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何林先生在南开的岁月

    1987年，我和内子王黎赴京301医院，看望病重的李何林先生。他已入睡，他的儿媳在旁照顾。我了解到李师1927年入党和参加八一起义，已获得承认。他的儿子被错划为右派，已经平反，调至北京。这两桩事是他的心事，他这时可以得到些安慰了。

    来到南开

    李先生是1952年全国院校调整时调来南开的。语言学家邢公畹有一回忆，讲得很清楚，其中说：“1952年，我曾代理南开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因为要出国，文学院院长冯文潜先生属意于何林同志，希望他来担任系主任。那时候，何林同志已从高教部调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几经磋商，何林同志以党籍问题没有解决，愿意等到在北师大解决了这个问题再说。当时南开大学文学院支部书记魏宏运让我到北京对何林同志说：解决党籍问题，在南开大学和北师大是一样的。这里行政上缺人，希望他能来，后来终于来了。”

    加入中国共产主义同情组

    李师来南开后，与先期来校的文学家、翻译家、担任外文系主任的李霁野教授，同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同情小组——这是中共天津市委创建的，也可能是天津独有的。两位先生有不少相同的经历，如都是安徽霍邱人，都是未名社成员，都曾在家乡搞过一次暴动，1946年都在台湾省编译馆任编纂和台湾大学任教，1948年回到大陆。同情小组每周举行一次组织生活，谈思想，每次我都参加。当时党员很少，贯彻党的方针政策，都是通过同情组来实现。同情组员颇受群众的尊重。

    上一世纪50年代初，历史系和中文系办公室教务干事均由宋绍武担当，历史系系主任郑天挺和中文系系主任经常在一起研究教学。郑、李有相同的看法，认为必须加强学生的基础知识。他们决定中文系马汉麟到历史系讲古代汉语。许政扬讲古代文学。历史系派我到中文系讲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

    李师知人善用，交游广，其学问道德颇受时人称赞。他聘请马汉麟、许政扬、陈介白等人充实教师力量，又聘请周扬、曹靖华、许广平、老舍、王瑶、杨晦、王朝闻、张毕来、张庚、贺敬之、吴组湘、游国恩、林默涵、方纪、阿垅等著名学者和作家来校演讲，以繁荣学术。应聘来校演讲者，没有演讲费，只是他自己掏腰包请吃一顿饭。对原有教师如彭仲铎、华粹深、孟志荪等，非常尊重。对青年教师则采取一切方法，促其成长。到今天，耄耋的中文系教师，无不称赞李师的人格魅力，正如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达·芬奇所讲：“谁播种道德，谁就收获荣誉。”李师使南开中文系成为鲁迅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镇。1956年他招收的研究生如吴火、刘家鸣、陈鸣树、胡炳光，以后又招收田本相、张菊香等共10名。这些人后来都成为研究鲁迅的著名学者。文革后，李师曾向我详细谈及其撰写《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的过程，我理解他是教我如何思考问题及写作。他知道那时我正在研究八一起义，于是很详细给我讲八一起义及他参加的全过程，还将报刊上相关文章，剪下来，亲自送到我的家中。每遇我所需的近现代史书，都亲自送给我，并嘱咐我开夜车不要过12点，以免影响身体健康。

    1956年李师的声音震动了南开园，学校在大礼堂召开贯彻向科学进军的誓师大会，李师现身说法，讲了自己的学术抱负，说愿意与北大王瑶教授携手共进，赢得阵阵掌声，鼓舞动员了所有师生。与会者都以李师为榜样，写出自己的进军计划。

    面对“打倒李何林主义”

    1958年是大跃进的一年，左倾思潮和浮夸风同时发生。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错误口号下，一切都“大办”，越出了常轨。教育领域中发生了“拔白旗”运动这一严重违反教育规律的事例。当时，河北省委领导（时天津归河北省管）这一运动的张承先事后反思说：“在红专大辩论中搞插红旗，拔白旗，实际上形成了对一些持不同意见的老师的围攻，严重伤害了他们的感情，这对教育工作是致命的。”

    我是这一运动的见证者，也是受害者。这一年暑假被称为“共产主义暑假”，没有放假，师生除参加各种劳动外，就是批判授课教师。大字报铺天盖地。那时是不要教师的年代，把教学中的一切都归之于两条路线的斗争。大字报必须上纲上线，冠以“资产阶级”、“封建思想”或者称“修正主义”的帽子。中文系教师曾给大一同学开出《四部备要》、《艺概》、《四部丛刊》等38件古典文学的必读和参考书目。还有一位教师对学生说：“要搞学问就要大量地读书，多看古书自然会学好……”还以鲁迅、闻一多为例，鼓励同学说：“多接触古文脑子就会特别清醒，搞起研究也就会有成就。”这些都被指为“厚古薄今，脱离实际，脱离政治”。中文系党总支委员会指出：“继续深入思想革命，彻底搞臭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教育思想和治学方法”。

