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多语种文献研究的义和团运动

    侧重海外中文资料和外文资料

    资料集对推动相关研究的可能贡献有待改进的一些地方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没有史料，有再好的问题意识，再好的理论和方法都是空谈，更危险的是往往因史料占有的片面，得出偏离历史真实的结论，不但对我们探寻历史的真相无益反而会带来误导。最大限度的占有资料，倾听来自不同方面的声音，是还原历史真相和促使历史认知走向完整的保证。六十年来义和团研究的历程可作为一个注脚，我们对义和团运动的认知正是随着原始文献一步步呈现而逐渐丰满和完整的。

    早在1950年代，中国史学会就编辑出版了翦伯赞等编的大型资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1959年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又编有100多万字的《义和团档案史料》，1964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又编成《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这些文献偏重于官方和官僚士大夫所记录的义和团资料，比如关于义和团的上谕奏折、士大夫日记、笔记等，为学界研究义和团提供了一个上层视角。1958年，全中国兴起编写家史、厂史、社史和村史等“新四史”活动。山东、天津、河北等地的高校开始对各省内义和团运动做大规模和延续性的调查。这项注重挖掘民间资料和下层民众声音的工作断断续续持续到1990年代。其中以山东大学路遥教授带领的团队成就最大：1980年出版了24万字的《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到2000年义和团运动100周年时，又将这些调查资料全部整理出来，出版了110万字的《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南开大学魏宏运教授及其学生也展开对天津义和团的调查，出版了《天津义和团调查》文献。其他省份也出版了区域义和团史料，如黎仁凯等编《直隶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乔志强所编《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等。这些田野调查资料将眼光下移，注重倾听下层社会的声音，极大地弥补了上层材料的缺陷，为更深入地研究义和团运动尤其是其源流与组织提供了丰厚的史料基础。路遥、周锡瑞等关于义和团运动起源的杰出研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批文献。

    但这些史料主要是中国文献，只有少量外人记录。义和团运动不仅仅是一个中国的社会运动，且是一个关涉多国的国际事件。从1980年代起，学界已开始注重外文文献的收集整理，比如《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胡滨所译的《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及《义和团资料丛编》中的多种史料（如《1900-1901年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1901年美国对华外交档案（有关义和团运动暨辛丑条约谈判的文件）》等）。但这些相对海外义和团史料的总量，仍为沧海一粟，直到国家清史工程立项后，开始清理海内外散存的清史文献，海外义和团史料的大规模收集整理才成为可能。

    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路遥先生不仅是义和团研究专家，而且在文献整理上同样硕果累累经验丰富。由其主持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项目，实为最佳人选。项目启动后，即开始组织人力收集整理和翻译相关文献，集数年之功，终于完成5卷8册的《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其中中文卷2册，英、日译文卷各2册，法、德译文卷各1册，每册70余万字，共计约550万字，是一项收集和翻译中文和海外义和团史料的大工程。路教授曾指出义和团运动研究要取得新的突破，关键一点是要由重视中文资料及田野调查向开发包括传教士记录的外文资料的转变，路教授此项目的完成，正是其学术旨趣的一种实践。

    《中文卷》分上下两册，主要是从1897-1901年17种海内外中文报刊（包括教会报刊）中辑录的义和团史料，包括史实和评论两部分，以上海地区报刊为主，兼及其他多个省区刊物，是了解国人对义和团记录和评论的重要窗口。

    《英译文卷》包括上下两卷，由10种著述组成，包括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A. H. Smith）1901年撰写的《动乱中的中国》、司米德《Stanley P. Smith)1901年所著的《中国内幕：中国危机的故事》、弗拉里（D. C. L. J. Freri）神父编写1901年出版的《在北京的中心：樊国梁主教围困日记》、美国传教士卜舫济（F. L. H. Pott）1900年撰写的《义和团暴乱析论》、美北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1900年出版《北京之围：中国对抗世界》、克莱门茨（Paul H. Clements)1915年出版的《义和团之乱：政治及外交回顾》、英国卫理公会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wn )1936年出版的《义和团及其他中国问题的回忆录》，英国外交官翟兰思（Lancelot Giles)所写的《北京使馆被围日记》（1970年出版）及上海文汇西报馆所编的《义和拳起事：中国义和拳之乱的历史》。

