记载曹操谥号“武王”是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的事，同年曹丕代汉，十一月追尊曹操为武皇帝，这些只能说明石牌刻铭的时间，并不能说明西高穴2号墓就是曹操墓。试想作为随葬品只需刻名称、数量、埋入墓中，还需特别刻上墓主人的名字吗？曹丕又怎会将标明其父谥号的刻铭放置于其父的墓中？如果要放置刻铭，也应如六边形铭刻一样，标明物品名称数量即可，何必要刻意标明“魏武王”，这恰好说明西高穴2号墓不是曹操墓。

    由此产生另外一种可能性，也就是曹操生前将物品（含兵器）赐予其子及臣下，文献中有这类记载：如《艺文类聚》卷六十《军器部·刀类》中说“魏武帝令曰：往岁作，百辟刀五枚，适成，先以一与五官将，其余四，吾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学，将以次与之”。文献中还不乏把“常所用”、“常所执”、“常所御”的物品赐予亲属与大臣的记载，比如《三国志》中记载孙权“以己常所用御帻缣盖赐”周泰，孙权又“以手中常所执宝刀赠”费褘，《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中记载东汉光武帝刘秀“阅阴太后旧时器服，怆然动容，乃命留五时衣各一袭，及常所御衣合五十箧，余悉分布诸王主及子孙在京师者各有差”。很可能是下葬获赐者时把这类物品带入墓中，还特别标明出来以示荣耀。而在建安二十三年（218年）６月，曹操令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可见曹操当时规划了广阔的陵园，令诸侯、大臣陪葬。西高穴2号墓可能是曹操高陵的一座陪葬墓。

墓主人遗骨的问题

    墓中的人骨是关系墓主人的问题，因为年代关系尸体腐烂，只剩下部分骨骼，加之盗墓因素，人骨已经被扰乱。发掘简报称“在前室靠近甬道处发现一头骨，经鉴定为男性，年龄60岁左右”，“发现头骨两个及部分骨骼，骨骼散落在整个后室内。经鉴定，均为女性，一个50岁左右，另一个20岁左右。”

    2009年11月19日我到该墓参观时，曾问过发掘领队：“这座墓是一次下葬，还是有二次下葬？”他说不清楚。其实做田野考古的都知道，从墓道发掘的剖面即可确定，遗憾地是我们到时墓道的填土已经发掘完毕，这也是田野工作的疏漏。虽然人骨位置已被扰乱，但从发掘情况尚可知其位置，“在后室靠后部发现六个石葬具痕迹，推测应有石棺床一具，其上放置木棺”，由此可知三具遗骨分别埋葬在后室及其南、北侧室。按一般情况分析，男性可能葬于后室后部，两位女性可能分别葬于南、北侧室。这说明两位女性也不是一般人，应当与男性有着亲密关系，因此这是一座合葬墓。而发掘简报“结语”中仅称“经鉴定男性人骨的年龄在60岁左右，与魏武帝曹操去世时66岁年纪相当”，“是认定其为曹操墓葬的又一物证”，却对合葬的两位女性只字未提。如果墓中男性被确认为曹操，那么其中年纪大的女性就应该是卞后了。

    文献明确记载，卞后生于东汉延熹三年（160年），太和四年（230年）去世，时年71岁，比曹操晚十年逝世。《三国志·魏书》《明帝纪》中说当年“秋七月，武宣卞后祔葬于高陵”，《后妃传》中则说“七月，合葬高陵”。“合葬”与“祔葬”用词不同，从文献记载考证，都存在“同莹异穴”、“同穴合葬”的情况。但是具体到西高穴2号墓，则只能是“同穴合葬”，因为西高穴1号墓，经发掘是一座未使用的空墓。

    这样问题就来了：首先，这三具遗体是同时下葬，还是分次下葬，由于田野工作的疏忽，现在已经难以确定；其次，一位经鉴定50岁左右的女性与卞后的年龄不符。如果认定此墓为曹操墓，那就一定会有卞后，如果没有卞后就不会是曹操墓了。至于经鉴定20岁左右的女性，未见文献记载不好推论。

西门豹祠与鲁潜墓志的疑问

    在前文中提到曹操去世前两年下令在“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水经注》记载“漳水又东北迳西门豹祠前，祠东侧有碑，隐起为字，祠堂东头石柱勒铭曰：赵建武中所修也”。

    发掘简报认为曹操生前提到的西门豹祠，就是位于今安阳县丰乐镇的西门豹祠遗址，我于上世纪80年代调查过这处遗址。由于周围年年耕种，地面低于遗址，形成土台，但并非夯土，在地面还采集到汉代和北朝的瓦片，但这处遗址至今没有作过科学发掘。

    和河南安阳县毗邻的河北临漳县文保所，曾在临漳县习文乡时固村征集到后赵建武六年（340年）的勒柱石刻，据说是在漳河南岸的宋代西门豹祠附近取土时发现的，这个石刻与宋人赵明诚《金石录》记载相符，但很遗憾没有准确的出土地点。因此《水经注》记载的西门豹祠的位置，以及临漳县文保所保存的石刻勒名，是否如《简报》所指的西门豹祠，需要进一步考订。事实上除了上述西门豹祠，文献记载这一带还有四处西门豹祠。即使《水经注》记载的和征集勒名石刻所称的西门豹祠，即是《简报》所说的西门豹祠，也只能说明这座西门豹祠修建于十六国后赵年间，不能证明就是曹操生前提及的那座，因为这之间相差一百多年。

