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是我的宗教”

    屠岸先生是我所敬重的老诗人。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认识他起，他的温文尔雅、博学多才、诚恳守信，便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我带着研究生不止一次访问过他，也不止一次和他一起参加诗歌活动。特别是一次到温州参加诗歌会议，会后游雁荡山。许多年轻人都跑到前边去了，我陪着屠岸先生慢慢地走，在清幽的山路上边走边聊，走累了，就在路旁的凉亭里或大石头上坐一会儿，接着聊。那一天，屠岸先生向我回顾了他的大半生——他的故乡常州的风情，他的书香门第的家庭，他的诗歌启蒙老师——母亲，让他与英文诗结缘的表兄，他的爱情与婚姻，他参加革命的经过后来在政治风浪中的坎坷命运……当时他还没有口述自传的想法，我算是较早听到他口述生平的人了。最近我有幸参加了屠岸90岁寿辰的纪念活动，先生留给我的印象不断在眼前闪现，现在写出来，表达一个晚辈对先生的敬意。

    在当代诗坛上，那些终生坚持写作、德高望重的老诗人，如牛汉、郑敏先生是被尊称为“世纪之树”的，而屠岸先生也当之无愧地是诗坛的一株世纪之树。之所以这样说，固然是由于屠岸的高寿，创作时间跨度大，创作成果丰硕，更重要地还在于他给当代诗坛提供了一种执着的精神，一种做人的楷模，一种高雅的风范。

    屠岸在晚年回顾他的一生时说：“我的精神寄托是诗歌。诗歌是我一生的追求，诗歌是我的希望。”“我没有加入任何宗教，但诗是我的宗教”。（《生正逢时：屠岸自述》，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343页。）诚哉此言！屠岸为诗而生，终生与诗相伴，不离不弃。

    屠岸从小受到母亲的熏陶。那时家中有一幅对联：“春酒熟时留客醉，夜灯红处课儿书。”下半联描述的就是屠岸当年的生活。他刚上小学的时候，母亲就手把手地教给他古典诗歌，用常州的古调吟咏诗词。初二时他写了一首五律，被母亲发现了，有些惴惴不安。母亲不仅默许他写诗，而且为他做了修改。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他走上了诗歌写作的道路。

    屠岸与英文诗歌的不解之缘则得力于他的表兄。他的表兄当时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正是从表哥处看到的《牛津英国诗选》和《英诗金库》激发了屠岸对英文诗的浓厚兴趣。表兄的老师周其勋是一位外国文学根底极厚的教授，他的讲义让屠岸对英文诗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从此使他与英文诗歌终生相伴。大家知道，在英国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中，屠岸对济慈情有独钟，他翻译的《济慈诗选》翻译得那么好，是由于他翻译济慈是融入了自己的生命体验的。济慈不幸22岁得了肺病，25岁英年早逝；而屠岸也是在22岁时得了肺结核，这在当时是可怕的病，使屠岸感觉到自己似乎与诗人济慈有同样的命运。济慈在贫病交加中对幻美的追求使屠岸把他作为诗神的化身。

    诗歌作为精神支撑，伴他走过了一生中最艰难的年代。1945年上海实行“灯火管制”时，他和表兄在黑暗中一起背莎士比亚、济慈的诗歌，度过那漫漫长夜。“文革”时屠岸在团泊洼五七干校感到非常苦闷，就和妻子背诵济慈的《夜莺颂》、《秋颂》，驱散心中的阴影。在文革抄家中，他失去了所有的书籍，但心中刻印的诗歌是抄不走的。

    屠岸的家庭真正做到了诗书传家。当年母亲是“夜灯红处课儿诗”，后来，屠岸自己的孩子长大了，每逢周末或节假日，他便与子女、孙子孙女举行“家庭诗会”，朗读、赏析诗歌，使他的家庭生活中充满了浓重的诗的氛围。刘禹锡曾有《陋室铭》传世，屠岸戏仿《陋室铭》写了一篇《斗室铭》：“室不在大，有书则香。人不在名，唯德可仰。斯是斗室，唯吾独享。隶篆依次立，水墨笼三墙。谈笑有知己，往来无大亨。可以阅莎士，听萧邦。无声色犬马之累，无追名逐利之忙。京都老虎尾，海上缘缘堂。竖子云：彼此彼此！”这既是屠岸书房的真实描绘，更是他心灵世界的展示，在充满物欲的世界里，诗人构建了一个高雅的、充溢着艺术气息的小天地，保持着他善良、温厚的天性和渴求心灵自由的灵魂。