    《日译文卷》分两册，一为日本外务省编撰的《外交文书·北清事变》（1956年出版），该书是日本当时对各地义和团运动的调查报告及日本参与八国联军对华作战过程的记载；二为日本参谋本部编撰的《明治三十三年清国事变战史》（1904年印刷），是日本加入八国联军联合镇压义和团运动经过的记录。

    《法译文卷》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为1955年出版的兰文田（S. J. Rosario Renaud）所著的《徐州：中国的主教辖区，1882-1931》；第二部分为当时法国人尤其是传教士对义和团运动中遭遇的记载，包括书信和报刊文摘等；第三部分是当时法国对义和团运动的回应与评论，主要来自教内外报刊。

    《德译文卷》也涵盖三部分：一是曾在山东传教的圣言会传教士、兖州教区主教韩宁镐（P. Augustin Henninghaus）所撰写的圣言会传教士福若瑟（St. Joseph Freinademetz，1852－1908年）神父生平及其在山东南部传教的历史，其中义和团经历是其中的重要部分；二是当时德国对义和团运动的部分评论，包括德皇、传教士、德国教内外报刊等对义和团和传教运动的回应；三是曾到山东传教的德国方济各会士郎汝略（Vitalis Lange）所撰的《山东开教史》，记述龙华民开教以来到1929年天主教在山东传播的简史。

    这些文献在西方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国内尚未翻译，对相关学术研究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目前最权威详尽的资料汇编。本次汇集的出版，必将为义和团运动研究的进展和研究取向的转变产生巨大的影响。

    资料集对推动相关研究的可能贡献

    义和团运动并不只是属于中国，同时它关涉世界。在近代中国的大事件中，有这么多的国家卷入其中，还是第一个，而在那一刻，全世界都在聚焦中国，这也是义和团研究吸引海内外多国学者参与的重要原因。它不是一个单边或双边事件，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多边性国际事件。过往的义和团研究已取得巨大的成绩，但难以获得整体突破的瓶颈在于它需要多国档案和文献资料的交互运用，而对于任何一个研究者而言，这都是有较大困难的。所以学者们可能在某些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但在整体突破上仍显乏力。这一方面归结于多国文献收藏的零散，搜罗难度大，其次在于多种语言掌握的限度。任何一位学者要全面掌握所涉国家的语言进而最大程度的掌握相关的材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必然要寻求集体合作，路教授的这项努力对多国、多语种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翻译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为我们从多个国家的视角审视义和团运动提供了可能。当然，这还只是跨出了一步，介入义和团的远不止八国，即使是八国中奥匈、意大利等国的义和团文献也尚未引起足够重视。而且在本汇编中已着重搜罗的英法美德日等国的义和团文献仍有大量材料有待开掘。未来如果要使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取得创造性突破，多国文献的挖掘与交互使用将是中外学者共同面临的难题，也是一个极富挑战和吸引力的研究课题。这不但有利于我们从国际视野审视义和团运动本身，也有利于我们以义和团运动为窗口去体认当时的国际环境与相互关系。

