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欢歌》：一部伟大的圣诞神话

    “圣诞节”是纪念耶稣基督诞生的一个节日，其历史已很久远。在16世纪末之前的几个世纪中，每逢这个传统的节日，大部分天主教教堂都会在前一天的圣诞夜，也就是节日的凌晨举行弥撒，演唱圣诞歌曲，进行圣诞活动，交换礼物，寄赠圣诞卡，特别是要向儿童发送糖果和巧克力，活动的隆重和热闹程度大大超过新年，时间会从12月24日夜一直持续到1月7日的“主显节”。

    但是，随着16世纪末至17世纪前半期“新教改革”的兴起，到了17世纪末，许多清教徒团体强烈谴责圣诞节的庆祝活动，认为它只是天主教的发明，是“天主教礼仪的标志”，称它为“兽类的破旗”。到了奥利弗·克伦威尔（1599—1658）任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共和政体护国公之后，他一意要将国家建成一个清教徒社会。17世纪40年代，清教占统治地位的议会开始打击圣诞活动，到1647年，圣诞节在英国被禁止。在苏格兰，从1640年宣称“废除当年所有的迷信习俗”之后，直到1958年，圣诞节才重新成为一个公众的假日。尽管在遭禁期间不准奉行圣诞节的礼俗，人们心里仍然记着这个欢乐的日子，特别在19世纪中，人们对圣诞节的怀念之情尤为强烈。

思想的积淀

    1822年，作家戴维斯·吉尔伯特（1767—1839）编出一册《古圣诞欢歌集，附此前唱遍英格兰西部的曲调》；尽管此书篇幅不多，但大大激励了读者对圣诞节的兴味。十年后，事务律师威廉·B. 桑兹编的《古今圣诞节》于1833年出版；1836年，诗人和批评家托马斯·K. 哈维又出版了《圣诞手册》。这些作品引发的对克伦威尔时代前圣诞节的怀念之情，席卷了整个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更有1841年，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艾伯特亲王，从他的祖国德国带了一棵圣诞树来伦敦，并把它种在王家居住地的温莎城堡。一家报纸报道了此事，并刊载一幅照片：女王夫妇与两个孩子站在这棵德国圣诞树前。王家的范例使英国人感到无比的亲昵，于是很快，装点圣诞树的传统重新成为时尚。就在这样一个怀旧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作家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于1843年创作出了他的小说《圣诞欢歌》。

    狄更斯相信，重现英格兰的圣诞节，会有助于恢复已在现代社会中丧失的家庭和社会的和谐。在1834年至1835年间，他以“博兹”为笔名发表的特写和故事《博兹特写集》中就有一篇《圣诞晚餐》，详细称颂圣诞节的美好快乐。狄更斯写道：

    ……一次圣诞节家宴！人世间再也没有比它使人更愉快的事了！圣诞节这个词的本身似乎就具有魔力。偏狭的猜忌与不和忘怀了；合群的感情在对之久已陌生了的内心被唤醒；父子和兄妹几个月以来，每次相遇都是避开对方的目光或者冷淡地招呼而过，此刻则伸出双臂，报以亲切的拥抱，把他们之间过去的敌意埋葬在当前的幸福之中。（陈漪、西海译文）

    在1836年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中，狄更斯也写到圣诞节。狄更斯称赞圣诞节，“是那么纯洁那么完美的愉悦的源泉，这种纯洁的幸福……无论按照最开化的民族的宗教信仰或是最粗鲁的野蛮人的低劣传统，都应该算做为上帝所保佑的幸运儿的天国里头等的乐事！”同时他还描写了一场庆祝这个节日的欢乐场景，人们在亲密和友善的快乐心情之下捉迷藏、喝香酒、吃丰盛的晚餐，在槲寄生树枝下热烈狂吻，还唱起《圣诞讴歌》：“歌唱真诚、实在和勇敢……庆祝这古老的圣诞”，“因为他是一切季节之王”（蒋天佐译文）。

    确实，在西方人看来，人世间没有比圣诞节使人更愉快的事了。但是并非人人都能享有这愉快的节日。狄更斯在童年时代，就有深切的体会。

    1824年，狄更斯慷慨大方的父亲和朋友寻欢作乐，欠下一大笔债，无法偿还，被捕入狱。此后一家人的住房和吃饭都成了问题。作为长子的查尔斯也不得不中途辍学，日日奔走；还得出入当铺，变卖家当，并进了一家黑鞋油作坊去做工，虽然他当时还只有12岁。

    家庭的这一变故，对狄更斯是一次极沉重的打击，心灵遭受的严重挫折成为他以后精神疾病的最初起因。但这也让狄更斯对贫困的生活有了深刻的感受。英国传记作家赫斯基思·皮尔逊在他1949年出版的《狄更斯传》中写道：“在黑鞋油作坊里度过的六个月，是一段伤心和耻辱的日子。他（查尔斯·狄更斯）感到出乖露丑，被人遗弃，感到与一切使生活尚能挨过去的东西完全断绝了联系，感到无依无靠和毫无希望。” 

灵感的触发

    20年后，狄更斯已经因《匹克威克外传》《雾都孤儿》《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老古玩店》等作品而成为一位名作家了。这时，有几件事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1843年初，他去英格兰西北部的康沃尔旅行，在那里参观了一个开采锡矿已有3000年历史的著名矿区。狄更斯看到大批的儿童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下干这种连成人都感到十分繁重的活。差不多同时，他还访问过伦敦的一所为首都街头挨饿的文盲孩子创办的“贫民免费学校”（Field Lane Ragged School），更加深了他对儿童的恶劣生活条件的印象。