    李师是一位独立思想的学者，在批胡风时，他以激动的口气说：“胡风和周扬积怨太深，周扬的宗派情绪一直很强，鲁迅如在世，日子怕也不好过。”1958年“拔白旗”运动，李师又站出来，极力反对这种非理性教育革命，他说真话，说实话，认为这样的革命打乱了教学秩序。当中文系两位优秀教师遭到围攻时，他愤怒了，说：“拔白旗拔到马汉麟和许政扬身上。他们二人，我是多么不容易把他们请来，是两匹好马，现在拔白旗拔到他们身上。”当一些激进的青年教师，组织刚入校的新生，给高年级写各科课堂讲义的事发生，李师心直口快，认为“这是胡来，刚入学对基本知识都缺乏，怎能编写讲义呢！”有的青年教师以集体编写的毛泽东论文艺代替中国文学史，李师明确表示，毛泽东论文艺可以开，但不能取消中国文学史。李师富有智慧，遇事喜欢深思熟虑，始终认为这样的教育革命偏离了正常的轨道。但是这种思想不适于激进的潮流，他被认为是顽固、保守的人，“打倒李何林主义”的大标语出现了，很醒目的贴在新开湖旁的图书馆墙上。他对此泰然处之，也许是他的革命经历太丰富了，他对错误毫不低头，相信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诚实地生活着，依然穿着朴素的衣服，在校园昂首散步，维护着自己的尊严。

    小问题成了大问题

    1959年国庆之际，天津《新港》编辑部约李先生撰文，庆祝建国10周年，李师撰写出《十年来文学理论和批评上的一个小问题》，探讨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问题，其中引用毛主席对这一问题的论断，批评了当时只强调思想第一，忽视艺术性的倾向。未曾料到，这样的正确论断，竟被指责为修正主义，形成了全国性的大批判，很是轰轰烈烈了一阵。其来由是《新港》并未刊登，而是暗地里复印一份，寄到《文艺报》——这已显示极不道德了。《文艺报》负责人张光年，虽是李先生在昆明时的同事，却又强制性地将其公开发表。李先生多次和我谈到他对张光年做法的不满。但当他的高足宁宗一撰写出《批判李何林同志修正主义文艺思想》，让他一阅时，他却能冷静地看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沉思地说：“文章写得太长，句子仍然是那么欧化，有的地方批我批得不是地方，有的地方你根本没理解我的意思。”从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位大学问家高不可攀的高尚风范。

    在被绑架的日子里

    文革开始后，原党委就虚构了何（锡麟）、娄（平）黑帮集团，勇于直言的李先生，遭遇到一生最大的莫名迫害。7月29日，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议决：8月15日前完成第一个战役，即完成对吴大任、郑天挺、滕维藻、李何林、李霁野、李华、邹本基、魏宏运等几个全校重点人物的批斗。8月15日以后，转入第二战役，即由全校性的批斗转入各大队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批斗，于是，全校依此推开运动。8月4日，李先生和我等接受“勒令”，到南大主楼前，胸前被挂上“黑帮”牌子示众。8月7日，校党委又组织著名的“全面开花”，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和黑帮的，均带上高帽子游街，背上挂上牌子，牌子上写上名字，名字上打上红色的╳，每一系都有七八个人。李先生、李霁野、郑天挺、滕维藻和我特别受到“厚爱”，学校以16开铅印本，列出各人的罪状，如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白专道路、网络牛鬼蛇神等等。在全校全市散发。8月中旬，学校在东门内搭起席棚，搞了一个百丑图，贴出每人的“罪状”及被丑化的面孔体形。李师占有一席之地。我们每天在一起劳改，被抄家，毁掉书籍、卡片，然后“扫地出门”，李师由北村搬到13宿舍一小间屋内。1967年，李师遭到更大的打击，被“八·一八”红卫兵绑架，蒙头盖脸地押到校外一幢楼的一间房子内，像坐监狱似的，整日面对四壁。从窗户中望出去，看到外面贴有“打倒乔国铨”的大标语，才知道被关在天津医学院（乔是该院党委书记）。有一天，一天都未给他饭吃，到了晚上，才扔进了两个窝头。这是李师后来告诉我的。他器重的许政扬因不堪忍受多年积累的卡片和书籍被毁，病中被批斗，愤而自杀，连骨灰也没有下落。李师受的打击、苦难和创伤，实在太深太深。

    鲁迅研究室和

    鲁迅博物馆的掌门人  

    李师是一位异常坚强的人，即便身处逆境也未曾动摇过研究鲁迅的决心。研究鲁迅是他生命的乐章。1973年，他的《鲁迅的生平与杂文》（陕西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出版了，立即赠我一册。时为文化沙漠时期，人们迫切需要精神食粮，这部书的出版适逢其时。

    1976年，国家成立鲁迅研究室和鲁迅博物馆，谁来担当这一重任，李师是最好的人选，甚至可以说，“非李莫属”。经他的好友，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推荐，李师赴京履新，告别了工作24年的南开。他在南开有爱有憾，有沉有浮，有欢乐有悲伤，也有依恋，感情是复杂的。他离津时，我到他家送行，相互依依不舍。以后我和内子多次到北京去，总要去朝内史家胡同5号看望李师及师母王振华。

    李师生于1924年1月，1988年逝世，一生醉心于研究鲁迅。他在《亲制悼词》中，对自己作了如实的评价：“六十多年来，为党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人才，坚持五四以后新文学的战斗传统，发扬鲁迅精神，驳斥了鲁迅生前死后一些人对鲁迅的歪曲和诬蔑，保卫了鲁迅思想。”

    李师是一位传奇式的学者，在生命的轨迹中，为革命，为学术，奋斗终生。斯人已逝，风范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