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之版本

    钱基博《版本通义》，自序写于1930年5月2日，当年有油印本。193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列入《万有文库》，1933年又列入《百科小丛书》。1955年5月重校，1957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其间《叙目》又单独刊于《南通报·文艺附刊》1930年6月26日第29号，自我评价说：“余读官私藏书之录，而籀其所以论版本者，观于会通，发凡起例，得篇如右。”

    其书宗旨在书末一句：“於戏！版本之学，其始以精校雠，其蔽流为骨董。”盖钱氏用意在于反本归原，提升学术，而不汲汲于所谓学科之独立。我国学术传统向来为一种整体观，“理一分殊”，个体不离整体，离整体则个体即不能成立，不离整体而恰可以成就个体。“八风九歌，以相成也。琴瑟专一，谁能听之？”整体与个体，合则两成，离则两毁，故钱氏此书虽曰创兴，而首重“原始”。

    但钱氏此书内容其实比较简略。全书共四篇，为《原始第一》、《历史第二》、《读本第三》、《余记第四》。《原始》论汉至唐五代，《历史》论宋至清，分期虽不同，实为一线贯穿。《读本》依经史子集分论要籍版本，如通行之书目。《余记》论刊刻著录之家，兼涉掌故。严佐之先生认为钱书“主要看点约有二端：一是‘会通古今’的‘义例’，二是‘重在校勘’的‘义理’”，实则书中“义例”与“义理”之高揭并不甚扎实。

    其书由四部论，为子家体。由钱氏平生著述论，为“通义体”。钱氏另有《骈文通义》，1934年由上海大华书局出版，共五篇，为《原文第一》、《骈散第二》、《流变第三》、《典型第四》、《漫话第五》，与《版本通义》体例相同。

    书中三次提到“版本之学”，而不言“版本学”，用语与《书林清话》“目录版本之学”相类。究其用意，“学”谓学术，尚非现代学科“某学”、“某学”之意。

    倒是钱氏在1932年的一篇演讲，明确以“版本学”为主题。演讲的整理稿甚简，原刊《无锡图书馆协会会报》1932年第3期，其中说道：“研究国学者，须研究版本学。版本学在中国，尚未成一种学问。”著作称“通义”，演讲则称“学”，大概演讲须顺应时趋之故。

    叶德辉《书林清话》一书，1920年刊行。“清话”为札记体，宋以后多有之，如《玉壶清话》、《道山清话》、《太平清话》之类。别称“清言”，即《四库提要》所谓“明季清言小品”，如《娑罗馆清言》、《兰畹居清言》。而叶氏此书专论刊刻，又别开“书话”一体。惟其书洋洋十卷，逾12万言，目验既精，复能裁断，时人往往不及，叹为观止。而论其治学渊源，本承叶昌炽《藏书纪事诗》，而与“书志体”之《郋园读书志》相表里。缪荃孙《序》称之为“版本之学”，仍非现代学科之“版本学”之意。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以创建独立学科为用心，追论“版本学”起源，多以钱基博《版本通义》及叶德辉《书林清话》为标志。其主要者如戴南海《版本学概论》（1989）、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1992）、姚伯岳《版本学》（1993）、黄永年《古籍版本学》（2005）均如此。严佐之《版本通义·导读》说道：“湘潭叶德辉《书林清话》……无锡钱基博《版本通义》”、“版本学史上最早的两部学术专著相继问世”。

    按“版本学”的独立及其起点实际上是一个现代学科观念问题，背后所反映的是西方知识价值体系在中国的应用问题，而与历代版本自身的状况无关。换言之，作为现代学科的“版本学”并不是陆续地和逐渐地形成的。

    版本学界有关的讨论意见纷纭，如李明杰所说，关于版本学起源有先秦说、西汉说、宋代说、清代说、当代说五种，同时版本学的历史分期又有三段论、四段论、五段论三种。实则此处的起源说与历史分期说都只是通常的历史流变问题，“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乃是学术常理，原本不能截断众流，突然加入一种“起源”在其间。

    虽然民国间学者并不以营建学科框架为急务，但是若干重要的论著还是被忽略了。叶长青的专著《版本学》便是一例。

    叶氏《版本学》一书，厦门大学油印出版。其书封面为篆书“版本学”三字。内容共计八章，正文270页。书首有陈衍、龚乾义及《自叙》三叙。《龚叙》作于1925年4月，《自叙》作于同年5月。

    此书又有陈钟凡《叙》，署为1925年冬，单独刊载于厦门大学《国学专刊》，其中说到“余昔为大学诸生述《古书读校法》，中华图书馆协会邀共寻研，尝取周贞亮、李之鼎《书目举要》，补正数十事，为治目录者之一助。嗣思遍征古今版本，汇为一编”；“十四年夏，归自岭表，道出厦门，见叶君俊生已先我为之。凡五阅月，邮寄全书，裒然巨帙”。