    1843年2月，议会发表了《儿童就业委员会的第二份报告》，列举了英国儿童悲惨的生活状况。这个报告使狄更斯很感震惊，并想到，贫困而不得不干繁重体力活的儿童不只是他所看到的个别现象，而是全国性的，这些儿童连饭也吃不饱，还有什么快乐的圣诞节。于是，狄更斯计划在1843年5月出版一本暂名《代表穷人的孩子向英国人民呼吁》的廉价的政治的小册子。但是这本小册子要到年底才能出版，于是他改变计划。他给负责第二次报告的“儿童就业委员会”24位委员之一的索斯伍德·史密斯医生写信说：“您定然感到，一个大锤已经以二十倍、甚至两万倍的重力打下来了——我会为坚持我的初衷尽一切力量。”于是，他把出版小册子改为创作《圣诞欢歌》，来对抗那个“猛击穷人的大锤”。

    著名的传记作家、法国的安德烈·莫洛亚解释说：“狄更斯写关于圣诞节的书有两个目的。其一是他自己的乐趣，他喜欢描写匆匆忙忙的人冒雪在伦敦他喜爱的街上赶路，他们鼻尖微红，双手拿大包小包的东西，他们想到将要得到的快乐，心里就热乎乎的。第二个目的是提醒那些富有和半富有的人，圣诞节不仅仅是一个有块菇火鸡和带葡萄干糕点的日子，还是一个和谐的、慈善的日子。倘使不能与穷人和解，就不能恰如其分地庆祝这个节日。”狄更斯本人也表达过同样的意思——继《圣诞欢歌》之后，狄更斯又另写过几篇圣诞故事。在1852年这些圣诞故事结集的时候，他在序言中说到他的创作动机：“我的意图是想采用那个时节人们快活的情绪能赞许的怪诞的假面舞剧似的方式，唤醒人们喜爱的、持久的思考，这在基督教世界是绝不至于格格不入的。”（蒋天佐的译文）

《圣诞欢歌》

    狄更斯就是怀着这样的期望创作《圣诞欢歌》的。构思的时候，之前近十年里他内心对“招魂术”的沉迷，可能影响他在故事中安排了幽灵的出现。作品是从1843年9月开始动笔的，两个月的时间里，创作完全主宰了他的感情，他说自己“一会儿痛哭流涕，一会儿哈哈大笑，一会儿又痛哭流涕，反复无常”。他为这个题材所激动，“好多个夜晚，当理智的人们都已进入梦乡时，我却在漆黑的伦敦街道上游荡，往往一夜走上十五或二十英里”。到12月初，他写完最后的几页，完成全书。

    《圣诞欢歌》（以下引汪倜然译文）里的埃伯尼泽·斯克掳奇是一家商号的老板。这个古怪的老人，是“一个巧取豪夺、能搜善刮、贪得无厌的老黑心”。在风雨交加、阴冷潮湿的圣诞节前夜，他商号办事员的火炉里只燃着一块煤。他认为，穷人想过圣诞节是胡闹，穷人们死了倒好，可以减少“过剩的人口”。

    斯克掳奇原来有一个合伙人老雅各·马利，但已经死去七年了，斯克掳奇也很长时间没有想起他了。可是在这个不平常的圣诞节，他回到家，把钥匙插入门上的锁孔时，“看见的却不是门环，而竟是马利的脸儿”。他告诉斯克掳奇，将会有三个幽灵来拜访他，望他能珍惜这机会。

    三个幽灵终于在斯克掳奇不安的等待中先后来到。它们分别是“过去圣诞节之灵”、 “现在圣诞节之灵”和“未来圣诞节之灵”。在它们的带领下，斯克掳奇看到了圣诞节的美好，也看到自己以往对他人的冷酷和残忍，而他人对他却相当的宽容。最后，“未来圣诞节之灵”还让他看到他自己的坟墓。斯克掳奇终于觉悟了，他要求幽灵，“今后重新做人”，“把你显现给我看的影像改变过来”。原来这些故事都是梦。醒来之后，斯克掳奇的确变了，做了不少好事。狄更斯最后告诉读者：“后来人们常常谈到他，说如果现在世上有什么人懂得怎样过圣诞节，那就是要算他了。”

    《圣诞欢歌》于1843年12月19日由查普曼和霍尔公司出版。首印6000册，售价5先令，相当于今日的20.79镑，在圣诞节前全部售出，持续销售到新年，1844年5月第7次印刷，该书共计印到24版。

    作品受到批评家高度的评价。伦敦的文学刊物《雅典娜》杂志宣称此书是“一个既使读者哭、也使读者笑，使他们开启心田、伸出两手，以仁爱对待冷酷的童话……一道摆放在一位国王面前的精致的菜肴”。四年后以《名利场》蜚声文坛的大作家威廉·萨克雷在1844年2月号的《弗雷泽杂志》上撰文称，《圣诞欢歌》的出版“是一件全国的幸事，是献给每位男女读者的个人的善心”。权威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作了历史性的评价：“狄更斯突然想到并在几周内写成的《圣诞欢歌》……是一项不同寻常的成就——是现代文学中一部伟大的圣诞神话。……1870年伦敦一位小贩的女儿吃惊地问道：‘狄更斯死啦？圣诞老人是不是也会死呢？’——这对于狄更斯与圣诞节的关系以及他本人及其作品神话般的地位，都是一种赞美。《圣诞欢歌》很快便家喻户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