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临沂大学想到蔡元培“去行政化”

    光明日报11月25日在头版头条刊登《临沂大学八位处长辞职当教授》一文，并配发短评，随后又发表多篇后续报道和读者讨论。临沂大学出台了导向教学和科研一线的优厚政策，以“导向教学、导向科研、导向高层次人才”为基本原则，下决心把高层次、高职称、高学历人才向教学和科研一线引导，提升大学内涵、突破人才瓶颈。   

    这个话题的探讨确实很有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相信随着讨论的深入，将有更多的思路和观点出现。短评中引用北京大学原校长蔡元培在1918年开学典礼上的“大学为纯碎研究学问之机关”的倡言，值得深入研究。沿着这个思路探究下去，蔡元培当时是怎样“去行政化”呢？查阅1918年的《国立北京大学评议会规则》，果真发现蔡元培主导的北京大学“去行政化”的模式，有必要进行剖析梳理。

    当初北京大学的学校构架是：一是设立评议会议，司立法。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校长兼任议长。“校长、学长及各科教授每科两人自行互选”组成，“以一年任期任满可再被选”。后来有14个学科的教授会。立法事项全校遵守，行政事项由行政会议执行。二是组建行政会议，司行政。校长兼任会议议长，作为教务以外的全校最高行政机构和执行机关，由合议制的各专门委员会的委员长、教务长和总务长组成。并成立总务处，主管人事和事物工作。专门委员会有组织、预算和图书等12个。三是建立教务会议，司教务。废除学长制后，设立教务会议包括教务处、各学科教授会（系主任）、预科委员会和研究所等，互选教务长和系主任，任期一年，教务独立。当时大约有14个系和3个研究所（文科、理科和法科）。

    以上模式构架明确、层次分明、互相制约、彼此协调。以议事协调方式解决学校教务和行政问题。这种模式在“去行政化”的同时，还兼顾了学校的方针战略、行政服务和教授治校等有效运作。这种模式同临沂大学的改革有很大的相同之处，都是教育回归教学科研的一次有益探索。一方面把人才引向科研教学一线。通过下决心改变价值导向和利益分配制度，让教授的地位得到尊重和凸显，让人才自然流向教科研高地。另一方面把人才合理配置到行政岗位，破除“官本位”不是不要“官”了，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有那么一个制度环境，能让大家各得其所，教授们安心做学问，处长们静心搞治理。

    这使我们不禁又想起另一位北大校长、我国第一位教育学博士蒋梦麟的一段话：“有真学术，而后始有真教育，有真学问家，而后始有真教育家。今不讲学术，而望有大教育家出，是终不可能也。无大教育家出，而欲解决中国教育之根本问题，是亦终不可能也”。 民国时期的大学组建和稳定只用了10年时间，可见只要路子对，我国高校“去行政化”和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应当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