    陈衍《陈》又见《陈石遗集》。陈衍又有《与叶长青论版本学书》，称“寄到新辑《版本学》一巨册，乞余为叙”。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各《叙》都明确肯定的叶氏《版本学》的著作价值和创始之功，如陈衍《叙》称：“长青多著述，近复成《版本学》一书，穷源流，殚穿凿。不见三月，脱稿十余万言。”《与叶长青论版本学书》又称：“长青之书，顾略观大概，但觉其体例甚当，征引甚备。”《龚叙》称：“乡来谈版本学者匪鲜，而剖芒忽，原终始，程效用，成一家言，断自俊生。则谓版本学创自俊生，其可？”陈钟凡《叙》称：“其言校勘，增‘避讳’一则，言体制，详征宋元后官私雕椠，并补余说之未尽，足与叶德辉《书林清话》相辅而行”。

    合龚乾义、陈钟凡二人之见闻，均认为“版本学”为叶氏首创，当可据信。

    叶氏《版本学》一书内容，已有意识以新方法建立新学科，如说：“‘校勘学’者，以科学方法，校正版本之错误也。”其论版本校勘，主张求外证、内证。提出：“甲骨为近二十年来新发现之物，校读三代古籍，此为最得力矣。而金石竹简，足以补苴罅漏者，亦复不少。”首引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从中明显可以看出作者兼容旧学与新学的态度，而与现代潮流同一趋向。

    按民国间之旧学、新学，所读之书与所操之方法并无不同。所不同者，旧学之怀疑在于以怀疑而求真求信，阐旧开新，疑古派之怀疑目的在于遂行打倒推翻，根本否定本国学术。

    我国学术传统，既有形而下之迹，又有形而上之道，其学术大原如此，所以章学诚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说。版本之学，其形下之器的特征最为明显，但亦未尝不有形上之义。其义即在于反辅校雠，进而辅经辅道，所谓“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版本学之“原始”正在于此，故叶长青论版本学而首论校雠学、目录学，即寓归本之意。

    而陈衍《叙》亦称“独喜其言‘版本学与校勘学之关系’、‘版本学与目录学之关系’，为版本学实用所在，非仅备骨董家谱录”。又称：“道咸而后，经史学衰而校勘未衰，言版本者未能由校勘而考据经史，但见援版本以入目录。”清人版本之学表面看来长盛不衰，实则有向上与向下完全不同的两种趋向。版本家热衷于雕版字体之一点一画，而对于经史典籍夺落颠倒之证据“绝不能有所改正，斯则骨董家之缺口瓶、折脚铛”而已。

    陈衍的观念与钱基博所主张的“版本之学其始以精校雠，其弊流为骨董”，可说完全一致。

    叶长青与钱基博曾为同事。1927年9月，钱基博至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任教，曾主讲“目录学”。1930年制定的《各学年学科和讲授纲要》规定，第二学年必修课可开设“目录学”，选修课可开设“版本学”。这当是钱著《版本通义》的背景。1930年8月，叶长青至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任教，而叶氏的《版本学》在此之前已经著成了，并且其中《论版本学与校勘学之关系》一章还在《国学专刊》创刊号刊登，只是未标明文章与《版本学》一书的关系，故学者罕知其事。

    除此以外，叶长青还有《闽本考》、《明清藏书家图记表》、《十五年来之校雠学》、《二十年来中国之校雔学》等文，均与叶氏的版本研究有关。《闽本考》曾刊《图书馆学季刊》，并单独出版，前有短叙称“兹篇为拙著《版本学》之一章”。另就叶长青个人的整体规划而言，他有所谓“治学六法”之说。《版本学自叙》云：“六法者，采版本外，精小学、识时代、通地理、治目录、明典章也。”可见其治学途径宽广。衡以叶氏已有著述，尚不及其半，其生平夙志未申亦可概见。要之，叶长青著此《版本学》一书，故非素无计划、率意而为者。

    吴芳吉有言：“俗学好限范围，好执定义；正学贵在受用，贵能自得。”照说学术当以古今流变、中西融通为大端，而我国现代学科之建立率皆始于清末民初之际，诸如文学史、哲学史乃至外国文学、西洋哲学各科究竟始于何时何书，并无太多意义。但问题既然存在，总须有一判断。而既然是现代学科，最终当以“某某学”的出现作为具体依据，否则观念多有不同，内容先后递进，缺乏绝对标准，势必聚讼无止。由此而言，叶长青《版本学》一书，就目前所知确属第一部版本学著作，其成书年限比钱基博《版本通义》早了整整五年。此则恰如研究者所云：“不知道当年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叶长青被彻底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