    他1938年开始写诗，1946年第一次以屠岸为笔名发表作品。1943年，在江苏吕城时，面对鲜活的自然界，创作才思被激发出来，写下了大量的诗歌，形成了他的第一个创作高潮。建国前从事民主革命活动时和建国后到“文革”结束前，他写诗很少，他称这阶段是他创作的荒漠期。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期，这是思想解放时代，大量的吟咏景物的诗及政治隐喻诗喷薄而出，这是他创作的第二个高潮。19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再次找到了在吕城时的感觉，进入写作的痴迷状态，衰年变法，形成了他创作的又一个高潮。屠岸的诗歌自觉地把个人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联系起来，把个人感受与哲学意蕴结合起来，把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与西方诗歌的现代手法结合起来，注重诗的语言提炼和表现张力，产生了重要影响。屠岸的代表作《纸船》、《深秋有如初春》、《水仙》、《济慈墓畔的沉思》、《出夔门》等，集中地反映了诗人对真与美相统一的境界的追求。

    就屠岸诗歌创作的主流倾向而言，其诗学思想与价值观与济慈十分相近。他的作品表现出的是“纯美”，是用美来对抗丑，他对人世的爱就体现在对美的歌颂上，他认为新生的东西是有力量的，因为它拥有美。“真即是美，美即是真”是他的名言。

    你所铸造的，所有的不朽之诗，

    存留在“真”的心扉，“美”的灵府，

    使人间有一座圣坛，一片净土，

    （《济慈墓畔的沉思》

    这是屠岸对济慈诗歌的高度评价，也可视为诗人对自己诗歌的期许。是什么力量促使诗人以美来对抗丑呢？2003年10月，我带着研究生访问屠岸的时候，学生向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您的诗歌写作是否有一个基本主题或是存在着一种基本的关怀呢？”屠岸做出了这样的回答：“我认为孔孟之道的精粹是仁者爱人，是一种博爱。我的世界观受到孔孟之道的这种影响，就是‘爱’。我爱母亲、爱亲友、爱同胞、爱祖国、爱人类、爱真理。这与马克思主义关爱劳动人民，昭示人类的理想——共产主义是相接近的，因此这成为我22岁入党的一个动因。我的第一首诗《北风》也是在这种爱的动力下写出的。当时我住在上海萨坡赛路，时常会见到在寒冷的北风中冻毙的‘卧倒尸’，我受到很大的震动，记下了这段悲惨的见闻：‘北风呼呼/如狼似虎/寒月惨淡/野有饿殍。’当然我也有恨，恨一切丑恶、虚伪的事，恨人民的敌人、民族的敌人，实际上这也是爱的延伸，爱的扩大。如果说我的诗有一种基本主题，我认为就是真爱。诗歌创作必须体现爱，必须敢于说真话、写真情，要敢爱、敢恨，敢于歌颂、敢于抨击。”这段坦诚的自白，是诗人心灵的写照，不仅有助于理解他诗歌的内在意蕴，而且有助于理解他为人的原则。

    屠岸给人的印象是儒雅温和的谦谦君子，但他决不是唯唯诺诺的老好人，而是“智欲圆而行欲方”。在有关民族道义的大是大非面前，屠岸是敢于亮明自己观点的。《生正逢时》中，他对舒芜的“卖友求荣”，对周作人的附逆投敌、对张爱玲爱上大汉奸胡兰成等，均有尖锐的批评。而对自己在“文革”中违心地批判田汉，则不只一次地表示忏悔。

    屠岸的口述自传以“生正逢时”为题，这想法得之于吴祖光。有人说吴祖光一生坎坷，生不逢时，吴祖光拿起笔来写下“生正逢时”。屠岸借这四个字构建了他自己，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这一代知识分子所遭遇的苦难和所感到的精神困惑是空前的；但是他们没有气馁，没有绝望，而是用知识分子的气节和尊严，直面时代，直面自己的心灵。诗人的这种气度与风骨，不是对后来者的最珍贵的启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