    发掘简报认定西高穴2号墓就是曹操墓的另一个重要证据是“鲁潜墓志”，而一些学者对这方墓志提出质疑，甚至怀疑是伪造的。有关鲁潜墓志的可疑之处，本文不拟讨论，但需要指出的是鲁潜墓志内容的确与我们常见的墓志内容不同。常见的墓志记载墓主人姓名、家世、生平事迹，随着时代发展，志文逐步规范化，志文之后附有韵语所作之铭，所以又称为墓志铭。鲁潜墓志则很有意思，将近一半的内容记载墓葬位置、与曹操高陵的距离等。一方埋于墓中的墓志为什么要讲这些？

    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这块墓志的发现经过：大约是1998年初，西高穴村的农民徐玉超为砖窑厂烧砖取土时，在该村西北五百米处发现的，当年4月由安阳文物考古工作队征集。这说明鲁潜墓志不是出自鲁潜墓中，而是志与墓分离。但鲁潜墓志在土中埋藏了多久，不得而知。据我分析，如果鲁潜墓志是真的，与墓分离也应该有相当时间了。因为近世盗墓者除了贪图墓中的金银财宝，也开始重视墓志，所以我推测应是早期盗墓者所为。

    因为鲁潜墓志与鲁潜墓分离，所以我们不知道鲁潜墓在何处，这就使鲁潜墓志的科学价值大打折扣，所提供的具体位置也不可靠，以它作标尺自然更不可靠，这是考古学的常识，我认为发掘简报的论证是不严谨的。

结语

    综上所述，发掘简报在“结语”中称：根据墓葬形制及结构、出土陶器形制，并结合所出东汉五铢钱、画像石的内容等多方面证据，认为该墓的时代为东汉晚期。但这并不确切。如果将该墓的年代上限放在东汉晚期，其下限应到曹魏（三国）时期，甚或到魏晋之际。

    客观说，西高穴2号墓的发掘是一项重要考古发现，除了墓葬发掘本身的收获外，重要意义还在于为长期寻觅无果而众说纷纭的曹操墓，提供了具体的方位区域。我个人认为西高穴2号墓的年代应为东汉晚期至曹魏时期，将其认定为曹操墓尚不具备唯一性，还不能定论。因此建议还是按照考古学的惯例，将其称为“河南安阳市西高穴2号汉魏墓”为宜。

附记：

发掘期间我曾先后三次到现场

    第一次去是2009年4月7日，应邀到安阳讨论西高穴两座墓的发掘方案，和我一起去的有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朱岩石。我们先到现场考察，然后讨论，参加会议的有河南省文物局、安阳市、安阳县以及河南省文物考古所的负责同志，由发掘领队潘伟斌汇报。他说从2006年开始调查西高穴1、2号墓，并且已从盗墓者手中收缴了据传出自2号墓的铭刻石牌“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我建议先发掘2号墓，同时讨论搭建工作大棚等发掘筹备工作。我当时特别强调要按国家文物局制定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做好发掘工作。

    第二次去是两个多月后，2009年6月23日，也是朱岩石和我一起去的。我记得当时工地发掘进展缓慢，两座墓只掘完表土，刚开始发掘墓道，大棚也没有搭建完。当时我就建议由省、市、县组成联合考古队，集中力量发掘2号墓，并请河南省文物考古所加强业务力量，同时确保发掘经费到位。

    第三次应邀考察是2009年11月19日下午，行前河南省文物局领导就跟我说“能定就定下来”。与我同行的除朱岩石外，还有天津、陕西、郑州大学、河南省文物考古所的同仁，以及国家文物局、河南省文物局的有关同志。我记得到达工地大约是下午四点半，当时发掘还在进行中，潘伟斌介绍情况后，我们先参观墓道、墓室，然后参观出土器物，但未见到墓葬平面。下午六点返回安阳晚饭。晚上八点去开会，除刚才说的这些人，参加会议的还有安阳市、安阳县的负责同志，我记得会场横幅是“安阳市西高穴东汉大墓论证会”，会议由省文物局同志主持。会议一开始我就提议：不要叫“论证会”而应叫“座谈会”，得到了主持人和市、县负责同志的首肯。

    会议首先由潘伟斌汇报发掘情况和收获，其间会议主持人要我最后发言。与会者对发掘收获予以肯定，并提出了一些问题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但现场没有一个人表态确认这座墓是曹操墓，包括后来写文章认定墓主是曹操的同仁。我最后发言主要讲了三点：第一，田野发掘工作比较粗糙，需要进一步细致工作；第二，要加强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查阅；第三，曹操是历史名人，因此对该墓的认定一定要慎重。

    这次会议就是河南方面所说的，为了确认其为曹操墓而“召开了两次专家论证会”中的一次。但我想在这里说明：这次会议只是一次座谈会，没有形成任何文字纪要和论证意见。这一点必须予以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