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创作中的“聋”和“哑”

    俄罗斯伟大批评家别林斯基曾站在他所处时代的风尖浪口之上，高傲地向世界宣布：“俄国没有文学”。

    最庞大的俄罗斯帝国怎么会没有文学呢？俄罗斯不是有享誉世界的大文豪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和果戈理吗？

    别林斯基发出的像黑夜里的枪声一样嘹亮的宣言，不无沉痛地指出俄国没有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即没有真正属于人民的文学。

    综观当下大批量涌现的各式散文选本和各类作家文集，且不说什么“大散文”、“文化散文”、“学者散文”、“新生代散文”、“小女人散文”、“在场主义散文”，让我们甩掉这些迷惑人的命名，单驱直入走进现实，听听现实人生向我们提出的问题，一旦与问题结合，我们便会立即明白这些散文是多么的不堪重负和苍白无力。  

    现实是连着过去的，切断过去丧失记忆，我们便没了痛感的神经，也没了存在的深层体验。鲁迅先生说：“在我的文字背后，浸透着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的血”，因而，写作便如黑人作家莫里森所说，是为了作证。

    散文不是纯粹美的表现形式，亦非浪漫主义的幻想；散文是革命的现实主义，是人民的文学。它的枝叶在空中伸展，根系深扎大地，它依赖精神为自由招魂。

    “诗歌只能够在生活的个别时刻和精神的个别状态之下萌生，散文则时时处处陪伴着人，在人的精神活动的所有表现形式中出现”（洪堡特语）。由于这种特性，散文并不讲究技巧、形式、语言的优雅，它须忠于人的感情、思想和信念，通过内心的道德吁求，书写真实。

    即使在受限制和不自由的天地，散文也要呼唤自由，进行冲破限制的战斗。散文注定是要反专制、反压迫、反奴役；弃教条、避学院、避密室的。它需要旷野、需要野性的力量、需要丰沛的热情，也需要大胆的实践。散文的实践，首先是一种争取自由的行动，体现在创作中，便是通过对不自由的内心体验，进行无遮蔽的自由言说。散文家的眼泪包含着他人的泪水，他心中的自由包含着他人的不自由，他的命运包含着千百万人的命运。

    散文家因其对人的本性的理解，决不像普通人那样安于现状、贪图享乐，他们选择与自由一起受难，一起流亡。由于心灵深处的自律要求，散文家反对个人化的写作，他们渴望冲出牢笼，自由飞翔；他们是迎着时代激流英勇搏击，甘愿付出牺牲的斗士。

    列夫·托尔斯泰说：“为人类的艺术家，因内心的痛苦，绝无心胖体肥的”，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担心自己“不配享有他的苦难”，罗曼·罗兰则大声呼喊道：“我憎恶那些软弱的理想主义者，因为他们不愿直面人生的悲剧和人性的弱点”，“忍受苦难不是伟人的目的，而是对他的考验”。

    于是，卡夫卡笔下的饥饿艺术家，德富芦花《写生贴》中以血作画的画家，与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被捆绑在高加索岩石上遭鹰蚕食的普罗米修斯一道，以受难艺术家卓绝的形象，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而柯罗连科的《盲音乐家》，茨威格笔下写法国国歌《马赛曲》的鲁日，为世界著名宗教歌曲《弥赛亚》谱曲的韩德尔，则是另一类典型。他们分别在双目失明，摸着黑暗放弃追求的日子里，在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荒废岁月中，在病入膏肓，濒临死亡的最后时光，因感染了人民的苦难，听到了人民的哀嚎，接触了广阔的世界，当他们把个人的痛苦变成对社会实现自己的义务之时，才得以奇迹般的重生、复活。

    这是艺术的胜利，更是人的胜利。柯罗连科为此动情地写道：“一种动人心弦的调子，像草原的风一样幸福而自由地在那缤纷而辽阔的生活熙攘中间，在那有时凄凉、有时庄严的原野上空，顽强、有力地倾泻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