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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2年12月19日 星期三

    周有光《百岁忆往》的一些特点

    张建安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12月19日   10 版)
    《百岁忆往》,周有光口述,张建安采写,三联书店2012年11月第一版,25.00元

        周有光《百岁忆往》一书,由我来采写,三联书店最近出版。出版以后,有的朋友问我,周有光先生已经有口述图书,也有别人写他的传记,为什么还要出版你这本书?或者说,你这本书有什么新鲜的内容和特点?现在我来简要回答一下。

        第一, 这本书能体现周有光先生107岁的一些记忆和思维。文字虽然由我来写,但周先生先后三次修改,文稿上留下他密密麻麻用红笔修改的痕迹。他的记忆依然清晰,思维依然敏捷。我也希望通过此书告诉读者,周先生现在仍然每天看报读书,每天关注世界发生的最新动态,仍在每天学习、研究……他这么大的年龄都可以如此,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呢?终身学习,希望大家不要空耗了自己的宝贵光阴。

        第二,这本书的准确性很高。这是毋庸置疑的。有的口述作品,口述者在叙述时,虽然是自己的事情,但也可能因为时间长了而产生记忆的失误。《百岁忆往》的内容,周先生经过了认真的核对,使原来说过的内容更加准确,文字表达上也更加精准。

        例如:第一稿“生于晚清”的文字是:

        我生于清朝光绪三十二年(1906),后经北洋政府时期、国民党政府时期、1949年后的新中国时期,友人喜欢称我“四朝元老”。这是开玩笑的话。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这107年间,遇到许多大风大浪。八年抗日、十年文革是两次最大的挫折,浪费二十年。要不然,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修改后的文字为:

        我出生于清朝光绪时期,阴历乙己年十二月十九日,阳历1906年1月13日,今年107岁,经历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时期,友人喜称我“四朝元老”。这107年间,遇到许多大风大浪。八年抗日和十年文革,是两次最大的灾难。

        再如:有一句话原为:“现在欧美的有名的大学,大都是教会办的。”周先生改为:“现在欧美有名的大学,不少是教会办的。”此种改动,还有很多。

        第三,《百岁忆往》能反映周先生107岁时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和态度。有的态度与他本人以前也是有所不同的。例如对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的态度。在以前的一本周有光口述图书中,周先生就“五卅惨案”后离开圣约翰大学的经过这样叙述:“我们学生也要去游行,校长说:‘你们在校内开会都可以,不要出去。’学生一定要出去,为这个事情就闹翻了。”在《百岁忆往》中,周先生似乎不愿意对圣约翰大学和校长有任何的不敬,所以他只是如此记载:“卜舫济担任校长已经近40年了,大家对他很尊重。但是,这一次,我们学生去游行的时候,他阻拦我们,不让我们出校去。圣约翰大学及附属中学的学生宣布永远脱离圣约翰。”

        第四,这本回忆往事的小书,是与周先生的人生态度和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体现在全书中。

        我还是以周先生的几处改动予以说明。

        有一个标题,我最初写“夫人张允和”,周先生第一次改为“结婚”,第二次则改为“幸福靠自己”。这样的改动很有意思,第一次是考虑到准确性,第二次则包含着周先生对人生和婚姻的基本态度,这当然也是一种积极的提倡。很多人知道,周有光、张允和夫妇的婚姻是非常幸福的,但周先生告诉我们,幸福要靠自己,对于女性来说也是如此。夫妇之间,则“既要爱又要敬”,这是婚姻幸福的密码。

        还有一个标题,我原初写“我可以算是教徒,也可以算不是教徒”,周先生改为“人穷则呼天”。这节文字讲述抗战时期周先生最痛苦的一段经历,标题中同时一语道破许多人迷信的源头,非常深刻!

        全书的小标题大多按照我拟定的。周先生改了一些,如“往来好朋友”、“粮票”、“在上海”等等。

        第五,每一本口述作品,必然与采访者有很大的关系。采访的角度不同,必然会出现新鲜的内容。本书中对马寅初、溥仪、陈毅、老舍等人的回忆,对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传教士、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乃至对许多如曾国藩、张之洞、康有为等历史人物的评价,都有别的书中所没有的新内容。这里面文字不一定很多,但很有价值。例如评价曾国藩时说:“曾国藩在中国历史上,他虽然是捧皇帝,可是他有进步的一方面。他组织中国知识分子来抵抗落后的太平天国。”“评价历史事件的标准,是看它对社会发展是促进了,还是促退了。促进才是革命,促退就是以暴易暴。”再如评价教会学校,周先生说:“那个时候,中国自己办的学校很少,大学大都是教会学校。没有几个是中国自己办的。教会学校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影响大得不得了。这是一个进步的现象。教会学校不勉强你信教。很自由的。基督教传来好多很好的事情,不完全是坏事情。”周先生的话是他经历百年风云后的认识和思考,有的话我不能完全理解或赞同,但作为采写者,我要真实地记下他所说的内容。

        第六,在形式上,简洁是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有人说这本书文字太少了。殊不知,里面处处有珍宝。有的话,正因为少,读者更容易记住。只要记住几句,也许就受益终身。

        举几个与学习和研究有关的例子。

        “看报有门道”中有这样的话:

        一位年轻的英国老师问我和另两位同学:“你们怎么看报的?”他说:“看报有门道。第一,看完报,要问自己,今天的哪一条新闻最重要?第二,再问自己,为什么这一条新闻最重要?第三,还要问自己,这条新闻的背景是什么?如果不知道,就去图书馆查书,首先查《不列颠百科全书》。”

        我按照老师的吩咐去做,看报兴趣马上就提高了,觉得知识有所长进,同时锻炼了独立思考。 

        我们现在的学生,读书时往往囫囵吞枣,书是看的不少,看完后不去回味,结果收获往往很小。如果掌握了周老的这个方法,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肯定会大幅提高。

        此外,“读书按比例”,也是学生和教育工作者们应该特别注意的。

        因为简洁,有些文字需要读者特别留意。例如这一段话:“大学时我学的是经济学。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用统计、分析方法。后来我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字,也用统计方法,例如提出汉字效用递减率。”我感觉,这些话道出了周先生之所以能成为大语言学家的重要原因,那就是,他将经济学中的统计方法用在了语言文字的研究上。这对研究工作者而言,应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整体而言,本书看似小,文字少,包含的内容其实很多很多,方方面面,有许多可挖掘的宝藏。在 “后记”中,我这样写:

        在我的感觉,只要能说得清楚,周老不愿多用一字。

        举个例子:有一段话,我的原稿有114个字,18个标点符号,这样写:“欧美教育,有的翻译成博雅教育,有人翻译为自由教育。怎么翻译?不容易翻。就是它有两个概念:第一,要给孩子自由,不要管得太多;第二,知识基础要广。这一点跟苏联完全不一样。苏联,专业固定下来。全固定的好处,是大学毕业就好找工作了,但对将来的发展不好。这两个观念完全不同。”

        周老第一次修改后,变成44个字,9个标点符号,写:“欧美式教育,称博雅教育,有两个概念:第一,要给孩子自由,培养自学能力;第二,知识基础要广,便于将来的发展。”

        第二次修改后,变为34个字,6个标点符号:“欧美式教育,称博雅教育。要给孩子自由,培养自学能力;知识基础要广,便于将来发展。”

        如此修改以后,字数可说是少而又少,其实含金量更大,言简意赅。

        有些话则是微言大义,读者可以细细品味文字背后的含义。

        按照周老的意见,全书不配一幅图片。从形式上看,是再简单不过了。是本小书。但是我相信,会读的读者会感觉到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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