    本汇编对多国文献的翻译整理，也有利于进一步理解各国官方间、民众之间的分歧与互动。过往，我们谈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外国势力，多以“八国联军”称呼，以为外国列强间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实际上，尽管各国有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共同需要，且走向了事实上的共同行动，但各国间并非没有分歧。在参战、联合、进攻、谈判等多个环节，都是一个列强间相互博弈的过程。此外，各国民众包括在华的传教士、商人等对义和团运动的回应与评论也是有很大差异的。像法国传教士在报告中就多次指斥德国在胶东半岛的行为是义和团运动爆发的诱因。各国民众间、本国国内与在华民众间都有很大的不同。即使是同一国家的民众如在华传教士对义和团运动的回应就是同中有异，而民众与官方间的分歧更大，尽管也有同一的一面。比如本汇编中对当时法国和德国朝野于义和团运动的评论史料的收集，就为我们窥探其中的同异打开了方便之门。当然，本汇编的收集还只是个开始，还远远不够，我们还想听听美国人民的声音，俄国人民的声音……比如俄罗斯国立克拉斯诺达尔大学的В.Г.达齐申就指出1900年俄罗斯报刊曾正面宣传中国人民。我们需要更全面的审视当时各国朝野对运动的回应，而这需要对各国相关材料的广泛挖掘。义和团运动是引起当时国际社会上下广泛关注的一个国际事件，抛开政治、外交和军事的层面，进一步延伸到话语的层面，从话语分析的角度深入的剖析各国朝野包括中国朝野对义和团运动的评论与分歧，也许不失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与路径。

    路遥教授还敏锐地看到义和团研究中的一个演变：由重视义和团起源研究向重视义和团战争过程研究转变。早在1980年日本学者小林一美前来山东参加义和团运动80周年学术讨论会，会议促使他感到有责任研究镇压义和团运动的日本政府和军队的动向、战争经过等，从而才有1986年其专著《义和团战争和明治国家》的问世。但该书只是以日本为个案，探讨了其与义和团战争的关联。近来旅美学者相蓝欣著《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呼吁研究者要把义和团研究的重点移向“义和团战争”阶段。义和团运动不仅是一个中国的社会运动，同时是一个以中国为阵地的国际战争，而后者常常是我们忽略的一面。从“义和团运动”到“义和团战争”的转变，不仅是义和团运动研究跳出中国走向跨国研究的一种尝试，也为审视义和团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本汇编中对日本外务省编撰的《外交文书·北清事变》和日本参谋本部编撰的《明治三十三年清国事变战史》的翻译，为我们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和契机，但离真正的从跨国的角度研究义和团战争，尚有遥远的距离。

    民教冲突是义和团运动兴起的直接原因，基督教会、传教士及本土信徒也是在义和团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部分，但在过往研究中对义和团与基督宗教关系的深入研究并不多见。狄德满教授的《华北的暴力和恐慌：义和团运动前夕的基督宗教传播与社会冲突》（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据其199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较早在这方面做出努力。2004年台湾和香港两地都分别举行了“义和团与中国基督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是旨在推动相关的研究。本汇编编译了大量传教士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著作，多达8种，另外德译文卷、法译文卷及中文卷都从海内外的教会报刊中拣选了大量中外基督徒对义和团运动的记载和评论，为我们了解基督宗教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境遇及传教士对运动的评价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为我们理解义和团运动本身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有待改进的一些地方

    当然，本次文献整理也存在若干不足。

    首先是各卷文献的选编标准不一，尽管都是围绕义和团运动展开，但主题不够集中，较为分散，不利于对相关问题展开系统研究，比如日译文卷纯为外交和军方文献，而在其他卷册中却完全看不到类似文献，德译文卷和法译文卷较为接近，从德、法文报刊中积聚了许多散篇文献，但英译文卷却纯为相关著作集合。总之，文献主题不够系统难免给人散乱的感觉。

    其次是部分文献的拣选欠妥，如所选英文文献都是已正式出版的书籍，并非未出版的档案资料或手稿等，在现今资讯发达的时代，查询并非难事。尽管这些书籍对研究义和团运动有很高的价值，但可能有更多的比这些史料更有价值的文献等待收集、整理或翻译，特别是未刊文献或查找不便的稀见史料。

    最后，另据笔者有限的翻阅，翻译校对可能存有部分问题，如对有些原文不顺或译意不明的情况，最好应加注释。英译文卷收弗拉里所编《在北京的中心：樊国梁主教围困日记》，按作者英文名为Rev.J. Freri D.C.L，译者将Rev.直译为“牧师”。但弗拉里系天主教徒，应译成“神父”并加注释为是。还有，翟兰思所撰《北京使馆被围日记》，但在目录中却将作者误为宝复礼，显系出版校对之误。这些错误本应避免。