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教科书问题十分重要,对历史问题复杂的邻邦而言,尤其如此,无论它们是一衣带水,隔河相望,还是犬牙交错,只被检查站和水泥墙分开——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选择性叙述仍然存在
本周一(2月4日)公布的一份国际研究报告——《自我叙述的受害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学校用书中的“他者”形象》(Victims of Our Own Narratives?: Portrayal of the “Other” in Israeli and Palestinian School Books)指出,以巴两地的教科书虽然未将对方妖魔化,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在进行着选择性的各自表述。
此项研究由耶路撒冷的圣地宗教机构理事会发起,部分款项来自美国国务院,历时三年,以、巴、美三方学者合作,对以巴双方共约两万页教科书进行了分析和评估,其中以色列课本74种、巴勒斯坦课本94种,涵盖小学、初中和高中(1到12年级),包括社会科学(含历史)、地理、文学、宗教、阿拉伯语文和希伯来语文的相关教科书。以方涉及公立的世俗和宗教学校,也包括独立的极端正统犹太教学校;巴方绝大部分是公办学校,仅有六所私立的伊斯兰学校。
美联社报道,报告完成后,巴勒斯坦表示接受,以此作为对以色列声称巴方教科书煽动仇以思想的反击,但以色列教育部谴责报告,指责它是有政治动机的“彻头彻尾的诽谤”,意在抹黑以色列的国家形象。
报告于2月4日在耶路撒冷公布。尽管以色列一贯声称巴方学校煽动仇以,但伯利恒大学的巴勒斯坦学者萨米·阿德万在发布会上表示:“没有仇恨言论。没有煽动。有选择性叙述。”
阿德万和特拉维夫大学的以色列学者丹尼尔·巴尔-塔尔,以及耶鲁大学的美国学者布鲁斯·韦克斯勒一起,主持了这项研究。他们认为,在以色列世俗学校的教科书里,包含了更多另一方的信息,它们也比巴勒斯坦和极端正统犹太教学校的教科书有更多自我批评的文字。
研究发现,以巴两方的教科书虽未捏造历史事实,却均倾向于渲染对方针对己方的负面行为,同时以正面文字描述己方。书中常常缺乏有关对方宗教、文化、经济和日常生活的信息。报告说,这种缺失“意在否认对方的合法存在”。
“无需改变那些对你们意义重大的自我描述,”韦克斯勒教授建议以巴双方,“但是请加进更多的信息,来赋予[对方]以人性。”
监督研究工作的是一个十九人的学术顾问团,但是其中五人最后没有为报告背书。
读书报曾在2009年报道,以色列教育部决定从本国小学教科书中,删去形容1948年建国是一场“劫难”的阿语词“纳喀巴”,结果引发了阿拉伯人的强烈抗议。课本中的相关表述如下:“阿拉伯人称这场战争为‘纳喀巴’——劫难、失败和蒙耻的战争,而犹太人称之为‘独立战争’。”
为了探究,还是为了教育?
2012年6月,两位美国教科书专家劳拉·赫茵和马克·塞尔登主编的《审查历史:日本、德国和美国的公民身份与记忆》(聂露译,尹钛校)一书,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在中国出版。书中收入的十篇论文,分别考察了当代日本、德国和美国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及相关争议,尤其是其战争叙述。
战后的西德通过与法国、波兰和以色列合作,采取了近乎自虐却远为积极和有效的历史教育。“这并非因为德国人感到内疚而日本人就只感到耻辱,”两位编者赫茵与塞尔登写道,而是因为德国的政治家们达成了一种共识,“官方继续为纳粹主义战争辩护,相比官方拒斥纳粹主义战争,将产生更加严重的问题。”
相形之下,日本与其东亚邻国多次就历史教科书问题引发外交纠纷,涉及对“侵略”还是“进入”等词汇的选择,以及对南京大屠杀或慰安妇问题的表述。
日本投降仅仅两个月后,盟军最高司令部便颁令净化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以图从中剔除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内容。然而到了1950年代,右翼势力回潮,包含南京大屠杀等内容的教材已无法通过政府审查。被激怒的教科书编写者家永三郎从1965年开始,在长达32年的时间里,连续对文部省提起诉讼,要求判定教科书审查制度违反宪法。法院裁定政府越权,并确定了一个意义重大的原则:政府的审查只可用于纠正明显的错误,而不可要求修改教育的内容,否则便可能违宪。此案影响极其深远。尽管美化侵略战争的课本并未绝迹,但叙述军国主义暴行的教科书终于可以免于严苛的国家审查。
中小学历史科教书是一个要由国家意识形态牢牢占领,同时也往往被公众忽略的阵地。通常情况下,这些教材以爱国主义为旗号,行民族主义教育之实,其方式不外乎对某些东西有意夸大,对另外一些却故意模糊、掩盖或遗漏。而所有这些做法,都有明确的目的性。
1979年出版的《被修正的美国》一书中写道:“小学和初中的历史教科书与别的故事不同……它们本质上是民族主义的故事……写它们不是为了探究而是为了教育。”
注:《自我叙述的受害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学校用书中的“他者”形象》及其他相关文件之全文,可在www.israelipalestinianschoolbooks.blogspot.com下载——如果有办法访问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